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当父母决定：竞争力选择的性别差异（When parents decid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23年3月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该研究作者包括Jonas Tungodden和Alexander Wille´n。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父母为孩子做出了各种或大或小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持久影响。在本文中，作者提供了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父母选择的第一个实验证据，也即研究了父母如何为孩子做出关于竞争的选择。作者研究父母对竞争的选择，主要出于如下两个原因。首先，竞争被证实是许多重要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竞争可能有助于解释部分结果中的性别差异。为研究父母如何为孩子做出竞争选择，作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结合了两个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和高质量的行政面板数据。基于该数据，作者推导出了父母对孩子的竞争力选择，研究了父母选择的解释机制，并检验了父母选择对孩子长期教育结果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该文为父母对孩子施加影响的新渠道及其对关键教育成果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其次，作者为最近的一支文献做出了贡献，其表明实验测量的偏好和信念可以预测青少年的晚年教育和职业选择。第三，本文建立在大量关于劳动力市场结果中性别差异的文献基础上，揭示了一种新的性别差异机制。第四，作者首次检验了父母如何为孩子做出竞争力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竞争力相关文献。第五，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竞争中性别差异的成因。
研究设计
本文实验在挪威实施。挪威被公认在减少性别差距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然而，男性和女性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劳动力市场高度性别隔离，男女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持续工资差异。其次，虽然女孩在受教育程度上优于男孩，但他们所追求的学位类型存在很大差距。具体来说，男性更有可能追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位以及与更高经济回报相关的学位。第三，男孩和女孩在如何做出选择方面存在重要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性别差距有关。
挪威的学校体系包括10年义务教育（从孩子6岁开始）。课程由中央政府制定，95%以上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在成功完成义务教育后，每个孩子都有权接受3-4年的高中教育。虽然高中是自愿的，但每个队列中均有95%以上的人选择入学。高中由两种不同的轨道组成：学术轨道为学生提供直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职业轨道为学生提供行业熟练工人证书。职业课程并不直接授予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挪威大约50%的学生选择参加职业教育。进一步地，这两个轨道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子轨道。关于学术分支，学生可以选择体育运动与体育教育;艺术、设计和建筑;媒体与传播;音乐、舞蹈和戏剧;以及通识专业。作者专注于研究通识专业，并将其视为学术轨道。
在本文设定下，学生通过一个基于十年级成绩的集中系统申请高中。学生可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课程，申请包括对居住县的课程和学校进行排名。如果申请人数超过课程容量，学生将根据义务教育成绩分配。作者研究中学最后一年的孩子，就在他们即将做出选择之前。
（一）实验招募
为招募参与者，作者联系了距离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2小时车程内的所有中学。而后，作者通知这些学校，表明其想对他们的十年级学生进行一个1小时的实验，并将根据学生在实验中做出的选择支付费用，然后邀请学生的父母参加相关的实验。进一步地，作者告知学校，表明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对青少年教育决定因素的理解。表1的Panel A显示，参与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与未参与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非常相似，与全国平均水平非常相似。
下图展示了招募过程。
（二）实验实施
