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丨张欣：《从越人族群演进视角解读〈史记·东越列传〉传旨——兼论与〈汉书·闽粤传〉传旨之异》

从越人族群演进视角解读《史记·东越列传》传旨 ——兼论与《汉书·闽粤传》传旨之异

张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1期】

《史记·东越列传》中的东越指称有不同说法，结合《汉书·两粤传（南粤闽粤传）》则又有将东越理解为闽越的可能。《史记·东越列传》传旨是什么，东越指的是哪一族群？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对于越人族群的不同记载，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汉代人对于东越的认识，探究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越人族群构成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学界较少以此为专题并予以深入研究者。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史记》记载越人族群历史，主要以汉王朝为中心展开叙事，依据越人族群与汉王朝关系而展开，双方有限的联系，即予以记载，而更多的时间处于无联系状态，则付之阙如。对于这些阙如，东越、闽越不可能无事可书，而司马迁并未在《东越列传》中加以记述，很可能有关档案较少，而史书编纂者只能是依据史料丰俭程度对历史做或详或略的记载。

这种不连续的书写方式，在《史记·东越列传》中颇为明显。该卷开篇，在摇和无诸的简略记述之后即大跨度转入“后数世”，继而在建元六年（前135）和元鼎五年（前112）两个节点之后，便是“天子曰”云云传文结束。在这种“跳跃式”的记载中间，存在诸多空白点。

由于越人族群没有自己的史书（可能亦无本族群自己的文字），汉代留下的相关传世文献较为有限，越人族群活动地带的考古发掘进展不甚显著，东越、闽越疑点颇多，而作为记载越人族群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代最基本的史料，《史记》《汉书》中的东越传，值得再作深度考察，从历史细节中，探知越人族群在秦汉之际发展的细微变化，以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对该族群的认知。而作为传题的《东越列传》即存在不少疑问，此传题是否符合当时历史实际？又是什么原因命名为《东越列传》？该传如何命名方更为符合当时实际，也更符合司马迁本义？古今学者直接关注此问题者似乎并不多见。我们不妨进一步拓展视野，从对东越概念的界说的研究入手。东越概念可归纳出三说。

一是泛称，越人的东部区域，或相对于南越而言，包括东瓯和闽越。《史记·东越列传》的现篇名，内容兼载闽越、东瓯、余善的“东越”，一定程度表明存在这种泛称的用法。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认识。

二是于越人南迁，同以汉永宁今黄岩地区为中心的土著相结合，形成新的东越族。

三是特指余善所建立的东越。

对东越概念的研究，还涉及对《东越列传》传旨的把握。通常情况下，传题和传旨是相关联的。《史记·东越列传》白文本1300余字，传旨在表达什么内容？为何传题《东越列传》，却在开篇即宕开笔墨，先写闽越、东瓯，最后是余善的东越？第一种说法，对于该区域的越人有关族群都加以记载。先是闽越、东瓯，最后是余善的东越。大部分读者可能也如此解读东越一词，进而理解该篇传旨。不过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提纲挈领的论述，开篇即开始分述，而在传文一半篇幅，却又记载余善的东越国，出现东越套着东越的局面。抑或是仅仅因为汉武帝荡平了越地，这个统治区域的最大障碍终于被清除，其功至伟，所以把其始末附带论说一番而已？果如此，闽越、东瓯等是为了引出余善的东越而作出的铺垫，似为一个长长的“序章”，而非开篇即切入主题。我们看到在此过程中区域的强势政权其实是闽越，而非余善之东越，后者从闽越中分离，经汉廷承认而确立，似乎只是一个插曲而已。最终荡平闽越，才使得该区域出现一种新的统治形态。这种从闽越开始至闽越被荡平，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东瓯与闽越是近似于胞族的区域政权，所以附带书写。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具有包容性。笔者以为这也正是《汉书》将记载的这些内容称作《闽粤传》，以及《汉书·司马迁传》所载《史记》传目中作“闽越列传”的重要原因。

