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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的2019年已近收官，2020年即将来临。清醒地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找出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积极、前瞻和务实地谋划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ID：ccefccef）
作者：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夏丹（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刘健（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受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2019年经济下行速度有所加快。2020年，如果贸易摩擦趋于阶段性缓解，而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有所加大，经济增速虽有可能小幅下降，但仍有望保持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由于贸易摩擦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按美元计价，2019年1-10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为-0.2%，二季度以来出口下行压力加大。
2020年影响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已经触及本轮增长周期的顶点，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都将减弱。IMF、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二是WTO改革方向尚不明确、多边贸易规则面临巨大挑战，全球贸易环境动荡多变。
三是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显现。美国对中国输美2500亿美元产品加征的负面效应，可能到2020年上半年会更为明显。但10月份以来中美两国开展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推迟了对剩下3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如果双边达成阶段性协议将有助于2020年下半年出口状况改善。而2019年以来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对2020年出口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便如此，受外需减弱的影响，2020年我国出口也难有十分明显的改善，可能略好于2019年，增速可能前低后升。
2019年1-10月进口增长-5.1%，年初以来进口持续负增长。
2020年影响进口的主要因素，
一是
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不小的下行压力，内需偏弱；
二是
与出口产品相关的上游初级产品进口需求减少；
三是
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相应影响进口金额。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将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以及其他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2020年的进口增长。进博会等市场进一步开放举措将有力地推动2020年进口。而2019年进口负增长形成低基数，也有助于2020年进口增速回升。
综合考量，2020年进口增速明显回升的可能性较大，并可能恢复正增长，贸易顺差收窄至约3000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9.6%，2020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大幅减弱。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9年以来大量基建项目出台，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增加，金融机构加大了融资支持力度，拉动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加快。1-10月基建投资（剔除电力、燃气和水供应等）增长4.2%，比二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明显快于2018年的3.8%，表明基建补短板措施开始有所见效。
展望2020年，更多的项目进入在建状态，专项债额度可能进一步扩大，发行提前并速度加快，专项债使用范围扩大，部分基建资本金比例下调，基建投资可能逐渐回升。由于基建投资年度投资额超过18万亿元，目前可预测的增量还难以拉动基建增速大幅上升。严控债务杠杆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将制约基建投资回升力度。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有望继续小幅回升。
2019年1-10月制造业投资增长2.6%，处于近几年的低位。2020年会有一系列因素制约制造业投资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预期减弱。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加快向海外转移，对制造业投资带来局部影响。环保限产、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仍处于萎缩阶段。受国内终端需求不足的影响，汽车、船舶、电器机械和器材等制造业投资仍将低增长或者负增长。2019年1-9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5.3%，会制约制造业投资积极性。
但未来也存在有利于制造业投资的因素：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和，有助于制造业投资信心一定程度上恢复，尤其是其中占比达70%左右的民间投资可能会有所改善；在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降低融资成本的推动下，制造业投资成本降低、预期改善；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汽车需求可能恢复增长，相应的生产将趋增长；2019年的基数较低。综合来看，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触底回升，增速小幅快于2019年。
在建安投资和土地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支撑下，2019年 1-10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依然在高速增长区间。本轮房地产周期已经历了4年半，持续深化的调控拉长了下行周期持续时间。202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缓慢回落。目前占比61%的建安投资可能依然保持不低的增速。提高开发强度是房企在资金收紧压力下的可供选项。前期持续高增的施工预计也将带来竣工数据的修复，竣工面积增速有望企稳回升。而占比约33%的土地投资则可能走弱。融资受限下房企拿地较为谨慎，2019年各月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均为两位数负增长。随着土地储备下降，房企仍有补库存意愿，优质地块仍受青睐，土地购置面积降幅可能缓慢收窄。由于新开工增速与资金面自5月以来同步下行，土地购置费给付进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受新开工节奏影响，若房地产融资政策没有明显放松迹象，计入房地产投资中的土地购置费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综合判断，2020年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均可能低位小幅回升，而房地产投资则会有一定程度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企稳。
