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判死刑的官员。
四十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浸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衍生出各种诱惑。
在这四十年波澜壮阔的反腐进程中，就有这么一批权力不受制约、在诱惑面前失守的人倒下。查处这些“第一案”，既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彰显了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的决心，也体现出攻坚克难、敢于亮剑的改革精神。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查处腐败大案要案毫不手软，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正风、肃纪、惩贪，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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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任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收受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海丰县正处在打击走私贩私斗争高峰期，查缴的私货堆积如山，王仲借“视察”之机将大量缉私物品据为己有，再转卖。到1981年，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海丰县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甚至被讥讽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时任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此案，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王仲起到非常坏的作用，必须依法惩处。最终，王仲被判处死刑，该案也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反腐第一案”。
【点评】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钻改革空子，找新旧体制交接缝子。这一时期的突出问题是经济领域犯罪，主要表现为一些海关监管失职，走私猖獗，在“价格双轨制”下“官倒”盛行。1981年，国务院还专门发出过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通知，中央接连查办了一批典型案件，除了王仲，还查办了海南省第一任省长梁湘。梁湘纵容妻儿倒卖房产，最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这一系列案件的查办，让犯罪分子受到震慑，歪风邪气有所收敛，经济秩序也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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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5日，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饮弹自尽。次日，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这一消息犹如平地惊雷，揭开了北京市的“盖子”。
在对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的调查过程中，陈希同的问题被悉数牵出：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等。1998年，陈希同最终因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贪腐问题被判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以陈希同为中心有22名涉案人员，包括其秘书和儿子等人。
十年后，另一个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步陈希同后尘，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落马，因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此后，还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4年多后，同样身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的孙政才亦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点评】 改革开放进程中，反腐败斗争步履不停，力度不减。不管是上世纪90年代还是21世纪，反腐败斗争既要“揭盖子”，更要“挖幕后”“铲毒瘤”，消除特权思想。要知道，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谁也不能无法无天、恣意妄为。正如在查处陈希同案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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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贪腐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从1986年起，成克杰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副书记，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正是在1986年，他认识了老领导的儿媳妇李平，几年后，两人有了特殊关系。为了结婚，两人沆瀣一气，通过官商勾结、大肆卖官等方式疯狂敛财。短短4年间，两人非法收受的贿赂款物合计4109万元。
身为国家领导人，成克杰知法犯法，最终没能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在成克杰被判死刑的半年前，另一名省部级高官、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4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巧合的是，他落马亦是因为情妇。1999年，胡长清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神秘失踪，原来是私自跑到广州去帮情妇胡某办理购房和调动手续，中央纪委随即对他进行审查，一起贪腐大案最终大白于天下。
【点评】 惩腐须得用重典。不管他的级别有多高，都必须打掉其仰着脖子看天的官架子，即使是国家领导人，必要时也能惩以死刑。本世纪以来，至少已有16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被判处死刑，除了成、胡二人，还包括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对这些人的查办，说明了我党反腐态度坚决，严重触犯国法的高官不能免死是共识，再大的权，有罪必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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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用5年时间完成一般职工到厅级干部的跨越，当上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其间在省政府、省委均担任过秘书。即使后来调任省国税局，他依然对外宣称：“我仍是办公厅副主任。”
依靠“秘书”职位资源，李真将其能量发挥至最大，不仅伙同前任秘书打通“权钱”通道，还把持着河北官员的升迁管道。甚至有人评价李真：他是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想让谁上就让谁上。李真的受贿数额达1051万元，创下了当时河北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最，他也因此在2003年被判处死刑。
【点评】 作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秘书打着领导旗号胡作非为的事常有发生。除了李真，还有陈良宇的秘书秦裕、陈希同的秘书陈健，甚至是周永康的“秘书帮”等，他们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逐渐成为腐败的高发易发人群。李真曾说，“我做秘书时虽有人管，但没人监督”，秘书腐败的隐蔽性及对其监督的缺位让他们有恃无恐。要想扼制秘书腐败，除厘清领导与秘书的职责外，还要不怕投鼠忌器、敢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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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湖南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因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他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查处的地级市纪委书记。
彭晋镛曾给人留下“清正廉洁”的印象，下基层时还帮农民洗过脚，为他赢得了勤政亲民的形象。但他在市纪委书记任上，却大搞一言堂、私设“小金库”、干预案件处理、插手人事任免等。这名长期监督别人的纪委书记最终从权力顶峰跌落，锒铛入狱，发人深省。
【点评】 纪检监察系统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严防“灯下黑”，刀刃向内，查处纪检“内鬼”。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勇于“自曝家丑”，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查处了魏健、曹立新、朱明国、谢克敏等一批严重违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在“清理门户”上不手软，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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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十年间，她先后非法收受财物共计700多万元，在当时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女贪官。
韩桂芝仕途顺遂，历经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后，升任省委副书记。但在其升迁过程中，也伴随“以色谋权”“以权谋色”，据悉，其官路亨通后包养了不少情人。她不仅贪色，更贪财，尤其是在人事任免上，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谋取利益，还对“官帽”明码标价，携全家人之力买官卖官，大肆贪腐，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点评】 在一众贪腐官员中，女贪官的身影并不多见，但近年来却呈上升趋势，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均已落马。她们的升迁乃至落马轨迹有些相似之处，快速提拨、家族式腐败。相较于男贪官，女贪官这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违反法律的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腐蚀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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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4年7月29日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刑不上常委”的谬论不攻自破。在这之前，围绕他曾工作过的地方和部门，中央纪委已查处大批官员，其中包括曾经的贴身秘书及其亲友党羽。
周永康案背后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身影，还呈现出家庭式腐败的特征，为了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侵吞国家公帑，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因犯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点评】 十八大至今已有100多名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正国级的周永康领榜首，可算是官中之大虎，国中之大蠹。他视主政的地方、领域为“独立王国”，把国家“公器”当做个人“私器”，下决心铲除这些“毒瘤”，是党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对周永康的查处，说明“打虎”需要政治勇气，这既是一条艰难之路，更是一条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