从今本《史记》目录来看，《东越列传》排列在《南越列传》之后，与《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相并列，似乎将东越视作一个整体，视作一个足以与南越并列的族群政权名称。但细览《东越列传》，并未出现足以涵盖所有族群的东越，而是以闽越为主，兼及东瓯，并附有余善所建之“东越”。特别是传文中东越王余善、东越国，似乎使人产生本传主旨是记载该国历史的印象。此东越国从汉王朝被迫承认既定事实予以册封开始，到据险对抗汉王朝，再到最后被汉廷犁庭扫穴，以负面形象而载入史册而结束。如此记载，则似将该传视作反面传记、微有惩戒之意，与《匈奴列传》等四夷列传有异。在撰写手法上，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嫌。如果将东越理解为泛称，排列在四夷列传之中更为名副其实的话，则该传似乎应重新组织有关材料，比如，先点出东越国及其建立者，再叙述该族群的来源和如何发展，如何分化衍生出更多族群，而非在长长的“序章”之后才点出东越。如果《史记》该卷传旨如此理解，此卷可能称不上一篇优秀的传记。

笔者认为这不止是名实之争的问题，更与学者对越人族群中次级族别的历史定位有直接关系，亦即与学者对东越、闽越族群历史地位的认识直接相关。职此之故，对此问题的探讨就具有了更为积极的学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论证、解释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史记·东越列传》中有数处记载了东越：

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

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传文所说东越确为具体所指，指代的是余善的东越。余善的东越，地处闽越北部不能离开闽越而存在。如果这就是传题的来由，那么似乎不能很好地概括全篇的主旨，也无法与《南越列传》等四夷列传并列。

从本传内容上看，《东越列传》基本上是完整的，出现记载分歧的情况并不多。应该说，整体上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代东越概念的把握，是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史记》该传对于战国秦西汉时代越人相关记载，较为集中和较为妥帖。在充分肯定《东越列传》学术价值的基础上，也应指出这些记载仍存在可议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越列传》在叙述至过一半篇幅时才切入正题，东越才开始出现。那么此前对于东瓯和闽越的记载，用意何在，这些记载与东越之间有何关系，述说并不明确，不免使得时人和后世史学家产生一些疑惑。

二是余善所建立的东越偏霸政权晚出。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之后不久始建立。政权存续至前110年余善被杀止，存续时间不能和邻近区域已建立百余年的闽越相比。最强盛的区域政权，不是所谓的狭义东越，而是闽越。如果该传是记载战国秦汉越人族群的历史，只述说东越偏霸政权，难免令人心生疑惑。

三是与其他四夷传风格有异。其他诸传大都是整体的叙述，比如对于南越政权始末的记载。与此对应的“东越列传”，似乎应是该区域所有越人族群的历史记载，而非局限于晚出的偏霸政权。

四是《史记》其他部分记载东越含义并非单指余善的偏霸政权（详后）。泛指东部越人政权者，有诸多例证。即使在《东越列传》内部，也仍有一处是泛称。亦即全卷体例亦非完全一致。这似乎表明《史记》有关越人族群的记载疏于统筹删定，篇卷之间的概念并未完全统一。

五是《史记·东越列传》对东越的记载，似乎未能体现出余善政权的特色。对传旨的揭示似乎有模糊之处。

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后世学者对该传的理解难免有所歧异。如《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三家注所引文献对东越的理解为：

裴骃《集解》引韦昭曰：“闽，音武巾反。东越之别名。”司马贞《索隐》：案：《说文》云“闽，东越蛇种也”，故字从虫。

韦昭认为闽越是东越别种，也即将东越视作总体概念，似乎包含浙南、闽地越人族群。韦昭是三国吴人，距离越人族群时代较近，其看法值得重视。早于韦昭的《说文》也将闽越理解为东越中的一支。也就是总体说、泛称说，在东汉三国时代，特别是在《说文》中的界说，值得注意。《说文》作为人们认识概念本义的重要工具，其所反映的时人对于越的认识，应当具有一定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不能替代《东越列传》传旨，也即司马迁设立此传的缘由。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似乎并未将其中的东越视作泛称，而是作为专称，指代余善的东越国。

