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白相间的医院走廊中，我坐在检查室门外的一排椅子上，等着医生叫我进去。
“啊——好痛！”女生惨叫的声音传出来。室外等候的人们闻声抬起头，触碰到其他人的目光又躲闪开，没有人说话。这时我有点后悔出门时没戴口罩。后边还排着两位年轻的喇嘛，穿着暗红色的袍子袈裟，手中拿着佛珠在转动。我觉得场面有点好笑，勉力维持着面无表情。女生在男友的搀扶下走出来，一手扶着腰，不住呻吟着说“好痛”，用蜗牛般的速度挪向走廊另一头。
“下一位！”医生说。
我忐忑地走进去。
这是一家公立三甲的肛肠专科医院，我挂了主任医师门诊号，医生是一位中年女性，干脆利落的中长发，扎起了半马尾。
“你怎么啦？”医生问。
“啊——呃——就是，应该是痔疮吧。”我心想，挂你号的应该都是这个毛病吧？
“脱下裤子，露出屁股，像图上那样屈腿侧躺着，我给你检查一下。”医生指了指墙上的图示。
我凑近看了看图，拉上薄薄的蓝色帘子，听话地躺下。
医生一边戴上手套，喷着消毒水，准备着工具，一边问：“多久了？都有什么症状啊？”
多久了呢？
我想起毕业前找工作时一焦虑就想吃垃圾食物，吃辣尤其解压，吃出了咽喉炎。虽然吃完辣第二天排便时会感觉到明显的火辣辣，但是排完就好了。那是十年前，好像还没有症状。
工作后加班很积极，做上了部门小负责人，年会四处敬酒，喝多了全身长红疹，抱着马桶狂吐。那是五年前，好像还没有症状。
分手前跟前任亲密接触时，我会格外抗拒对方触碰到我的“后庭”。我严正警告，不予解释，这是个绝对禁区，不容侵犯。那是三年前，好像已经有一点苗头了。
一年半以前，我决心结束“996”的日子，换一种生活方式，搬到成都旅居。虽然总是拿出“广东人”、“咽喉炎”作为挡箭牌拒绝喝酒和吃辣，朋友聚餐却难免跟红油与海椒狭路相逢。最近开始频繁便血，坠胀、疼痛感也越来越明显了。
大概两个月前，在攀岩馆，我从墙上下来后，清洁工阿姨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耳语：“你是不是那个来了？去厕所看一下吧。”我去洗手间，脱下裤子一看，发现血迹已经渗透了内裤、外裤。天啊！这次痔疮突然发作怎么这么严重，还毫无知觉。我让清洁工阿姨帮我拿来外套围住，跟她表示确实是“那个”来了，感谢提醒，随后放弃了正在参加的攀岩公开课活动，低着头穿过喧闹的人群，马上回了家。怎么回事，好像痔疮羞耻比月经羞耻更让人羞耻呢，竟然有用月经来掩饰别的问题的一天！
那次之后，我意识到病情已经有点严重了，决定找时间去看医生。
这不，终于把自己送到医生面前。
“一年多了吧。”我犹豫地对检查室医生说，偷偷缩短了“案发”时间。
“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疼啊，你放松一点，忍一下。”医生动作轻柔地做完了指检，开始做肛门镜检查。
十多分钟后，我跟上一个女生一样，扶着腰沿着走廊走出去。不同的是，还没有人扶着我。
医生的诊断是，我的情况需要住院做手术，已经不能保守治疗了。
我早先安排了元旦跨年时去双桥沟攀冰，决定还是结束后再回来住院，让新的一年有一个快乐一点的开头。
元旦节当天，我得意洋洋地发了朋友圈。我穿着高山靴和冰爪站在险峻又壮丽的垂直冰壁上，一手用冰镐支撑住自己，一手挥起冰镐敲出飞舞的碎冰，扭过身来面向镜头微笑。朋友西施评论说：“好吓人啊！我对你祝福就是安安全全的同时不断挑战自己！”一周后，当我坐在马桶上痛得满头大汗只为解决生存基本问题时，我意识到攀冰妥妥是待在我的舒适区内的一次享受，做痔疮手术才是我今年面对的第一个巨大的挑战。
到了该收拾东西去住院的日子，我却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住院需要早起，需要空腹以便抽血，需要有条不紊地收拾生活用品，需要沉着冷静地办理手续……而早上是抑郁情绪最严重的时候，更何况面对充满未知的恐惧。太难了，太难了！我睁着眼睛，内心挣扎到十点，决定放弃，暂缓一天。
手机上传来朋友A的消息：“小浪，最近有什么安排呀？想商量之前说一起做的那个活动……”
我说：“最近想去住院，但是今天早上能量好低没能爬起来。希望明天能去成。”我提过我要去做一个“小手术”，但没说具体是什么。
A说：“或许我们可以送你去，我可以顺便练练车吗？”我有一辆小轿车，有时会带有驾照但不熟练的朋友练车。
我大为感动，一边在被窝里哭出声来，一边答应下来。这是一位也会受抑郁情绪困扰的朋友，平时很少早起。ta还找好了对ta有好处的理由，让我不需要再犹豫、担心麻烦别人、小心翼翼地拒绝。去住院的事，变得好像没有那么困难了。第二天一早，A和ta的伴侣B一起如约到了我家楼下。我开着车行驶在路上了还没告诉ta们到底要去做什么手术。
为什么那么难说出口？为何咽喉炎是一个可以轻松说出来的病，痔疮却不是呢？
记得以前看过话剧《阴道独白》，主演让观众一起“大声说出‘阴道’”。
“阴道”，我说出来了；“阴道”，我再说一遍。