实验于2017年3月和4月进行。因为家长被要求为孩子做出真正的选择，所以家长实验设计在儿童实验开始前完成。为了防止父母和孩子影响彼此的选择，作者进一步设计了一种最小化父母和孩子相互沟通能力的实验。具体地，因为父母实验在孩子离家完成，孩子实验在上课时间进行，所以家长和孩子很难分享实验的信息。此外，家长被要求不要告诉孩子他/她参与了实验(直到孩子完成实验之后)。
（三）孩子实验设计
孩子们可以选择在非竞争性或竞争性激励方案下完成这项任务。非竞争性激励将为孩子的每个正确答案提供5挪威克朗的奖励。而对于竞争性激励，每回答一个正确的问题，这个孩子将获得15挪威克朗的奖励，但前提是这个孩子的表现优于随机选择的另一所学校的对手(他完成了这个任务，获得了非竞争性的奖励)。每个孩子被要求完成这个任务三次。在第一轮中，孩子被要求独立选择一个激励方案。在第二轮中，孩子被要求根据父母选择的激励方案来完成任务。孩子没有被告知父母已经决定了第二轮的奖励计划。在第三轮中，所有的孩子在同样的激励方案下完成任务，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共同的表现衡量标准我们实验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孩子的选择不受父母对他们的选择的影响。我们通过让孩子们在了解他们在后面的回合中会做什么之前做出选择来做到这一点。
在完成三轮测试后，作者得出了关于赢得竞争的可能性的信念，对冒险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父母会如何为他们在非竞争性和竞争性激励之间做出选择的信念。
（四）父母实验设计
在实验开始时，家长收到了孩子实验的描述。描述与提供给孩子的一模一样。然后，父母被要求在非竞争性和竞争性激励之间做出选择。家长被告知，孩子只会被告知所选择的激励方案，而不是父母选择的激励方案。父母的竞争选择没有得到激励。在为孩子选择了激励方案之后，父母们被告知，孩子们将被要求为自己做出同样的选择。父母被问及他们认为孩子会选择什么。这种信念的激发是通过一张彩票来激励的，父母可以在彩票中赢得一台iPad。与孩子一样，作者由此也引出了父母为自己竞争的偏好，父母对孩子相对表现的信念，以及父母对孩子冒险的态度。
行政数据
作者与挪威统计局(Statistics Norway)合作，将实验中的数据与挪威行政数据进行了匹配。通过参加儿童实验的儿童姓名、参加实验的学校、出生年份、参加实验的父母姓名，作者与挪威行政数据的匹配率达到了89%。
对于参加儿童实验的孩子，行政数据涵盖了他们高中时的最终GPA，他们是否在中学毕业后继续读高中，他们在高中时修的所有课程以及这些课程的成绩，他们是否及时完成了高中学位。就父母的结果而言，其有关于最高教育水平和年收入(市场工资加上政府转移支付)的详细信息。表1的Panel B提供了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平均而言，父母年龄为46岁，63%已婚，71%与孩子住在一起，95%与孩子有血缘关系，15%在家说外语。儿子的父母和女儿的父母在这些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实证分析
（一）父母为子女做出的选择
在父母实验中，父母被问及是否希望他们的孩子在非竞争性或竞争性激励计划下完成一项需要真正努力的任务。作者用此选择来衡量父母是否愿意让孩子参与竞争。父母的选择既会影响孩子的潜在收入，也会影响孩子在实验中的实际经历(为竞争性或非竞争性激励执行任务)。此外，父母被告知孩子不会被告知父母做出了选择。因此，父母的选择不应该受到他们认为孩子会如何看待这个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35%的父母为儿子选择竞争，而只有27%的父母为女儿选择竞争(p < 0.03)。在确定了父母对儿子的选择比女儿的更具竞争性之后，作者进一步控制了父母关于孩子赢得竞争的可能性和其风险偏好的看法。表2的Panel A结果显示依然稳健。
（二）比较父母的选择和子女的选择
在确定了父母对儿子选择的竞争多于对女儿的竞争之后，作者继续比较了父母对孩子的竞争选择和孩子自己的竞争选择。结果如下：34%的儿子选择竞争，而只有19%的女儿选择竞争(p < 0.01)——男孩比女孩更愿意竞争。在表2的Panel B中，作者进一步进行了类似的父母检验，结果稳健。将父母选择的结果与孩子选择的结果进行比较，作者发现父母为儿子选择的竞争程度与儿子为自己选择的竞争程度平均相同，而父母为女儿选择竞争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女儿为自己选择竞争的可能性(p < 0.01)。然而，当控制对赢得竞争的可能性和对风险偏好的信念后，结果显示父母选择的性别差距更大。下面，作者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以求更好地理解父母选择的驱动因素，以及导致父母对女儿和儿子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
（三）概念模型：父母为子女竞争力选择的原因
作者将父母选择建模为两种观点之间的权衡。第一个因素是Becker的利他主义:父母希望孩子的效用最大化。作者将这个因素命名为孩子视角。第二个因素是父母想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孩子。作者将这个因素命名为父母视角。本模型的另一种解释是，父母的观点代表了孩子的一些好处，而这些好处并没有进入孩子自己的效用函数。例如，一个好胜的父母可能会认为，表现得好胜会带来长期的收益，而这些收益没有进入孩子的效用函数。
为了对孩子视角和父母视角之间的权衡进行建模，在为孩子c做出选择时，作者利用Vpc表示父母视角p的效用函数，U^pc为孩子视角，其是父母对其孩子效用的信念；Qpc为父母视角，该函数在父母为自己做选择时的效用最大。