《史记·吴王濞列传》载：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正义》曰：《东越传》云：“独东瓯受汉之购，杀吴王。”丹徒，润州也。东瓯即东越也。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按，似乎东越距离吴国更近，南使先至远地后至近地，有两层含义。一是重要性有异。闽越强盛于东越，也就是依据重要性顺序访问。二是此东越在闽越东侧，准确地说应在东北方位。这里的东越，是与闽越并立的族群政权。在前154年，发兵的东越是东瓯。

吴王“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中的东越，实为东瓯。张守节《史记正义》更是明确指出“东瓯即东越也”。后续几处东越，参照《史记·东越列传》，都可证明是东瓯。《史记·东越列传》载此事云：

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

可见东瓯具有东越的含义。不过《东越列传》并未将东瓯称作东越。司马迁认可东瓯可以称作东越，但在《东越列传》中却有意回避东瓯称东越这种含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误解。那么司马迁撰写该卷的传旨似乎不难理解，似乎更多是为了让余善所建立的政权专有东越的含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此句揭示了东越与闽越的关系，都是闽越王摇之后。佐诸侯平秦的有无诸和摇二位首领，无诸势力当胜于摇。这从汉初政权对二人册封的先后顺序不难窥知。汉高帝册封为越王的是无诸而非摇，“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可证。那么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摇”改为“无诸”后是否就符合事实了呢？上述引文改后为：

后七世，至闽君（摇）［无诸］，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无诸］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中括号内为修改后的文字。问题依然存在。东越不是由东瓯演进而来，闽君本就是闽越王之君，自然是无诸之后，如此，几乎没有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如果将此处的东越理解为余善的东越的话，似乎问题不多。余善所立的“东越”，就是从闽越分化出来而被汉廷所认可者。但依常理东越不应列在闽君之前。如果此处的东越，如《史记》一些篇卷所显示的，指的是东瓯，则似乎表明东瓯与闽越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也就是摇与无诸二者同为越王勾践之后，且还显示东瓯、闽君都是无诸之后。那么摇的支系如何演变？是否与无诸之间实现了族群融合？似还有更多问题待考察。

（一）《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的东越

北石。（《索隐》曰：《汉表》作“外石”，在济南。）

以故东越衍侯佐繇王斩余善功侯。

《东越列传》载“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较此少“东”字，在汉廷看来，不论是东越、东瓯、闽越都是越，但细分起来，仍有所区别，越衍侯能往来游说余善，表明二者关系较近，此处东越应该是余善所建立之东越。

蘌儿。

以军卒斩东越徇北将军功侯。

元年闰月癸卯，庄侯辕终古元年。

“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可知徇北将军就是东越的将领。

开陵。

以故东越建成侯与繇王共斩东越王余善功，侯。

元年闰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注称建成侯敖，“亦东越臣”。也就是余善被杀，是闽越繇王与东越将领、列侯合谋的结果。“与其率”，也就是和东越的渠帅一道。

缭嫈。

以故校尉从横海将军说击东越功侯。

横海将军韩说所击之东越为余善。

无锡。

以东越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

元年，侯多军元年。

多军系余善之东越将领，东越含义明确。

东成。

以故东越繇王斩东越王余善功侯，万户。

元年闰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此东越繇王当衍“东”字，越繇王是闽越国国王的称谓。东越国不存在繇王。居服，《东越列传》作居股。服、股二字相近。

（二）《史记》中的几处“击东越”

１．建元六年“击东越”