我跟着说了很多遍之后，真的对这个词脱敏了，我可以大声说出阴道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词，尤其对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代表我解放思想、有女性主体意识、破除荡妇羞辱。
但是“肛门”、“痔疮”？
好像包含着很多不可言说的秘密，代表我饮食不节制、可能有另类的性癖好、出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无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它就像我匆忙塞进冰箱里的剩菜，没有好好地套上保鲜膜，一直到发霉长虫了才想起来。它就像我用尽全力去维护却依然破碎的关系，像我时断时续的社保，像我搞砸的一切。
“我们现在目的地是成都肛肠医院，我要去做痔疮手术。”车子停在斑马线前等待红灯变绿的间隙，沉默了一阵子，我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冬日灰暗的天色下，行色匆匆的路人穿得厚重笨拙，似乎人人都携带着一些包袱、一些秘密。
没想到，A告诉我，ta也有一些可疑症状。
“我还没去做过检查。”A说，“B有时候都担心我失血过多贫血了。”
啊……这个病这么高发的吗？我力劝A也去做个检查，早发现早治疗，不用做手术。
“来都来了。”我说。
“好吧。”A说。
到了医院，我们分头行动，A去门诊做检查，我去排队办住院手续。专科医院效率挺高，术前检查结果出来没问题，医生告知下午就能做手术。
“手术当天必须有家属陪同。”医生说。
我给A发了消息，A说，等我确定手术时间就能马上过来。做完术前准备，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看着输液点点滴滴缓慢流入体内，预计还要至少两个小时才能滴完。我定了闹钟，准备小睡一会儿，不久之后一个穿便服的中年妇女过来叫醒了我。
“42号床，做手术了！”
我茫然起身，她麻利地提起支架上我的输液瓶，带着我往外走去：“来吧，我带你过去。”原来不需要输完液就要进手术室了。在电梯里，她告诉我她是护工，问我之后是否需要陪护：“140元一天。”
我看起来这样明显没有家属陪同吗？我心想。
“那就先请两天吧，之后看看情况。”
我大多数亲友都在家乡广东。在成都一年多，有了朋友，但是关系好像只到“探病”，还没有到“陪护”。我听说痔疮手术是个小手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甚至有人当天就能出院；我又听说，由于饮食习惯和性多元文化——可能只是玩笑，也可能是真的——成都在肛肠专科方面的医疗技术很好。在这边治好了再回家过年，似乎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我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就要承担自由的代价，一切都要自己做决定、做安排。最后就医的时间地点是各方面机缘巧合的结果，不是最优的选择，有很多“早知道”……但是只能坚持自己的选择，硬着头皮走下去。
还记得上次回家，母亲催婚时说，担心我孤独终老。而我无法想象要和一个男性绑定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会想要有伴侣，有的时候我感觉一个人生活更自在。
我说：“我们不但是不同年代的人，还是不同性格的人。如果我们是同龄人，不一定会成为朋友。不能用你想要的生活、你的焦虑和担忧来预设我。我做不到为了老年的日子牺牲现在的感受。”
母亲说：“我没有你读的书多，没有你能说会道。虽然你现在潇洒自在，但是等你老了之后，一个人生活是很难的。”她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嘴上不服气，实际上我日渐发觉，有一部分的我跟我妈妈很像。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生病脆弱的时候，我很怕孤独。偶尔我也会想象，找一个“好男人”结婚，过上安定的日子，生儿育女，父母一定会很开心。后来，我在著名的哲学油管频道“唱反调”（ContraPoints）的博主娜塔莉·维恩(Natalie Wynn)那里听说了一个词叫做“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明白了在我的结婚想象里，不是对私人幸福和满足的幻想，而是对社会声望和接受度的幻想，本质上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羞耻感。
