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克托·汉森
19世纪末，英军的战术在欧洲已经相对落伍，但其独特而严格的训练仍然最能体现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军事传统。从希腊罗马开始，大部分时间内欧洲军队的纪律性在全球独树一帜，其背后是民主共和制度塑造的平等主义和爱国主义，可见军事确实是政治的延续。
在1879年，世界上还存在着比英国殖民军规模更大、组织更出色的欧洲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
残酷的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短暂而激烈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宣告了大规模骑兵和缓慢行进整齐战列战术的终结。机枪、新式连发步枪和榴弹摧毁了王公们最后的贵族自负情怀，开启了近现代工业化战争的黎明。
与此相反，英军在滑铁卢（1815年）之后进行的殖民战争，除了个别例外（比如灾难性的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对抗的敌人都没有现代化的武器、精心打造的要塞或者复杂的战术。
结果便是
英军成为一支特别的反潮流的军队
，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时代之外，远离现代西方大规模征召并装备新兵的策略。
维多利亚式军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等级划分，在海军中这一点尤为明显。由于英国军队没有受到其他更现代化的欧洲和美洲军队的挑战，因此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抛弃过去时代的战术，并且仍旧以血统出身而非功绩作为晋升的首要标准。
只是在祖鲁战争前十年，英国战争部次长爱德华·卡德韦尔才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尝试，比如取消军官职位的购买，改善入伍条件，并力推采用现代步枪、火炮和加特林机枪。
然而直到1879年，仍然
只有18万英国士兵——远少于罗马帝国的25万——镇守一个跨越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的帝国
，在这个帝国内部，混乱频频出现在印度、阿富汗、南非和西非。
英军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数量不足和内在的等级偏见。这支军队还承受着长期债务危机的折磨——这导致薪饷不济和武器过时。
即使在禁止贵族逐级购买军官职位后的19世纪晚期，相当多的军官还是些思维僵化保守的老古板，他们怀疑地看待科学以及随之而来、促成社会工业化的机械专业。
尽管指挥蹩脚和缺乏资金，传奇式的纪律和训练还是挽救了英军。
大英帝国仍旧拥有一支非常有效的国家军队。
绝大部分英国红衫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更加训练有素、积极求战。当组成他们著名的方阵时，这些军人能进行持续、精准而致命的步枪火力齐射，是欧洲乃至全世界当之无愧的最好的士兵。
在罗克渡口攻势之前的几分钟里，没有一名英国正规军士兵在数千祖鲁人接近前加入殖民者和土著部队的逃窜行列。相反，不到100名能够行动的人，在16小时内倚靠围墙连续射击超过两万发步枪子弹。
在此前几个小时的伊桑德尔瓦纳血战中，英国正规军第24团几乎所有正规连队都在原地覆灭，而不是逃之夭夭。一名参与屠杀的祖鲁老兵乌胡库后来这样回忆英军最后的顽抗：
他们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背靠背站立着，把一些人环绕在中间。他们的弹药现在打完了，除了一些近距离还能打到我们的左轮手枪。我们从短距离上投掷阿塞盖短矛，杀死很多人后才能破坏方阵。我们终究用这个方法战胜了他们。（F.克兰恩索，《祖鲁战争历史及其源起》，413）
