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策略包括铂类双药化疗、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具体治疗手段取决于分子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情况。晚期NSCLC患者目前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包括:接受免疫联合治疗失败后缺乏新的治疗选择,对靶向治疗产生耐药以及缺少改善疗效的策略
[1-3]
。
Dr. Augusto Valdivia
西班牙巴塞罗那Vall d’Hebron大学医院
Vall d’Hebron肿瘤研究所
Dr. Patricia Iranzo
西班牙巴塞罗那Vall d’Hebron大学医院
Vall d’Hebron肿瘤研究所
Dr. Nuria Pardo
西班牙巴塞罗那Vall d’Hebron大学医院
Vall d’Hebron肿瘤研究所
Dr. Enriqueta Felip
西班牙巴塞罗那Vall d’Hebron大学医院
Vall d’Hebron肿瘤研究所
ADC是一种新兴药物,其治疗策略是向癌细胞递送强效的载荷,同时保护正常组织细胞,减少治疗相关不良事件(AE)并改善生活质量
[4,5]
。
目前,许多最近研发的ADC正在NSCLC中进行探索,其安全性各不相同(表1)
[6-10]
。
优化ADC安全性的可能策略包括设置剂量上限(dose-capping)、分次给药(fractionated administration)和设置治疗持续时间上限(capping of treatment duration)
[11]
。
表1. NSCLC ADC试验中报告的最常见的任何级别AE和≥3级AE
“限制用药周期数”是历史上研究化疗的一种策略,因为需要权衡疗效与毒性。多项试验已证实,在施用更多化疗周期时,未观察到反应率、生存结果或生活质量的改善
[12-16]
。
研究人员在接受polatuzumab vedotin(抗CD79b抗体,含有单甲基auristatin E有效载荷的ADC)的患者中进行了事件发生时间(time-to-event)分析,从而探索“限制用药周期数”的策略。分析显示,当最多施用6~8个治疗周期时,≥2级周围神经病变(报告的主要限制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下降
[17]
。
“至应答时间(Time-to-response)”对于确定ADC“适当的用药周期数”也有参考价值。进行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确认“限制用药周期数”对降低毒性和保持疗效的影响。
此外,“将ADC与免疫疗法或靶向疗法相结合”是一种目前正在研究的策略,旨在提高疗效并克服/预防患者发生耐药。重要的是,一些试验是在一线NSCLC患者中进行的。表2展示了正在进行的将ADC与免疫疗法或靶向疗法相联合的试验。
[18-21]
。
表2. ADC与免疫或靶向疗法相结合的NSCLC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