《史记·韩长孺传》载：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互相攻打的闽越、东越，其中的东越实为东瓯。如《史记·汲郑列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实际上是东瓯和闽越相攻，如《史记·东越列传》载“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此时余善的东越尚未建立，这里的东越或指代东瓯，或将东越理解为整体概念，即指代闽越和东瓯，具有总称的含义。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

大行王恢击之越为闽越，余善等闽越宗室合谋所杀之越王亦系闽越王郢。因此功，汉廷承认余善所另立政权，东越始建国。因此，这两处东越，指代的是闽越，或者总称越。

２．元鼎六年“击东越”“破东越”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十二月，东越反。

故龙頟侯韩说为横海将军，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中尉王温舒出会稽；皆破东越。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

《史记·酷吏列传》载：

温舒击东越还，（裴骃《集解》：徐广曰：“元鼎六年，出会稽破东越。”）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这些地方的击东越，都是元鼎六年，以横海将军韩说为首的，攻打余善之东越的区域战争。

综合来看，《史记·东越列传》之外传记所载东越，既有作泛称的东部越人，作为总称指代闽越、东瓯，也有确指余善的东越国。似乎东越就是一泛称的概念。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记载出现的时间。余善的东越国，建立于汉武帝建元六年或其后不久。《史记·东越列传》：“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余善鏦杀闽越王郢事在建元六年（前135），汉廷承认余善平定乱首之功，立余善为东越王应在此年或稍后不久。细分《史记》中的东越相关载记，或者可以东越王余善立国前后为界限，余善为东越王之前东越为泛称、总称，立国之后，东越逐渐成为专称。此时也可能正是司马迁撰写该传的时代。汉武帝封立的东越王，又派数路大军荡平东越国，“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余善东越国的兴亡，皆系于汉武帝诏令。司马迁修撰《史记·东越列传》时对于东越概念的认识，似存在以余善的东越为主的观点，东越成了余善的代名词。但如同其他历史一样，汉武帝时代的诸多方面又同时具有强烈的连续性，称谓的复杂性，司马迁也当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对《史记》全书作系统的删定。因此《史记》一书中东越的称谓呈现错综的情况。稍晚于《史记》或《史记》之前的历史文献又是如何记载和认识东越的呢？

《汉书》对“东越”的称谓较《史记》更为明晰。但可能由于不同史源，记载也存在参差龃龉之处。《汉书》的相关表述，与《史记》对照，即可得到这种明确认识。

（一）《汉书》中的东越

《汉书》中有多处东越相关的记载。含义较为明确，指的就是余善所建立之东越。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六年）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

东越杀王余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其他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

按道

元封元年五月己卯，愍侯说以横海将军击东越，侯，十九年，为卫太子所杀。

《汉书·韩王信传》载：

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颜师古注：“《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雒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譊，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掘蛊太子宫，为太子所杀。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

外石侯吴阳

以故东越衍侯佐繇王功侯，千户。

蓹兒严侯辕终古

以军卒斩东越徇北将军侯。

其中的东越都是余善所建立之东越。

《汉书·吴王濞传》载：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

班固

《史记·吴王濞列传》仅言东越发兵从。《东越列传》亦言“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司马迁此语似乎言之凿凿。《汉书》此处多“闽”字，即闽越亦卷入吴王濞集团。班固似乎通过《史记》之后的档案，完善了东瓯、闽越与吴王濞之间交织错综的复杂关系。从“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看，似乎表明闽越未能自外于这场纷争。这里的东越是东瓯。值得推敲的是，在汉军即将兵临城下，危急关头，为何舍近求远，先出使闽越？

一个原因，闽越国力更强，地位更为重要。东瓯（东越）与吴国相近，有地缘之便。所以先接触闽越，而后吴王栖身于东越，太子投奔更南的闽越。这里的东越显然不是可以概括闽越等政权的整体概念，而具有区域政权的含义。

