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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亲爱的肖萨娜，对你而言，你的法语书名“疯癫与文学之物” [1] 呼应着拉康“弗洛伊德之物”的表述，是吗？
费尔曼 ：拉康将无意识称作“弗洛伊德之物”，无疑是想借此回到我们自以为知道其难以预料性和奇异性的物（ la chose ），并强调物对清晰界定的抵制。同样地，通过“文学之物”，我想以此来命名那些既转移又超出了“文学”（这个术语的惯例层面）的东西。因为惯例是静态的，但文学之物则相反，它在某个文本内触动着我们（在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也就是唤起阅读者并让该物成为一个与我们有关的物。
虽然“文学之物”的表达式有着强烈的暗示性，但它事实上并非拉康对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他物（ chose autre ）的命名的简单回响；我认为，更为深刻的是，文学之物自身是与无意识扭结在一起的。不过，这也并不妨碍精神分析惯例性地谈论“文学”。对于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最好的情况是，分析结束的时候文学之物和弗洛伊德之物（不管它们是些什么）不过是“同一物”（ la même chose ）。然而，在这本书中，文学之物有着全然不同的特殊性：它恰恰是另一物。可以确定的是，文学之物与弗洛伊德之物一样，也是某种抵制之物，即对阐释的抵制。在我的书中，就像疯癫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文学之物也是语言的科学即语言学所不能解释的；只有精神分析科学可以勉强为之。无论知识如何试图掌握它，文学之物总是解释的剩余、阐释的过度或过剩。在拉康的某个文本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段落表明了这一点，虽然该段落不是在谈论文学，但它却给予了文学之物一种阐释（因为它总在谈论的别的事物与人们所说的文学之物有关）。拉康写道：“任何一个文本如果触及真理，它的字面性（ littéralité ）就会增加，这是由弗洛伊德的发现所揭示的结构性原因。” [2] 我可能会说（并且我也尝试着这样去论述，特别是在有关亨利·詹姆斯的《疯癫与阐释》一章中），从定义来看，文学是（书写的）话语的身体，而该话语的字面性（在这种语境下，它意味着对阐释的某种特殊抵制）与所给出的阐释的数量保持一种正比例增长关系。
对我来说，人们或许借由疯癫可以很好地“理解”但并非“通晓”文学之物，它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过程。因此，关于疯癫的文本，我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之物？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但却相反的是，对我来说，疯癫的问题似乎能够并且只能够向文学之物提出：文学之物既在奈瓦尔、福楼拜、巴尔扎克和詹姆斯的著作中，又在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的著作中。因为文学之物也栖居于——横亘于——理论性的文本中。不过，它讲述的东西不单单是理论，还涉及理论自身的疯癫：它如同沉默证明了理论言说之外的某物。我在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文本越是‘疯狂’——或者说，文本越是抵制阐释——其抵制阅读的特定模式就越是建构了其‘主体’和文学性。在每个文本中，文学所叙述的恰恰是其对我们阅读之抵制的特殊性。” [3] 文学之物确实是一个物，它制作了某物：某个与词语有关、与我们有关，同时却无法被我们的阅读所把握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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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勒：那在你看来，你的著作与精神分析有怎样的关联呢？
费尔曼 ：显而易见，我的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渗透着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也得益于精神分析让我的写作充满了活力。但由于文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视作是不证自明的，我就试图重新考察这种关系的动力，即使之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种关系并非精神分析对文学给出的回答，而是它们彼此向对方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质疑的根本不是精神分析在文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而是二者之间的互相蕴含（ implication ）。应用，意味着这两个正在被讨论的领域之间的一种外在性的关系；相反，蕴含（ implicare ，意味着“混合在一起”）则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始终认为，文学不简单地外在于精神分析，而是内在于其中的。正如精神分析探寻文学的无意识，文学也恰好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分析的理论和文学之物的关系构成了理论未加思考的东西；其证据如同被窃的信一般就藏于眼皮底下。
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提出的所有概念中，关于文学之物的理论最为重要——最具启发性却极少被探究——的概念是移情（ transfert ）。依循夏尔·莫鲁 [4] 的论文及其“精神批评”（ psychocritique ）理论，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由于分析性的文学诠释缺少移情概念，才使它与精神分析区分开来。相反，我认为（并试着进行详细地论证），阅读的每种效果（也就是说，每种意义效果）首先是移情的效果。对我而言，出于文本的移情刺激，人们可以反思和重新定位文学之物。但是，这种移情刺激需要在它与其他理论语境（而不仅是精神分析）的关系中被重新思考。在本书的序言中，我指出了我所说的那些其他的理论参照——它们至少可以丰富与文学之物有关的精神分析的概念。请注意，此处的阅读是由一个悖论构成的：一种“文学的”阅读无法在分析师和被分析者的角色间作出抉择。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学分析（或能指的解码）类似于——至少是隐约地类似于——阐释的工作，这是分析师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文本作为被分析的对象远非“病人”，它反而相当于主人（ Maître ）。人们常谈及“杰作”：对于我们而言，文本具有一种特定的权威形式。它完美地占据了修辞的位置，那正是所有的移情能量所导向之处。这就是“理应知道”的东西：理应知道意义的东西。因此，文学的读者悖论性地既占据着分析师的位置（处于阐释的关系中），又占据着被分析者的位置（处于移情的关系中）。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文学视作分析师的移情领域呢？而文学的移情效果（由文学之物向读者的位置发起言说的权力所产生的意义效果）如何能成为符号的符号呢，即成为文本性自身之存在的符号呢？这些就是我在书中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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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你能不能谈一下美国在你书中的位置？
费尔曼 ：首先，美国构成了一段距离和一种关于法国的视角：对话的视角使我通过接触理论上不同的概念以及全然不同的思维风格，将法语语境去中心化并动摇它。我在本书中主要提及了三种美国思想，即皮尔斯（ Peirce ）的符号学、围绕奥斯汀（ Austin ）所谓的述行语言的讨论，和保罗·德·曼以及所有属于记者们乐于称之为“耶鲁学派”的著名人物的修辞学与哲学思想。
精神分析在美国的情形与在法国相反，它显得相当天真。但天真（由此与拉康文本中所呈现的难题有关）的反面或许就是拉康的沉默，越是可感和恼人，就越会被听到。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拉康的思想并非一种编码（已知之物），而是作为一种不安的和驱动的力量，即与所有行为类似的一种行为，它仍然根本地陌异于自我认识：完全地前所未有。
注释
[1] 肖萨娜·费尔曼，《疯癫与文学之物》（ Lafolie et la chose littéraire ）， Paris: Seuil ， 1978 。——译注
[2] 雅克·拉康，《写作集》（ Écrits ）， Paris: Seuil ， 1966 ， 364 。——译注
[3] 肖萨娜·费尔曼，《疯癫与文学之物》，同前， 350 。——译注
[4] 夏尔·莫鲁（ Charles Mauron ， 1899 — 1966 ），法国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翻译了福斯特、伍尔夫等当代英语作家的作品。他曾提出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见其著作《从执迷的隐喻到个人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