我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说我可以过得好。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老了会怎么样，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现在不想过怎样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住院、做手术。在真实经历整个过程之前，我想象不到会遇到哪些具体的困难，想象不出我的感受。
就这样，我在朋友还没有赶到的时候，我独自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长得像电视剧里的差不多，冷白的色调，罗列着冰冷的器械。虽与外界隔开，好几间房间与走廊相连，内部医护人员来来往往，并不会关上门或拉上帘子。医护穿着白色、蓝色、绿色的制服，戴着帽子、口罩和手套，分不出谁是谁。围在我周围有大约五到七个人，有的人在指引我，有的人一边准备工具一边闲聊，隐约是关于小孩在学校遇到什么困难或下班准备买什么菜之类的无关话题。
我听从指示，仰卧躺进手术台，穿着早已换好的开裆裤，分开抬高两腿暴露出最隐私的部位，等待麻醉医生给我打麻药。我一边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个非常专业的医学场合，一边默默祈祷着赶紧让我昏迷过去吧，快点吧快点吧，太尴尬了。
这时候，传来一位男性医护的声音：“你这个纹身是什么？狐狸吗？”
我在尾椎骨附近有一个纹身。是比较私密的部位，所以这个问题一般只会在做爱时会听到。
从我到这个医院做检查，导诊、收费、门诊医生、住院医生、护士、术前准备……全程都是女性。后来我才发现所在的科室是“妇女儿童肛肠科”，有在往女性友好的方向做努力，墙上海报说着“为自己找一个医生闺蜜，不再需要尴尬”。突然出现一个男性的声音，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问这个问题？纹的是什么关他什么事呢？这个时候说这个真的好吗？可能他只是想让我放松一点，转移一下注意力？为什么偏偏是一个男的会问这个问题，别的女性医护就从来没有问？不觉得越界吗？
我脑子里一堆问号，没有接话。其余的医护也没有接话。麻醉针打了进来，奇怪的问题跟我的意识一起飘散了。
全麻昏迷的感觉并不是一片漆黑，而是陷入了稀奇古怪的梦境。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似乎只迷失了短短一瞬，远远听到朋友A和B在远方呼唤我的名字，意识抽身回笼。我慢慢睁开双眼，发现自己鼻子上连着氧气管，身上连着心电图，手上连着输液瓶和镇痛泵，朋友A和B在病床上方探头喊我。由于麻醉药效还没有过，当时感觉还挺舒适的，我让朋友们先回去了。分配给我的护工自我介绍叫“冯阿姨”，瘦小的身材，留着齐肩短发，接下来她会24小时陪着我。
到了晚上，痛觉才铺天盖地袭来，此后便是与疼痛作伴的一周。
好痛啊！
我又按了两次镇痛泵追加药量，还是痛得无法入睡。我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
“- 我操，好疼！
- 隔壁陪床大哥开始打呼
- 隔壁隔壁小孩开始哭
- 隔壁陪床大哥被吵醒，不再打呼
- never mind ，不吵也一样睡不着
- 我操，好疼啊！！！”
病房里一共有三张床，靠门的床是一个三个月的婴儿，他有爸爸、妈妈和奶奶三个家属陪护，热热闹闹。爸爸晚上会变着花样打呼，一会儿是拖拉机，一会儿是蒸汽火车；
中间是一位四五十岁的藏族嬢嬢，晚上睡不着时会极小声播放佛经，陪护是她的小女儿，二十岁上下，人美心善，常常主动给我搭把手。她们吃饭时会招呼我过去共享，热情得仿佛在她们家做客；
我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红色黄色的灯光在闪烁。天亮后能看到高耸的写字楼、层层叠叠的老小区、叶子快要落完了的银杏树。每到傍晚六点钟，能观赏一场朦朦胧胧的晚霞，时隐时现的落日。
一个显然极具疼痛与失眠经验的朋友看到我的朋友圈，给我推荐了一档正念冥想的播客。我戴上耳机，死马当活马医地听起来。没想到竟然在播客时长的十分钟内睡着了。
病人们每天要努力规律进食和排泄、小心地消毒和护理，找主治医师排队换药，去六楼康复科任人摆布地做一系列中西结合康复理疗：激光、针灸、艾灸、超声波、药熏……效果不明但很舒服，宛如身在洗浴中心。每天的行程满满当当。术后一二天，行动非常不便，护工冯阿姨搀扶着我，提醒着我的时间表，帮助我做很多事情。
病友们在走廊相遇的打招呼方式是：“你是第几天啦？排过便没有？”疼痛和好笑混杂在一起，充满不真实的荒谬感。医院像个与世隔绝的异域空间，有着自成体系的规则和时间表，窗外的车水马龙奔忙着的名利和荣辱，似乎不再与我有关。
由于手术前灌过肠，术后两三天都不需要排便，吃流质易消化的食物。伤口疼痛慢慢减轻，仿佛渐渐好起来，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必须要冯阿姨帮忙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晚上她也不再陪护过夜。出于经济考虑，我跟冯阿姨提出：“我感觉我应该可以自理了……”