东瓯（东越）与吴国当为邻国。所以本应记载汉代吴国历史的《汉书·吴王濞传》却对越人记载较多，也较为详实、准确。《汉书·吴王濞传》载：

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于是吴王乃与其戏下壮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自杀。

此数处东越，都是东瓯。东瓯受汉购赏，杀吴王，《史记·东越列传》言之甚明。

《汉书·韩安国传》载：

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而这些内容在《史记》中记作东瓯与闽越。《汉书·朱买臣传》载：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

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颜师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临海，去海十余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说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以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

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

《汉书·王温舒传、杨朴传》载：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坐以法免。

杨仆，宜阳人也……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

上述数处的东越指代的依然是余善所建立之东越。

其他时段有将东越理解为整体的用法，但在汉武帝时代，余善称东越王之后，东越基本成为专称。这可能也正是《史记》作《东越列传》，径直将余善之东越视作专称的重要原因。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颜师古注：“南越为东越所伐，汉发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吊耳，非训至也。”　）

《史记·东越列传》作“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汉书·南粤闽粤传》载：“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天子使严助往谕意，南粤王胡顿首曰：‘天子乃兴兵诛闽粤，死亡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则颜师古注云南越为东越所伐，实为闽越所伐，亦将闽越视作东越。

（二）《汉书·南粤闽粤传》的问题

我们不难注意到，大体相同的记事，《史记》传题作《东越列传》，《汉书》传题作《南粤闽粤传》，特别是其中的《闽粤传》。有学者就据《汉书·闽粤传》内容，将《东越列传》传旨就理解为《闽越传》。东越就是闽越。这种看法貌似有一定依据，如《汉书·司马迁传》载：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我们看到班固所记《史记》序目中第五十四卷是“闽越列传”，而今本《史记》中该卷次题为《东越列传》，且《史记》中并无“闽越列传”一卷。这似乎表明东汉时人对于《史记·东越列传》有不同的理解。何以如此？有多种可能。

一是版本问题。可能为班固或其他好事者作了追改。由于《汉书·闽粤传》后出，基于《汉书》的汉武帝时代不少记载都是依照《史记》而来，也就是以《史记》《汉书》之间的关系逆推，《汉书》中对于《史记》的相关记载，也被改为《闽越列传》。

二是或者正如《汉书·司马迁传》中《史记》序目所载，《史记》本应作《闽越列传》，好事者改为《东越列传》。宋本《史记》已作《东越列传》，更为重要的是，今本《史记》该传，在铺垫结束之后，确实围绕着余善东越而展开，东越是当时的中心议题，未必是好事者改作《东越列传》，而是司马迁《史记》该传主旨就是要以余善之东越相关历史为主体展开撰写。对此问题论述详见下节。

王叔岷《史记斠证·越王勾践世家》载：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考证》：“《闽越传》亦云：无诸及摇皆句践后。”

案《考证》说，本梁氏《志疑》。惟所称《闽越传》，“闽”当作“东”，《汉书》乃作“闽”。

此条有数处需要解读。一是“《考证》：‘《闽越传》亦云：无诸及摇皆句践后。’”实则该记述最初记载于《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史记会注考证》未明言《闽越传》属于哪部书，似乎省略了《史记》的名称，则瀧川资言似乎也有将《东越列传》误作为《闽越传》的可能。二是王叔岷认为《史记会注考证》的认识来自梁玉绳《史记志疑》，但“‘闽’当作‘东’”，即应作《东越传》。实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即作《闽越传》，而非《东越传》。亦即不止是《汉书》引《史记》卷目《闽越传》。研究史记的名家如梁玉绳《史记志疑》、瀧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也都在某些层面认为《史记·东越列传》应作《闽越列传》。

（三）其他文献中的东越

《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欧人蝉蛇”等记载表明东越之名出现甚早，不必待东瓯和余善而称东越。

