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和义和团事变的微妙关系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 （注：因礼仪之争等缘故，康熙、雍正将大部分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 ；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 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 雍正帝是个极猜忌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雍正二年）、查嗣庭、吕留良（俱雍正四年）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

尤当注意者，雍正帝学问虽远不及乃翁，他却最爱出锋头和别人争辩。 他生平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与吕晚村（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侣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若仅读他这两部书，我们并不能说他态度不对，而且可以表相当的敬服。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

像这样子哪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 他在位仅十三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的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 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 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 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 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21页​

“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馀闻》）

参见：《庚子西狩丛谈》第217页

义和拳之乱，所以酿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复杂，而根本症结，实不外于二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