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慷慨的人，这是一本壮美的书！

我第一次見到艾莉斯的時候，她正聲音宏亮、神情愉快地走進教室，她有著一張大又厚實的嘴巴，臉上掛著哲學家中罕見的大笑容，看著學生的眼神不時跳出溫暖的笑意。這真是古怪極了。芝加哥大學的師生平常多像是羅馬競技場的角鬥士，背著盾、杵著劍，全身緊繃地隨時準備說出聰明的話語。快樂在芝大是一種像愚蠢一樣奢侈的罪惡。這位世界最頂尖的女性主義學者和左翼哲學家卻這樣毫無防備地、快樂地、大聲地和我們打招呼。這樣看起來一點都不聰明啊──可是這也讓人太想擁抱她了。艾莉斯・瑪莉雍・楊（Iris Marion Young）在三年後成為了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楊教我的第一門課，帶我們討論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傅科對政治理論的可能啟發。她打趣地說，許多人說她愈來愈傾向康德主義了，所以她要回頭讀傅科平衡一下。我後來才逐漸能體會這句話。如果你曾經被康德感動過，篤信每個人都必須是自己的目的，不能只是他人的工具。這個感動勢必也會驅使你喜愛傅科，著迷和顫慄於他對現代規訓體制（監獄、醫院、工廠、軍隊等）和治理理性的批判，也因此你不得不回頭批評康德的普遍性理念的缺陷，而這全都是因為你太愛康德了。

有些評論者將楊歸類為康德主義者，有些說她是像傅科一樣的後結構、後現代主義者。你說康德和後結構主義者不是不相容的兩個極端嗎？喔不，楊心裡一定很清楚，如果你真正關心那些被現代制度壓迫的人們，你如何能不同時既是康德主義者又是後結構主義者？你必得兩者都是。

如果上個世紀八〇到九〇年代論述正義的關鍵字是差異，本世紀頭十年論述民主的關鍵字無疑是涵容。當代沒有一本討論差異和涵容的著作可以跳過楊的論述。當代也沒有一位政治哲學家，將差異和涵容這兩個理念的底蘊闡明得比楊更貼近那些邊緣、無力、被剝削和歧視的人們的社會生命處境。

什麼是差異？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被法律平等對待，不就已經足夠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特別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楊帶著說故事的語調說，從前有一個黑暗時期，人們出生就屬於不同的政治、種姓或社會階級。因為不同的階級、種族、宗教、性別、職業等身分，人們被給定不同的特權和義務。

有人出生就是統治者，有人出生一輩子就是貧農。然後啟蒙時代來了，我們開始相信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理性和道德感受，人人平等，都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被法律和國家平等對待，不能因為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等差異而有不同。啟蒙並不排除個人間的個性和人生計畫的差異，事實上，啟蒙之子的自由主義當然鼓勵每個人探索自己的個性，實現自己的個體性。

但是對楊來說，從關心當代正義的觀點來看，意義重大的差異，不是個人間個性的差異，而是每個人屬於不同社會群集（social group）的差異。一個人必然同時屬於許多種社會群集，她可能屬於女性、母親、原住民、每日只能聽從命令的勞工、同志、住在貧瘠的鄉村、老年、對抗污染和徵收的居民等等不同的社會群集。在此世你是被擲入這些社會群集裡，無法選擇屬於哪個群集。

每種社會群集的產生，坐落在什麼社會位置、被社會怎麼對待，主要被動態的社會過程所形塑，不是由單方面的文化本質、生理特質或者個人決定。楊認為啟蒙社會所謂平等的制度，反而對某些社會群集帶來壓迫。注意到人屬於不同社會群集的差異，才能夠看到自由社會仍然持續對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壓迫。

抽象來說，差異指的是那些無法被普遍制度窮盡的人的特殊性。哲學家採取不同的路徑探討差異，有的從社會本體論、有的從對理性的批判、有的從社會反抗等等。社會群集是楊提出來最有創見的概念之一，這是她探討差異的獨到路徑，比其他哲學家更具體和貼近我們的切身經驗。透過這個概念，楊非常有力地說明為何在啟蒙和自由的社會，差異仍然是關鍵的正義議題。

楊的課輪到我自我介紹，我如往常用美式英文發音唸了我姓名的羅馬拼音，多數美國人無法唸出或記得我的名字，因此常會迴避叫我的名字以免困窘，這常會讓我覺得自己是美國社會裡突兀的隱形人（突兀和隱形其實相矛盾，因為矛盾因此更突兀，只好更隱形）。楊說可否請你用正確的中文發音把你的名字再講一遍，我想要試著念念看，楊跟著我念了幾次都無法準確地用中文念出我的名字，她笑著說：「Chia-Ming，看來我還需要多多練習。」

楊說她對政治哲學的熱情始於女性主義。在絕大多數的社會，女性生活在文化歧視、經濟剝削、無力、邊緣化和暴力威脅中；過去這些經驗被「正常化」、「私領域化」和「去政治化」，因而被理所當然的接受。沒有比去政治化更政治化的策略了。女性的禁錮來自許多看似最中性、正向、細瑣、和政治最無關的社會關係。因此最了解政治的無非是女性，而不是那些眼中只有物質力量的現實主義者。

