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蜕变为“防御性文明主义”，白人身份渐成欧洲认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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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政治家》2021年2月4日

欧洲一体化蜕变为“防御性文明主义”

白人身份渐成欧洲认同核心

作者：汉斯 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

编译：蔚泽洋

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人们经常自豪地说：“我是欧洲人”。我经常从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的前同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办公室遍布欧洲。在我看来，欧洲人身份认同(assertion of European identity)有点太过激进，我一直不认同，也觉得不舒服，因为我看不出一个人是如何表达这样的认同甚至是爱。欧盟作为一个或者说一套机构，它似乎是欧洲对一种文化认同、文明认同甚至是种族认同的表达。

我对欧洲人身份不认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英国人身份的影响。英国人往往首先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或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或者是英语世界的一部分，要不然就是世界公民；虽然很少有人像欧陆人那样首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换句话说，英国人与其他欧洲人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将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很少有英国人像德国人那样，把欧洲看作是“命运共同体”(Schicksalsgemeinschaft, Community of Fate)。

我不认同自己的欧洲人身份，还与我的种族有关。虽然我在英国出生、长大，但我的父亲是印度人，我的母亲是荷兰人。因此，“欧洲人”并不能完全概括我的身份，它排除了我身份中的亚洲部分。对于许多其他非白种英国人，我认为也是如此。我的感受是，如果你来自非洲、亚洲或加勒比地区，你会比白种英国人更不认同欧洲人的身份。当然，我不了解欧陆国家的非白种人是否认同自己是欧洲人。

在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当我听到人们自称是欧洲人时，我会立刻联想到殖民背景，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在殖民背景下，欧洲人就是白种人。在我看来，对于欧洲人身份认同来说，白人身份与非白人身份的对立和重要性，比对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都要大；对于后者，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例举了英国人身份与法国人身份的对立。因此，当人们为自己是欧洲人而自豪时，我听到的实际是白人身份。

大多数支持欧洲一体化主义者(“亲欧派”pro-Europeans)对我的观点都表示不解或愤怒。他们认为日益紧密的欧洲一体化与白人主义/种族主义相反，欧盟和欧洲人身份认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表现。但这大错特错，因为欧盟实际上是区域一体化而非全球化。欧盟所代表的不是民族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因此，当人们说“我是欧洲人”时，是在表达一种区域认同。

欧盟是全球化的误导性描述，这本身就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倾向，把欧洲误认为是全世界。欧洲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有时似乎也会加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货币统一。但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有很大不同，虽然资本、货物和人员流动的内部障碍已经消除，但外部障碍仍然存在，特别是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

欧盟世界主义神话(the myth of EU cosmopolitanism)出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成立。欧盟的成立，是基于欧洲人从欧洲国家间关系史中得到的教训——几个世纪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而非基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与非殖民化同步，但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却从未提到过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影响。

欧洲一体化主义被认为是克服民族主义在欧洲引起冲突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德国人，这是一种克服民族国家巨大灾难性经历的方法。但这一神话制造了一个盲点。

欧洲一体化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作为反民族国家主义的欧盟，在区域层面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与1945年前欧洲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有区别——欧洲是通过欧盟/欧洲一体化来处理问题的。因此，在国家层面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概念比如“命运共同体”，在欧洲层面奇迹般地变得毫无问题。去年，当欧盟成员国试图限制PPE出口时，就被批评为民族主义；但当欧盟本身限制PPE出口到欧洲以外地区时，却被视为欧洲团结的胜利。

所以现实表明，区域一体化可能与最坏的民族国家主义一样糟糕。民族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占据中心地位，这意味着世界应对区域一体化这种强大力量的经验较少，但区域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主义内涵是一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身份认同也可以将自己与另一个区域相区分，并且与历史上的国家身份认同一样具有排他性。事实上，区域一体化可能会更糟，因为区域集团(regional blocs)往往比单一国家更大、更强力，能此能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也更大。[See also: Yanis Varoufakis: Europe isn’t working.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economy/2021/02/europe-isn-t-working]

把欧洲当作世界(elide Europe with the world)的趋势也与欧洲一体化思维的演变有关。欧洲一体化最初是由冷战和非殖民化背景下的欧洲内生动力驱动的。但它的显著成功和冷战结束后欧盟的扩大导致许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将欧盟视为世界的范例。

尽管很少有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会这么想，但在上述想法中确实隐含着一种“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换言之，欧洲殖民主义和欧洲一体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不同之处在于，欧盟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文明使命，一种“民间力量”(civilian power)：它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力量，输出其非政治化的区域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福利国家在内的欧洲社会模式。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许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将欧盟内部的迁徙自由政策视为全球迁徙自由的先驱、将取消欧洲内部边界视为迈向世界无边界的第一步。但即便如此，实践中仍有不同。例如在英国，这一政策导致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移民相对减少，来自欧洲的移民相对增加。

