投壶是一种西周贵族的娱乐活动。当年的贵族的娱乐，往高大上了说，都有礼的意义，所以，也可以说是投壶之礼，有人说，此礼源于射礼，是贵族的成人礼，彼此比试射箭，看哪个本事大，后来这个本事不行了，就转为往酒壶里投，比较省力。显然这是不对的，西周贵族无论什么时候，六艺都是要讲究的，而投壶，跟武艺关系不大，就是一种玩法。至于玩的人，是不是会寓教于乐，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按大戴礼记上讲，投壶是在招待宾客时举行，宾主分两队，每人四支没有箭头的箭杆，投中多者获胜，负者饮酒。从这点看，所谓的投壶，本质上，就跟现在的猜拳相似，本是一种饮酒宴享时的游戏。如果非要将之解释成修身正己的一种形式，穿什么衣服，采取什么姿势，达到什么效果，说白了，都是后人的过度解读。当然，后世的儒家这样的过度解读，是一种惯性，不这样的话，自己的饭碗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儒家的礼制，对于约束人的行为，使循规蹈矩成为一种习惯，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礼制，一般体现在朝礼、官仪和人际礼仪上，经过长期的演练，耳濡目染，形成一种生活习惯，从身体到肌肉，都认可上下尊卑，官场等级秩序。至于投壶，则用处不大。越是强调其正身修身作用，规规矩矩，严严肃肃，一本正经，就越是没用。谁在喝酒享乐的时候，不去放纵一下，反而假装正经呢？所以，宋代以后，这种玩意，渐渐就消失了。
民国之后，文化人的反传统和军头们的恢复传统，是两股迎头相撞的潮流。文化人越是激进，军人越是保守。反之，军人越是保守，文化人也就越激进。当然，这里说的文化人，只是一部分，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在其列，他们站在军人一边。
孙传芳是北洋的后起之秀，1925年底，他打跑了南下的奉军，江南五省归附，异军突起，变成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尽有江南锦绣之地，孙大帅扛起的，是克己复礼的大旗。当时，他以师事之者有两位，一个兵学家蒋方震，一个是儒学大师章太炎。每月聘仪多达千元，但凡有点事儿，还会多给。那个时候的千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钞票，百万元不止，可见执礼之殷。
师事蒋方震，是他的军人本色。但是，尊礼章太炎，却是为了恢复传统。但是，不像袁世凯，恢复传统，实行祭天之礼，重新提倡尊孔。他孙传芳提倡的，是恢复投壶之礼。
孙传芳提倡的投壶，当然不是玩的，而是一种过于正经的仪式，为了让这桩早已被人淡忘的仪式再现，在章太炎的指导下，江苏的大同音乐会等团体，已经演练了多次。正式举行时，已经到了1926年的春天。第一次，在江苏督署的大厅里进行，各级官员和各省热衷此道的士绅们，云集于此。原本是要请章太炎来亲临指导的，但不知为何，章太炎本人没来，只派了一个代表。参加仪式的人，文官一律长袍马褂，武将则一身笔挺的戎装。所有人都正经地端坐在特意摆放好的亚字形的宴席桌旁，看着身着古装的礼乐生在古乐声中投壶。投壶者分成两队，一对四人，在司仪的喊礼声中，依次投壶。每投一次，行礼一回，互相揖让。胜负已经无所谓了，参与者感受的，就是这份正经和庄重。此番投壶之后，不久，又在乐山公园（即前江苏督军李纯修的公园）的英威阁大厅，来了一次，第二次参加的人更多，声势更大。
孙传芳的投壶之礼，让进步的文化人感觉很搞笑，而且是在开历史倒车式的搞笑。作为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先生还撰文对老师参与投壶的行为，感到遗憾，说他在拉车屁股。但是，作为孙传芳，煞费苦心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跟吴佩孚崛起的时候，选择站在激进一边不同，孙传芳的崛起，选择了站在激进的对立面。因为他发现，吴佩孚的路没有走通。
他的路走通了吗？当然也没有。过不了多久，事实会告诉他，他的失败来得更快。儒家传统真是一种遗憾的文化，每每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被拾起，拾起之后，又发现除了费钱费力之外，毫无用处。孙传芳提倡恢复古礼，但是，他自己连北洋系传统的打仗不杀战俘的规矩都不讲，将战败被俘的北洋老将施从滨一枪就给毙了。由此埋下了他下野之后，被施从滨女儿施剑翘暗杀的种子，比多数北洋人，下场都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