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谁的艰难时代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经济危机由此开始，持续数年。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Black Thursday）。

图为 黑色星期四的华尔街

 大萧条，谁的艰难时代

文 | 徐瑾

（青年学者）

1932年，欧美经济一片哀鸿。据说有人写信给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询问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凯恩斯勋爵用一贯的俏皮方式回复，“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一共400年。”

关于大萧条如何改变欧美历史甚至“二战”等大事件走向，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经济学家也为大萧条列举了能够想到的无数种原因——虽然迄今仍没有完整共识，但这并不妨碍精英们认为大萧条已成过去时。且慢，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经济、政治、政府以及英雄之外，我们是否遗忘了大萧条中的普通人？

大萧条这一黑暗时代，较中世纪的数百年而言短暂，似乎不过是历史中的短短几页，却是无数人一天天咬牙熬下来的苦日子。美国作家及广播主持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艰难时代》（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因此值得一读，此书以数百位人物的口述史为本，从个体观察以及生命体验出发，记录了美国大萧条不同横截面。

失业的人们

阅读这些记录很容易发现，大萧条往事并不过时，当失业、倒闭、财富蒸发等发生时，并不因文化与时代有太大差异。一方面，整个社会充满耻感又毫无头绪，“大萧条让人觉得尴尬。那是对国家体系的羞辱：美国模式看起来是那么成功。突然之间，问题出现，一切都不灵了。”另一方面，冲击带来的后遗症是大家羞于谈钱又分外重视金钱，“从三十年代开始，大萧条就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习惯和氛围：金钱万能。你的立场是什么？大部分人——包括年轻人在内——都会选择美元”。

作者特克尔，也是大萧条的经历者。泰坦尼克出事那一年，1912年，他出生于纽约，后来随家庭搬到芝加哥，读了久负盛名的芝大法学院。如果不是大萧条，特克尔的人生大概会有所不同，但大萧条的到来，使他几乎没做过一天律师。从各种兼职开始起步，阴差阳错进入广播业，他以自身的特有风格，成为芝加哥媒体圈一代名人。

特克尔工作到90多岁才退休，一生出版了18本著作，以口述史形式展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工作方式比较传统，依赖磁带录音，毕生都没学会开车。他逝世于2008年，生前得过普利策奖、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加入了美国艺术文学院。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记录。

《艰难时代》

斯特兹·特克尔 著 王小娥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2月

他采访过不少名流，从音乐明星到民权人士，但他最为人记住的一点，是他自下而上的平民主义色彩。在他的节目及书中，普通人尤其是中下层人群的观点永远占据重要位置，无论其收入、肤色、阶层与性别如何。因此，他被认为以一己之力构建了美国平民史。

与《光荣与梦想》等经典相比，《艰难时代》叙事风格不同。二者都谈到大萧条，但前者以时代为主角，小人物即使出现，也不过是大人物不起眼的铺垫，读后也许大家只记住罗斯福如何英明神武地拯救了美国人民；《艰难时代》则以平民为主角，更关注普通人的磨难，或许称之为“耻辱与失落”也不为过。

例如，可以对比看看二者对于退伍老兵的记录。1932年夏天，两万多名绝望的“一战”退伍军人自称“补偿金远征军”，在华盛顿特区聚集。因普遍的生计困难，他们期待能够提前领取原定1945年下发的补偿金，折算下来大概每人500美元。不过国会不受理他们的请愿，总统胡佛也没空见他们，最终“补偿金远征军”和陆军发生了冲突，爆发了著名的“华盛顿惨案”。

这一记录在《光荣与梦想》中作为序曲展开，立场中立，叙述平和，具体结果如何却语焉不详。而在《艰难时代》中，一位“补偿金远征军”参与者吉姆·谢里登（Jim Sheridan）从他的视角回忆了发生的一切，“我永远忘不了那幅画面⋯⋯麦克阿瑟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过来了。女士们，先生们，我绝对没有瞎说，他骑在一匹白马上。他后面跟着坦克，正规军的部队。”

政府将老兵行为被视为暴动，年轻的正规军用刺刀、步枪枪托和催泪瓦斯来对付他们。“他们比征讨大军年轻，这就像是儿子在攻击爸爸。”胡佛总统对此反应是，“谢天谢地，我们的政府还知道如何对付暴民。