《盐铁论·崇礼》载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此可以解释为何东瓯称东越在先，余善又称东越王。二者实有关联。余善之东越侵夺了原本属于东瓯的国土，在东瓯族群主体迁至江淮之间以后，疆域空虚的情况下，已经事实上占据原来的东瓯疆域。称东越不但有名，也符合其实。这里的东越正是余善所建之国。东瓯本在浙南，不可能再越东海、更不可能略浙江之南。

《方言》载：“芔、莽，草也。东越扬州之间曰芔，南楚曰莽。”此东越似为泛称东部越地之意。《风俗通义·佚文》载：“徭氏，东越王徭，句践之后，其后以徭为姓。（《后汉书·岑彭传》注、《古今姓氏书辩证》一〇、《姓氏急就篇上》）”此东越王疑为闽越王徭（摇）。

《史记·东越列传》传题中的“东越”似乎泛指东部越地，特别是该传与同书其他四夷传合观之时，这种印象会更为明显。但本传论述的中心是狭义的东越，余善所立的东越国。二者存在某种矛盾。而《汉书·南粤闽粤传》，更体现了这种分歧。所以后世学者对这些问题就产生了不同解读。《史记志疑》、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等书对此都多少表现出疑惑，并作出了解释或改动史书文字。

为何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呢？当与史书传旨直接相关，亦与族群之间的盛衰不无密切关系。

中华书局贺次君标点本《史记志疑》一书“目录”及正文卷34都称《闽越列传》。这并非孤例，该书还有多处称《闽越传》。直接将《史记》的《东越列传》改为《闽越列传》。梁玉绳“东”“闽”一字之改，不可全视作擅改，而是慎重的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改动。特别是这一修改，凸显了闽越与东瓯、东越的历史地位及相互关系问题，值得推考。

在闽越、东瓯和余善所建立之东越之间，甚至包括南越，东瓯、东越处于从属地位，实力、地位不能与闽越相并列，仅就实力而论，东越不足以概括（代替）闽越。

《史记志疑》“点校说明”认为该书以《史记评林》为底本，颇有鄙薄之意：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即梁玉绳作《志疑》所依据的是明万历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吴兴凌稚隆《史记评林》，即所称湖本。这个本子重在评论，于史文却不甚注意，刊刻时校雠不精，错误较多，其中许多错误并无版本的因袭关系。梁氏少有用其他版本与湖本比较，凡是湖本自误的，大都归咎于《史记》本身，一一疑而辨之。

这种观点认为梁玉绳所依据的版本来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本，但据《史记评林》，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万历时期吴兴凌氏刊本仍旧作《东越列传》。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刊刻《增补评点史记评林》，为东京凤文馆本，系残本，缺卷第八八至卷一瘙懟五，但卷114保存完好，文字同哈佛大学本。关于《史记评林》整体的价值，非本文所能悉数论定，但据相关版本，似乎表明梁玉绳的有关论断，不能由凌稚隆《史记评林》来承担，当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关系。但有一点却可以明确，至少梁玉绳对《史记》作《东越列传》是有所考虑的，该书将其称作《闽越列传》即是基于这种思考而采取的一种弥补措施。

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载：“按此《传》实为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之合《传》。闽越、东瓯所在地统称东越，此有别于南越者也。闽越得称为东越，闽越王亦得称为东越王。”也是试图弥缝《东越列传》传旨和东越、闽越历史地位而作出的解释。

其实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在《史记》《汉书》之间曲意调和。《史记》作《东越列传》，《汉书》作《闽粤传》都有其合理性。我们更值得作的是合理解释而非刻意去改变这种差异。

司马迁《史记》从当时堪称大患的、也是最为棘手“劲越”问题这一政治角度入手。余善问题的解决，是汉朝处理所有越人问题的切入点，甚至是枢纽所在，闽越归顺，南越荡平，越人故地纳入汉廷政治版图，意义重大。司马迁可能正是站在这个高度，将东越作为传题而加以论述，期间也叙述了闽越和东瓯的历史，篇幅可能还多了一些，给后世理解此篇带来一定障碍。