也因此女性主義最敏於拉下各種「去政治化」的假面具，為所有其他弱勢者的壓迫開闢出一條被看見的道路。政治不只是公領域或者政府的事。為了讓所有壓迫可能被看見，女性主義建議我們最好將政治界定為一切可以被集體重新評價和參與改變的事物，政治無所不在。

既然政治無所不在，楊接續著說，如果我們了解壓迫在各種社會過程、關係和結構中如何產生，我們就會認知到我們對正義的責任無所不在。個人間的人際互動當然也是政治，我們常在人際互動中延續了某種促成壓迫的社會關係和結構。楊在公眾場合困窘、吃力、不準確地唸出我的中文名字，她教會了我什麼是社會群集（我做為一個英語不好、不熟悉美國社會，不會 small talk，沒有勞動力、來自東亞的男性）、為何政治無所不在（我和美國人的人際關係誠然是）、以及什麼是正義的責任。

你可能會懷疑，難道任何社會關係都是壓迫嗎？沒有一個正義的標準，怎麼定義壓迫？楊的分析拒絕停留在抽象層次，因為抽象對被壓迫者沒有幫助。她具體分析了所有社會群集可能面臨的五種壓迫面向：剝削、邊緣化、無力、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即使沒有清楚的正義標準，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壓迫。

一本書成為經典的旅程常常難以預料。一九九〇年出版到現在，楊的這本名著《正義與差異政治》歷經幾次知識界的辯論，愈突顯出它掌握社會現實和規範理想的深刻和準確。快三十年了，回過頭來看，這本書開創了正義論述的新典範，對今日思索正義持續帶來衝擊。容我大膽評論，這本書可說是摘下了九〇年代正義論述的桂冠。（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會說七〇年代正義論述的桂冠是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八〇年代是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能力途徑）。

《正義與差異政治》這本書完整而且深刻地總結了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以來各種新社會運動訴說的壓迫經驗和正義訴求。它像海綿般地吸收了當代歐陸哲學家關於差異、認同、排除和他者的思想精華。它集批判理論、新左派論述和女性主義於大成。它提供的分析架構涵蓋了幾乎所有追求平等和解放的當代新社會運動，包括：女性主義、各種性向、種族、原住民、族群、不同壓迫處境的工人、環境、身心障礙、各種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民族主義、後殖民等等抗爭歧視和壓迫的運動。

我要解釋《正義與差異政治》如何開創了正義論述的新典範。讓我們先回到冷戰時期全球三個正義論述的主要典範。第一、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相信的馬克思主義；第二、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理念，最好的代表性論述是羅爾斯的《正義論》；第三、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採取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路線，代表性論述包括了羅伯特・諾齊克的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和弗烈德利赫・海耶克、米爾頓・傅利曼等經濟學家。

馬克思主義主張所有壓迫的根源來自經濟結構，在資本主義體制中，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工人階級的勞動被剝削，國家等意識形態只是為資本積累服務，唯有生產工具歸為公有，人類社會才能獲得解放。對楊來說，她同意許多壓迫的根源得助於資本主義體制，可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窄化了我們對壓迫的理解。即使有一天資本主義被推翻，女性、各種性傾向、種族、原住民、精神障礙者等等社會群集面臨的壓迫仍會繼續存在，因為它們各有獨立於生產工具私有的壓迫根源。

而且即使只論勞工，勞工面臨的不只是剝削，還包括勞動分工造成的非管理階層工人的無力、無法發展自我的處境。傳統馬克思主義也忽略了社會偏見和過程對特定群集的勞工造成的特定壓迫。舉例來說，擁有臺灣國籍的新移民女性的居家照護工作收費只能比臺灣出生的女性低，工作遇到的暴力危險、被占便宜和歧視的狀況卻遠多於她們。

楊要我們鼓勵和認可各個社會群集的存在。多數認同政治的倡議者從黑格爾哲學出發，主張認可弱勢的目的就是要矯正對弱勢的文化歧視。許多左派因此批評差異政治忽略了財富重分配才是正義的首要關懷。可是楊的差異政治和馬克思的親近性遠甚過黑格爾。對楊來說，認可社會群集的差異性，鼓勵他們（如上述新移民女性）團結、分享生命經驗和集體發聲，終極目的不是在文化上矯正歧視而已，而是透過認可他們，才能幫助他們對抗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和壓迫。認可差異只是解放的工具，或者說只是解除壓迫的一部分。

楊的思路繼承了批判理論和新左論述的醇正精神，這也是晚近文化研究的最大貢獻，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的文化歧視都帶來社會、經濟和物理上的壓迫，同時所有的社會和經濟的壓迫都得助於文化歧視。政治經濟學是文化的，而文化就是經濟。這是楊主張的差異政治最精微獨到之處，她的精準無人能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