2019年1-10月消费累计增长8.1%，汽车类消费是影响消费增速的最大因素。1-10月汽车类消费累计增长-1.0%，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0%。受前期商品房销售面积放缓的影响，与房地产相关的领域消费增长放缓。由于需求走弱，与生产相关的消费以及商贸服务业消费存在下行压力。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水平持续攀升，三季度末达到56.31%，也对消费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4%，创近十年来的低点，过去7个季度增速都低于6%，制约了消费支出能力。
2019年下半年以来，扩内需、拉消费的政策措施频繁出台，包括加大新型绿色、智能化家电产品销售，加大消费者补贴力度等等。各地纷纷出台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的实施方案，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和国际消费城市，落实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开放、增加进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政策不断释放效力，将对消费起到提振作用。
2020年将继续推进并落实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2020年汽车需求可能恢复增长，对消费的效应由负转正。2020年消费可能总体上相对平稳，增速将显著快于投资和出口增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超过70%。
2019年以来，物价在多个层面出现分化。一是CPI和PPI之间的分化加大。二是CPI内部出现两层分化，即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分化，食品价格内部也出现分化。三是PPI内部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明显分化。
受猪生产周期和非洲猪瘟疫的双重影响，2019年以来猪的存栏量快速下降，已经导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矛盾。9月底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均创200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表明未来一至二个季度的猪肉市场供不应求状况可能依然难以根本改善。截止10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达到101%左右。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牛肉、羊肉、蛋类等替代性食品价格上涨。近期多措并举稳定猪肉市场供给，大批储备肉投入市场，加大了猪肉进口，大力度鼓励生猪养殖，将有助于促进猪肉供需平衡，猪肉价格阶段性地有所回落。
由于生猪养殖周期在6个月左右，生产供应恢复正常至少要到2020年一季度以后，也意味着猪肉价格上涨势头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一季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很低，如果难以快速提升存栏量，猪肉供需结构矛盾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延续。
CPI大幅上升是个阶段性现象。除了猪肉价格上涨带来CPI上涨压力之外，当前并不存在其他显著拉动CPI上升的因素。受需求偏弱影响，非食品价格上涨动力不足，居住类价格增长动力不强。由于猪肉价格上涨，CPI月度涨幅高于3%的状况将维持一段时间，部分月份涨幅可能会突破4%。
由于本轮CPI明显上升是由部分食品结构性供求失衡所致，未来随着猪肉市场供需关系逐步回归平衡，2020年二季度之后CPI回落的可能性较大。当前需要注意通胀预期发散。如果对乱涨价行为不进行提前防范和有效调控，猪肉价格猛涨也可能催生相关替代产品价格非理性的上涨，导致市场物价失控。2020年CPI翘尾因素将呈前高后低的特征，上半年翘尾因素可能在3%左右的较高水平。如果相关举措较为有效，2020年CPI可能呈先高后低走势，全年涨幅有可能被控制在3%左右。
虽然环比有所波动，PPI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负增长且跌幅逐渐扩大，表明工业通缩压力似乎有所显现。内外需求整体偏弱，难以拉动PPI显著上升。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并处于低位，对工业产品价格有下拉作用。下游消费需求稳定，对工业生产环节的带动作用有限。如果2020年外部不确定性降低，对我国出口和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有可能促进PPI在2020年二季度之后逐步企稳。由于2020年翘尾因素前高后低，上半年PPI仍有下行压力。
通常，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包括输入性因素、需求拉升、流动性扩张。从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看，这三方面因素都较弱。由于近年来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不变，目前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通胀风险。价格水平及其变化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集中体现。当前核心CPI较低、非食品价格下降、PPI连续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下降，表明实体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仍是需求偏弱，谈不上有什么“胀”。由于接下来一、二个季度内CPI仍有上行压力，本来拥有较大调节空间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不得不顾忌物价上涨，这是当前政策实施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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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金融运行总体保持了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态势。央行货币政策坚持稳健的基调，也在流动性总量调控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近10年来，仅次贷危机后的应急刺激阶段，国内M2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与CPI之和。2011-2016期间，M2平均增速达13.14%，而GDP增速与CPI之和平均仅为9.44%，货币的增长仍快于经济与物价的增长。
在去杠杆推进以来，2017年M2平均增速降为8.58%，期间GDP增速与CPI之和平均约为8.56%，货币市场3个月SHIBOR利率平均也维持在3.0%附近水平。考虑到2016年末开启的金融去杠杆、“脱虚向实”以及近期肉类食品价格推动的CPI结构性上涨，当前流动性供给总体上依然保持在与实体经济运行相匹配的适度水平。但需要考量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国内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仍未根本消除，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地实施了降息，有的已是负利率状态，2020年宏观逆周期政策调节仍需要有一定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