论及《史记·东越列传》，不能不提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记载：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是东瓯也。”）葆守封禺（《索隐》：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作为一卷内容的概述（相当于提要），本当言简意赅地指出该传的核心部分，揭示传题、传旨，而司马迁却主要记载了吴王濞叛乱，东瓯人将其斩杀。这是站在汉朝立场上的言辞。与本传合观，似乎仅述说《东越列传》铺垫部分，未直接点题，并未提及余善的东越，述说汉武帝攻破东越王余善的功绩。这似乎增加了后世读者对该传传旨索解的难度。若此处作“闽越列传”，则与前述概括性内容不协，显得颇为突兀，亦需更多辞费。由此来看，《史记·东越列传》不可能题作《闽越列传》。

班固《汉书·南粤闽粤传》特别是《闽粤传》则是遵从汉武帝时代越人力量强弱出发，将当时该区域政权的核心闽越作为传题，不无历史的后见之明。闽越是该区域政权中势力最盛者，是区域中心，是不能绕开的存在。闽越存续时间最长，又衍生出了余善的东越政权。北与东瓯沟通，南与南越交汇，又与汉廷保持时断时续的关系，因此将该区域历史的主体确定为闽越，是合适的，也能更好地统合该区域各政权，并厘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作到文约而事丰。

由此来看，《史记》题作《东越列传》或《汉书》题作《闽粤传》，都有其合理性。不妨作为我们理解当时越人族群的两个维度，双重视角。对此，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以今人视角再作讨论，不过当时司马迁、班固等撰著两篇卷时，当都有其充足的理由，难分轩轾。

不必如李人鉴等曲意弥缝二者之差异，正视二者之差异，体会二者撰著角度不同，可能对于理解此段历史更具有意义。

《史记·东越列传》颇为简短，白文本不含三家注，计1300余字。至一半篇幅始记载余善被汉廷立为东越王，亦即所谓的东越国方才建立。（66）接下来就是余善屡次挑战汉廷底线，终被大军消灭。如果说点题的话，虽然并未在传文开篇即叙述东越，但余善成为东越王之后，直至余善被杀，东越、闽越皆被剿灭，东越的含义是一贯而明晰的，就是指的余善被封赐之东越国。包括皇帝的诏书也是如此记述的。亦即在公元前112年前后，当时汉朝官方对于东越是有具体、特指含义的。

至余善的东越出现时，东瓯国已不复存在，原来所指称的东越，失去基础。在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撰写《史记·东越列传》时，狭义的东越仅指代余善所建立政权。

余善立为东越王之后，实际上成为汉朝统一东部地区的一大障碍，是有为的汉武帝面前的一颗钉子，翦灭余善及其东越，是一个大的政治举动。时机成熟必将其拔除、荡平。数路大军对东越、闽越形成包围之势。司马迁可能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作了如实的记述，并追述了东越的源起流变，这似乎也可作为司马迁《史记》被称作“实录”的又一例证。《史记·东越列传》对于余善的东越国之前的闽越和东瓯的记述，似乎不无以果索因，追溯余善之东越国源流的意图。

但以现有材料，可以清楚的是，战国晚期至汉武帝翦灭余善之东越国止，越人区域最为强盛之国，是闽越。班固作《汉书·南粤闽粤传》，将南越与闽越相并立，而非南越与东越并书，是从东汉的视角，通观这段历史得出的综合判断。《汉书·南粤闽粤传》对该区域的历史大体并无遗漏的情况下，依据事实作出的研究性论述和概括，因而称《闽粤传》，更为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对此情况，以往学者似乎并未作出全面分析，赞同司马迁或认定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所作《史记》序目，似乎都有一定合理之处。由于传世的战国晚期至武帝中期的越人史料极为有限，本文对于《史记·东越列传》的传题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解说，绝非定论，期待更多学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进一步辨析讨论，得出更为合理周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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