“不行！”冯阿姨迅速又坚决地否定了，“要清洗得特别干净，避免发炎，才能恢复好。你怎么给自己上药呢？”
本来心里就不太肯定的我，只好接受了。
护理关系有点像母女关系啊！我想。她细致入微地照顾我，我不得不依赖着她。冯阿姨会提醒我上床休息，睡一段时间后，又叫我起床，去走廊走一走活动筋骨。我去洗手间小便时，她也会进来，帮忙提着输液瓶，并在我排便困难的时候按压我的腹部。排便后需要清洗、上药时，她干脆利落地替我操作。有一次换完药，冯阿姨亲昵地拍了拍我的屁股。我想起她的微信头像上跟两个小孩子的合照，感觉获得了一种临时的母爱，与我拥有的真实母爱相似，有着的动人的人性光辉与紧张的模糊边界。本来很需要个人边界的我，感觉边界荡然无存。
我不知道冯阿姨说的是真的——我还离不开她，还是她需要留住客户才有收入？我到网上搜索，一般痔疮手术后需要请几天护工？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也有人全程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我思前想后，看了看空空的银行账户，决定再过一两天，就跟她说结束。除了想省钱，也想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在心里排练了一百遍，怎么跟护工说我可以自理了，还是没有分手成功。”我在微信上跟朋友吐槽道。没想到要脱离护理关系独立起来，也需要一番挣扎。直到碰上了独自处理的危机。
第四天晚上，我半夜醒来，感觉有了便意。此时冯阿姨不在，只好自己来。
我起身挪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一手捏着旁边陶瓷洗手盆的一角，一手掐着自己的大腿，深呼吸！酝酿一番，做好心理准备。疼痛劈头盖脸袭来，汗水浸透了头发。结束之后，先用纸巾简单清理，然后用调配温度合适的温开水清洗，然后再调配温度合适的药水坐浴十分钟。擦干，回到床上，涂上药膏，贴上纱布避免伤口受到摩擦。虽然艰难又缓慢，但我独立完成了所有操作！
清晨，我在微信通知冯阿姨，不用再来照顾我了。
排便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是动物的身体本能。但对于痔疮手术恢复期的病人来说，却是一道艰难的坎。手术后的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饮食，但是食物要清淡，可以吃鱼肉和猪肉，不要吃鸡肉、牛羊肉等容易引起“上火”的食物，多吃蔬菜。最好控制出成形的软便，一天一次。如果伤口在别的位置，我们缝合、包扎之后就会尽量不去触碰、避免沾水保持干燥，利于愈合。但是，排便让我们尚未愈合的伤口每天都要被摩擦和撕扯，体内尚未脱落的缝合线也受到拉扯。缝合线脱落的时期更甚，每天的疼痛程度取决于脱落了一半的线条们的随机缠绕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大妖怪在后面等着：水肿。
医生和护工都嘱咐：蹲厕所不要蹲太久，便意明显的时候再去拉，不要太用力，否则容易出现水肿。“水肿比痔疮还疼！”冯阿姨强调道。
一开始排便特别不顺畅，需要顶着剧痛，自主用力去坚持，很难迅速完成。蹲得太久容易水肿，但如果蹲得不久，容易没有把当天的排泄物排完，过一阵子又会有便意，次数多了，刺激伤口，还是会水肿。每天生活目标缩小到基本的生存需求：规律饮食、努力排便。要在互相矛盾的疼痛中寻找微妙的平衡，小小的目标却需要好多技巧，需要意志力去咬牙坚持。
冯阿姨离开之后的几天，随着康复的进程，疼痛并没有线性减少，而是随机波动。
在一个疼痛的小高峰，我积压的情绪崩溃了。我拉上床帘，躲在被窝里，一边跟朋友打电话，一边憋着声音自以为无声地大哭起来：“我好惨啊！呜呜呜……”我想摆烂一晚，躺着自怨自艾，什么都不做。
声音还是惊动了同病房的病友，藏族嬢嬢过来问候我的情况，让女儿帮我打了开水，叫了饭，还监督我把中药喝掉。吃饱喝足，我感觉好多了。
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想，为什么我要独自住院？为什么要早早地让护工冯阿姨离开？
在医生人类学家凯博文的《照护》一书中，我看到了作者的妻子、阿尔茨海默患者琼在护工谢拉刚出现时的抗拒：“这些可怕的功能丧失，使琼无法有效地完成日常生活任务……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可这种程度的依赖却让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威胁。琼向来是一名高效且独立的女性。”
我也一样，我需要保住“独立女性”的自我认同，好像是想给自己一些确定感。母亲质疑我生活方式的声音，也存在于我自己的内心。有羞耻感的不止是这个病，也是自己窘迫的状态。已经尽力去做安排，却还总是捉襟见肘。如果我能自己解决好这件事情，好像就会有更多勇气面对其他事。