在经历了十年的危机后，世界在不断变化，冲突对抗不断升级，欧洲一体化主义正在逐渐被欧盟作为竞争对手的想法所取代；与此同时欧盟也一直在努力设法解决自身的内部深层问题，应对日益增多的外部威胁。欧盟的处境变得四面楚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开始变得日益保守(defensive)，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也朝着相反方向转变。

欧盟将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像十年或二十年前那样可信。相反，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内部的辩论现在集中在欧盟如何能够适应一个大国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回归的世界。冯德莱恩在2019年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承诺本届欧委会将是地缘政治欧盟委员会(Geopolitical 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现在接受了“欧洲主权”(European sovereignty)这一他们历来反对的概念。因此，曾经被视为“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与新模式的欧盟，现在正渴望回归到传统力量（类似于民族国家）。因此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正在促使欧盟发展成一个“国防联盟”(defence union)甚至“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

在过去十年中，欧盟输出其精英治理模式(technocratic model of governance)的观点也变得不那么可信，特别是欧洲内部对这种非政治化模式也产生了强烈的抵制。事实上，Chris Bickerton等学者已经证明了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精英治国的反应。“欧洲社会模式”的观点看起来也不那么可信。自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为了确保一个“有竞争力”的欧洲，在所谓的欧元区外围的福利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Ursula von der Leyen,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Ursula_von_der_Leyen

许多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对欧洲一体化的反思反映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早期欧洲一体化思想中基于政治经济模式的相对温和的文明使命，似乎正在让位于基于其文化独特性的文明话语(civilisational discourse)。欧洲人身份认同中的文化/文明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因素经常被表达为“欧洲人的价值观”(European values)。换句话说，欧盟早期的公民区域主义(civic regionalism)正在演变成一个有问题的文化(problematic cultural)，甚至是种族区域主义(ethnic regionalism)。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保护欧洲大陆免受日益增长的文化威胁，因此，他们形成了一种防御性文明主义(defensive civilisationalism)。

2015年的难民危机可能是欧洲一体化的关键转折。它向欧洲人表明，由于欧洲一体化还未完成，此时内部边界的缺失，就亟需坚固的外部边界。在过去的五年里，欧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外部边界安全，包括Frontex (the 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欧盟边防局，是欧洲各国边境管理工作的一个合作平台，它由欧盟管理委员会创建，是一个关于欧盟成员国外部边界运行合作管理的机构)的扩张，这一措施也被许多人视为欧盟边界的军事化(militarisation)。很明显，现在欧盟内部的迁徙自由距离一个无边界的世界还相去甚远，目前仅仅是把边界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并且远离德国。

这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文明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欧盟现在有一个“促进我们的欧洲生活方式”的专员(a Commissioner for Promoting our European Way of Life)，但最初用词不是促进而是保护。这是冯德莱恩地缘政治委员会的一部分，目前担任专员的是马加里蒂斯·希纳斯（Margaritis Schinas）。他的主要责任是协调委员会处理政治庇护和移民问题，这主要包括严控移民入境，为此甚至会使用侵犯人权的野蛮方法。这使得欧盟的文明转向变得明确：移民现在不仅被视为一个难题，还被视为是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威胁。[see also: China, Russia and the return of the civilisational state. https://www.newstatesman.com/2019/05/china-russia-and-return-civilisational-state]

Margaritis Schinas, 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图片来源：https://twitter.com/MargSchinas?ref_src=twsrc%5Egoogle%7Ctwcamp%5Eserp%7Ctwgr%5Eauthor

这些事态发展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文明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在欧洲的价值观里，中国崛起被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历史遗留的伊斯兰问题、移民和恐怖主义。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预言了西方与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力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欧盟长期以来也一直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随着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一个少数族裔-白人混合的国家，白人身份可能在欧洲人身份认同中变得更加重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比任何人都支持欧洲一体化，体现着文明主义的融合。他提出的“保护欧洲”(Europe qui protège)的愿景最初听起来像是一种进步的版本：为人们提供市场保护；但现在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关注文化而不是经济保护。特别是自2020年10月，一名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法国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以来，迫于玛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极右翼政党，前身为国民阵线）的压力，马克龙已经采取措施制止他口中的“伊斯兰分裂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去年10月，他采取措施加强法国对境内清真寺和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的控制，以捍卫共和国及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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