征讨大军最终并没有拿到补偿金，至于吉姆·谢里登本人，在参加完在补偿金征讨事件之后，一路流浪到纽约，因为不是常住居民而没法得到救济，沦为职业乞丐。他打趣自己有好几个稳定的主顾，其中一个经常无奈感叹，“老天，难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我你就不认识别人了吗？”这种含着心酸的幽默，恰恰是普通美国人心灵的最宝贵闪光点，也是正规历史书上难以读到的一页。

《光荣与梦想》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之后，其写作模式及文字风格甚为契合当时偏好宏大叙事的趣味，影响了几代新闻业从业者。但是回头来看，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也许“光荣与梦想”式的华丽篇章已经太多了，而“艰难时代”这一路关注普通人的作品，则显得太少。如果有心人愿意去尝试，当下变化不居的时代中，应该不缺乏有价值的中国故事。

《光荣与梦想》

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年3月

《艰难时代》由不同立场的叙述者讲述，难免有集腋成裘之感，这是其特点，也可能是被人诟病的缺点。譬如不少读者批评《艰难时代》信息太琐碎，都是零章断片，五六百页的全书缺乏主线。这也难怪，人们阅读书籍或阅读历史之际，往往带着“获得”的想法去读，因此每每也需要一个结论，否则难免有茫然甚至宝山空回的惆怅——这在知识贩卖时代尤其需要，潮流弄潮儿往往会悉心抚慰这种集体焦虑，毕竟不少知识经济产品已经细化到“此处可作ppt”“此处可作为谈资”之类的指导。

退一步审视，历史或者记忆，其意义何在呢？恐怕不是一句美丽的口号可以简单代替的。真相往往复杂而模糊，背后是由几代人生命的努力、探索、失败与成功的无序碰撞而成。大萧条这样戏剧化的历史场景，更是如此。也正因此，这本书不是一本大萧条的简明须知手册，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谁于此受损，谁于此得益，罗斯福新政有没有用之类的大结论，而是通过独立的人生故事，展示当时社会的诸多侧面。

历史之中的宏大叙事，往往会随着时间变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结论鲜明的逻辑主线。这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人造的，其主体无关升斗小民。对比之下，个体记忆更凌乱、更细微、更琐碎，因此也更具有差异性，更具有真实的生命力，犹如时代的多重变奏。这是大历史中最为宝贵但也最容易被遗忘的一部分。

现时代中，人们习惯于追逐观点，但是惟有有穿透力的观点才能形成观念，流传后世。一般而言，简单直白的事实或者不加评价的记录，在多数情况下对后代更具价值——这也是《艰难时代》价值所在。全书有着典型的特克尔风格，问题不带评判，倾听充满同情，多数是原汁原味的采访记录，甚至可以说非常原始，也没有明确的统一体系和最终结论，但却可以由此衍生出不同结论。

在美国，有一句俗话打趣，“大萧条还不坏，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反过来说，大萧条带来什么感觉，其答案更多不取决于谁在回答。幸好，特克尔拒绝简单，给了我们足够丰富也足够复杂的答案。

一个曾经历过镀金时代与爵士时代的纸醉金迷的国家，可以沦落到什么程度？有人感叹，“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有人大胆投机，甚至依赖内幕消息成为赢家。比如前记者阿瑟·罗伯逊（Arthur A Robertson）就专门买下那些因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24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也有人看到股市下挫开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就此赚了很多钱，不得不向心理医生倾诉负疚感，“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从那些孤儿寡母的手里抢钱。”

大萧条对于有形世界的塑造，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但是大萧条如何塑造人们的心灵，这一话题始终未引起同等重视。《艰难时代》指出，大萧条使得人们拥抱金钱、害怕贫穷。比如有个公务员，只要手头存够了钱，就会去买一块土地，理由是，“如果再来一次大萧条，我还可以靠它们过活。”她始终忘记不了自己以香蕉充饥的味道。为此，有人感叹大萧条就是病，一种心理疾病。

问题在于，大萧条真的结束了吗？欧美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避免了大萧条式经济崩溃，但普通民众尤其中产阶级收入增长面临停滞甚至缩水，这是一种更为缓慢更为温柔的大萧条。其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例如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一种新革命。

时代变迁，无论大萧条还是革命，其形貌都有所转变，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到泡沫经济破碎之后的日本，都没有简单重复大萧条形态，但其实质或许没有真正的不同。

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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