但凯博文在《照护》中想要提倡的，恰恰是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在医疗系统官僚化中式微的照护精神：“这些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品质，实践起来苦乐参半，却又代代相传。它是一种无形的胶水，让社会团结在一起。”
“如果要认识到照护的重要性，就不得不打破许多政治上有用的虚构形象，比如自立更生的人、自给自足的先驱者、叛逆的创新家、超级英雄、不受政府束缚的自由行为体——实际上，所有这些叙事都离不开人类的相互依存。”
其实，有很多善意在身边，有很多人愿意提供帮助，“独立”不意味着要独自处理所有事。后来，琼和护工谢拉建立了情感联结，我也释然了。
有一天傍晚，我完成了坐浴，拉上了床帘，正艰难地跪趴在床上撅着屁股上药。我的主治医师匆忙赶来查房，跟声音一起冲了进来：“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抬起头，愣了一秒，说：“……挺好的。”
她神色如常，仿佛什么都没看到：“没事就好。过两天就能出院了，明天上午继续来换药哈。”拉上帘子就走了。
我想，肛肠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受过什么特技训练吗？可以在面对尴尬、羞赧的病人的各种互动场面中面不改色，神情自若地问诊、检查、治疗，让病人一点一点地放下戒备。
由于所有的医护都很坦然，所有病人又得的是差不多的病，在医院期间是我羞耻感最低的时候。我已经能坦然地跟朋友说我做的是什么手术、欢迎来探望。我还在微信上跟朋友们做科普，鼓励有症状的早日去做检查。
三年多以前，我母亲患病，我担任她的陪护。在手术后化疗期间，她有排便困难。有一次，她想让我帮她在肛门上涂抹药物，促进排便，我假装没听到，默默拒绝了。她只好自己来。
七年前，我领养了一只小奶猫。它当时好小好小，眼睛没睁开，很可能养不活。我精心照料，两小时喂一次羊奶，每天用棉签沾温水涂抹肛门刺激排便。好像很正常，没有要给母亲促进排便的那种抵触的感觉。
听说，羞耻感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关于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意识到别人眼中的自我形象不符合社会规范、不符合自己眼中的自己，就会感到羞耻。所以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一方面，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符合规范的，就不会感到羞耻。有一句玩笑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话糙理不糙呀。另一方面，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在符合规范的场合——肛肠医院——发生的，也不必感到羞耻。
解构了羞耻感，就能摆脱羞耻感吗？我不确定。但至少，在这次就医经历之后，如果母亲再有同样的需求，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我可以更坦然地把这个器官看作一个器官了，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很重要的功能。
日出又日落，在我把病床上方的天花板盯出一个洞来之前，出院的日子到了。
我的心情一下子明亮了起来，跟同病房的病友与家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婴儿病友的爸爸——拖拉机打呼男的帮助下，收拾好行囊，到一楼办好手续，充满感激地离开了这栋住了一周多的大楼。临走前在电梯口碰到冯阿姨，她看见我还不太利索的脚步，冲我比了个拳头手势：“大胆迈开腿，大步往前走！”
朋友C刚好到了成都，她是一名攀树爱好者，约了几个人一起去攀树，问我要不要去。
“要去要去！我要到户外去！”我迫不及待，去沐浴阳光，呼吸草木的香气，触碰泥土的气息，感受停滞的生命指针重新开始转动。不过我只是出院了，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需要静养，不能运动。虽然只能围观，我也充满期待。
下车之后，我像杵着拐杖一样杵着两个登山杖，慢慢地向大树走去。
“你怎么了，受伤了吗？”第一次见面的朋友问。
“啊——呃——我做了个手术，刚出院呢。”
“什么手术？”
“……就是个小手术。”
没想到刚离开医院，羞耻感就追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