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不是一个瓦特或马云就能做出来的（上） |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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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和新工业化尝试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事实上之前已经尝试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建了160多个现代化大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也搞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包括组建北洋水师，还选派留学生出国，终止了科举考试等等。但是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这个唯一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

正因为晚清精英阶层用了半个世纪无法解决中国90%以上人口的贫穷落后问题，无法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结果朝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成为泡影，沦落成为一个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这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尝试。这一次是从高层政治制度上着手解决工业化问题，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辛亥革命提出“天下为公”的进步思想，当时的中国精英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吸引西方资本，搞金融自由化市场经济。

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政府新建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还有十里洋场和各种灯红酒绿的租界。但是这场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触及农村这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基础，没有触及土豪劣绅的利益，没有能力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在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40年之后，农村仍然是一片赤贫，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官僚买办政府的倒台。

其实辛亥革命依据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好就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东西，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和专制统治，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保护了地主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外国资本的利益，工业化就能顺理成章了。然而并没有这样。

国民政府统治40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民不聊生，被列强宰割的中国。

民国时期几大军阀派系 图/趣历史

晚晴末年农村的贫穷景象并没有因为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而发生任何改变。1920年代到1940年代长期在中国考察的英美社会学家们准确描述了民国时期中华大地私有土地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下的贫困惨景：

“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三百多万人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勒（R.H. Tawney）） “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William Hinton）（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这些图像可以说是所有前工业化时期农业社会的处境，也是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因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花了近100年时间，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8岁，农村仍然贫困，而且还国破家亡，落后挨打，被日本大举进犯、烧杀抢夺、肆无忌惮地蹂躏。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决定向苏联学习，采纳了计划经济，希望更快地实现工业化。

计划经济下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很多伟大成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搞了一百五十多个大型工业项目，还有两弹一星。但是更重要的成就其实在农村。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者有其田，到处办了学校和卫生医疗防疫站，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农民生活习惯得到极大改善，水利建设欣欣向荣。虽然生活水平还很低，这些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爆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乡镇企业的大面积繁荣恰好是在所有农业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这个基础还体现在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农村广泛建立了社会信任，军阀和地方恶霸势力被彻底歼灭，农民自我组织起来办事情搞生产的能力（即广泛形成原始企业的能力）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个体的自主决策权利，这第三次工业化尝试仍然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同样的困境，那就是在依靠农业剩余来补贴城市重工业建设的方式下，广大农村仍然贫穷，生产力低下，靠牛耕地，粮食不够吃，城市普遍使用布票、粮票、油票等限量供应，消费品匮乏，重工业产品的零部件要么依靠进口，成本高昂，要么依靠手工完成，无法实现量化生产，以至于农业机械化遥遥无期。因此，如果没有一场新的改革，这种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基础的工业化难以为继，无法引爆一场不仅生产技术能够不断升级而且普通百姓生活水平能够同时不断提高的“工业革命”。

与清朝和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建国后完全的计划经济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全的重工业体系，但是为什么还是无法引爆工业革命？为什么所有采纳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都需要一场经济改革？英国工业革命的秘诀究竟在哪里？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中究竟缺了一些什么关键元素？这是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面临的历史和世界难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如果一切推倒从来，简单地回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行吗？政府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并全面采纳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或休克疗法，行吗？

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具有比同时期欧洲和英国还要好的市场机制和土地私有产权保护，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当时分别用了50年和40年时间应该可以引爆工业革命并基本实现工业化。可是没有。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运动。

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毕竟都含有市场经济。所以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拒绝全盘西化，拒绝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而是决定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元素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经济元素，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走通了。

邓小平的新经济改革终于在洋务运动120多年之后，在辽阔的中华大地成功引爆了一场震撼全球的中国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的威力，是当年大英帝国崛起时的100倍，是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时的20倍，它猛烈地撞击着18世纪以来由欧洲殖民主义肇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因此成为人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历史和地缘政治事件。

而这一点，资源富饶的、盲目崇拜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非洲没有做到，民主政治和金融自由化普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彻底引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

所以流行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以此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们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失败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1978年前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实现人均收入和百姓生活水平的经济腾飞，就是因为搞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很多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动用了国家力量高经济建设，就是因为国家办了那么多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就是因为建立了一套共产党的基层行政组织，就是因为搞了公立医院和国有银行。因此他们建议把这些东西全部私有化，把党和地方行政机构撤销，让西方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或者干脆西方人和西方资本来管理中国（甚至殖民中国），然后中国经济就可以腾飞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为什么没有腾飞？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为什么没有腾飞？全盘西化不就是回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机制状态吗？但是这样会奏效吗？

答案是否定的！简单地像俄罗斯改革那样把所有国企和国家资源私有化并且让政府退出一切经济领域、放弃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绝不会奏效！要知道俄罗斯在改革前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了的国家，而且具备欧洲文化传统，在全盘西化的改革以后都沦落为依靠出卖自然资源为生的无法生产自己的家电产品的国家，那中国改革开放时还只是一个拥有80%农业人口的普遍用牛耕地的农业国，像俄罗斯那样被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折腾以后的景象可想而知。

让我们再次重温晚清时期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市场机制下，中华大地的资源是如何配置的：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刻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摘自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1839-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后写下的《中华帝国见闻》，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五章）

其实人类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一直处于私有制和天然市场经济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历史学家描述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状态，而不是工业化的状态。小农自由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贫穷农业国采纳计划经济的目的正好是为了打破这种靠私有制无法打破的均衡状态。正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没有让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反而被欧洲列强欺负，所有贫穷国家在独立建国以后才渴望另找一条新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

那么当年的大英帝国是如何依靠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机制首先打破这种天灾连年的马尔萨斯状态的呢？很多西方训练出来的国内学者说是因为有了民主和自由。可惜英国工业革命至今虽已有将近250年，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弄清楚它发生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所谓大英帝国是在民主自由的良好私有产权保护和完美市场机制与法律制度下开启工业革命的说法是一个弥天大谎。

著名经济史学家默克尔（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

“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因此，经济史学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才无可奈何地哀叹道：“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这是为什么目前只有不到15%的世界人口完成了工业化。别说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就是连模仿别人的工业革命也很难！因此才会有这么多落后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不是因为他们都搞了计划经济，反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农业私有制度下没法自然产生工业化，它们有些才去采用计划经济的。这个计划经济如何出现的历史事实一定要搞清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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