父母为孩子做选择时的效用函数为：
考虑父母选择孩子是否应该参加比赛(C)或不参加比赛(NC)。父母会比较其预期效用：
如果方程(2)返回正值，父母会选择让孩子参与竞争。这个框架允许父母为儿子和女儿做出不同的选择，原因有三个:
孩子视角:家长认为儿子在竞争中效用会有所不同。
父母视角:儿子的父母与女儿的父母对自己的竞争偏好不同。
两种观点的相对权重:父母或多或少会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儿子，而不是女儿。
（四）实证结果：
在图3A中，作者分别展示了父母对孩子是否会竞争的信念，以及竞争力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父母更有可能相信儿子会竞争，而不是女儿会竞争(51%比25%，p < 0.01)。图3B中，作者展示了父母对自己的竞争选择是否根据他们是生女儿还是生儿子而分层。结果显示，儿子的父母比女儿的父母稍微更具有竞争力(p <:07>
而后，作者继续研究了孩子视角和父母视角对父母为孩子选择的影响。分析表明，父母在如何为女儿和儿子做出选择方面存在关键差异。对于女儿来说，子女视角的相对权重较小，父母视角的相对权重较大。事实上，由于父母高估了儿子参与竞争的意愿，这种机制导致父母为孩子做选择时，与孩子自己做选择时相比，在参与竞争方面存在更大的性别差距。然而，另一方面，父母在为女儿做选择时更看重自己的偏好，父母比孩子更有竞争力。因此，父母在选择女儿时增加偏好的权重，会使女儿的选择更具竞争性，从而有助于缩小父母在选择方面的性别差距。
此外，作者进一步研究了父母为子女的竞争选择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后续选择。具体来说，以上模型表示，在没有信息摩擦的情况下，父母对孩子的竞争选择和孩子的学业选择之间的任何相关性——以孩子的竞争选择为条件——只通过父母视角来运作。然而，在存在信息摩擦的情况下，父母对孩子竞争意愿的信念可能会影响孩子在高中是否进入学术轨道。为此，作者检验了父母对孩子的竞争选择和孩子的竞争选择是否对孩子的教育选择具有预测作用。在表5中，作者对实验得出的竞争指标与儿童进入竞争性学术高中的概率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就孩子未来的教育选择而言，父母对孩子的竞争力选择与孩子GPA的1个标准差变化作用一样大。
表6考察了父母视角对教育选择的作用机制。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摩擦的情况下，只有父母视角可以预测教育选择。为此，作者在回归中加入了父母视角，并发现此加入并不影响父母竞争力选择的估计效果。相比之下，当在第3列加入儿童视角时，父母的竞争力选择与教育选择之间不再存在显著关系；儿童视角与教育选择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关系。表6的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在教育选择上存在信息摩擦。
最后，作者还进行了两个扩展性讨论。首先，作者研究了母亲和父亲在父母选择上的差异。其次，作者通过研究孩子和父母偏好的相关性，揭示了父母对孩子偏好的代际传递。
总结结论
父母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为孩子做出重要选择，这可能是解释孩子结果的关键因素。然而，很少有证据表明父母是如何为孩子做出选择的，是什么推动了这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是否能预测孩子的长期结果。作者结合两个大型数据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父母如何做出竞争力选择?如何解释父母的选择?父母的选择能预测孩子重要的长期教育结果吗?
首先，作者发现父母更有可能为儿子而不是女儿选择竞争。其次，作者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并证明父母的选择主要是通过最大化孩子的效用(孩子视角)和将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孩子(父母视角)之间的权衡。虽然孩子的观点对于解释父母选择中的性别偏见至关重要，但父母的观点有助于缩小性别差距。第三，在实验结束3年后，作者发现父母的竞争选择预测了重要的教育成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控制父母背景特征和儿童自身竞争力的情况下是依然稳健的。
综上，分析表明，首先，父母的选择是父母影响孩子长期发展的重要渠道。更全面地了解父母的选择对于扩大我们对儿童结果的不平等和低效率是如何产生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次，结果表明父母并非性别中立，这就导致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做出不同的选择。旨在缩小性别差距的政策将受益于关注父母及其为子女所做的选择。第三，本文确立了竞争力差距可能被父母强化，个人竞争力偏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父母的选择所塑造。
参考文献：
Tungodden, J., & Willén, A. (2023). When parents decid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1(3), 75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