祖鲁人到达罗克渡口前一刻，查德中尉的人射杀了一名和史蒂芬森上尉的纳塔尔土著分遣队一起逃窜的欧洲军士。查德觉得没有必要在报告中提到这次射击，英国军官团也承诺不调查这次行为，毕竟这明显是击毙擅离职守的殖民地军士的公正举动。
后来，加尼特·沃尔斯利甚至批评了在伊桑德尔瓦纳英勇拯救女王军旗的两个人——梅尔维尔和科格希尔少尉。
沃尔斯利的观点是，当麾下被围攻的士兵还活着并仍在战斗的时候，英国军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营地。在步兵抵抗崩盘后，逃离伊桑德尔瓦纳的少数骑兵部队后来顺理成章地受到了质疑。
在因通比河那场较小的灾难过后，哈瓦德中尉由于在麾下士兵被祖鲁人包围时自己跑出去求援，受到了军事审判。
尽管哈瓦德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沃尔斯利将军还是坚持要将他的异议在全军各团前进行宣读。
沃尔斯利厌恶一名英国军官抛弃自己的士兵却只是抱歉了事的想法，他阐明了自己对军队传奇式纪律核心的信任：
一名军官越是发现他的队伍处境无助，就越应该忠于职守与他们共命运，不论结局是好是坏。因为英国军官的地位为世人所尊敬，他在军队士兵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士兵们会觉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在危机中能够绝对信任的是军官，任何情况下军官都绝不会抛弃士兵自己逃走。
我们军事史里记载的大多数英勇行为，应归功于这种英国士兵对军官的信任
；由于这项军事法庭的判决动摇了信念的根基，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对该判决的重要异议正式公布出来。（D.克莱莫尔，《祖鲁战争》，143）
英国军队的主力会组成横队和方阵。在横队当中，每列有三到四排士兵——通常分别俯卧、跪地和站立——这些士兵按照命令轮流开火、装填，五到十秒钟后再次开火。即使是使用单发的马蒂尼-亨利步枪，整个连队准确的射击次序依然能够确保近乎稳定的弹幕覆盖。
而如同盒子般四角为直角的方阵，则能够保证辎重处在安全的中心位置，庇护伤员和预备队——方阵的完整性保证没有英国士兵会在阵形边沿的任何一点逃跑。
为了确保对火力的控制，英军时常会在战场上每隔100码的距离上打下木桩，让枪炮军士修正开火顺序，让步枪手校准目标。
令全球闻风丧胆的英国龙虾：红衫军
英国枪骑兵对祖鲁人的屠戮，同样因其训练有素的周密步骤而显得可怕：
剑桥公爵属第17枪骑兵团是个充满骄傲的部队。“牺牲或光荣”是他们的座右铭，巴拉克拉瓦战役中的英雄表现是他们曾获得的荣耀。德鲁里-劳（该团团长）将他们精心排好，就像是在阅兵一样……看着身穿蓝色制服、脸庞白皙的骑手们跨在高大的英国马上，他们看上去像是机器一般，制服规整一丝不乱。德鲁里-劳领着他的团呈纵队前行，当地形抬升时，他下达命令：“小跑——组成中队——组成横队！”然后，将士兵排成两列纵深，“快步跑！”战马向前腾跃，然后当钢铁骑枪随之向前时，三角旗摇曳招展，“冲锋！”接着步兵在方阵中爆发出喝彩。这个骑兵团迅速追上撤退的祖鲁人，骑枪也像阿塞盖短矛一样毫不留情，骑手攻击一个又一个祖鲁武士，枪起枪落，无情地刺穿着敌人的身体。（D.克莱莫尔，《祖鲁战争》，214）
遭到攻击时，展示勇气是任何战士共同的美德。无论来自哪里，任何战士都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英勇。
在服从指挥的同时又能展现勇气的特征，也并非西方军队独有。原始部落和文明化军队都从恐惧乃至战士们对首领、将军、国王或独裁者的敬畏中获得胜利。
在罗克渡口英国基地的北部围墙上，紧抓红色的马蒂尼-亨利步枪枪管的祖鲁人，和几秒钟后用点45口径步枪弹沉着地将他们撕成碎片的英国人一样勇敢。祖鲁武士几乎和英军士兵一样服从自己将军的指挥，他们无所畏惧地用人浪冲击着驻防阵地。
然而到最后，是祖鲁人——只要国王点个头，他们就会被处决——而不是英国人，逃离了罗克渡口：
这看起来很矛盾，为何进攻中如此英勇的人，会在行动最终失败后惊慌逃窜。不过这对祖鲁人而言似乎也并不矛盾。对他们来说，如果其进攻最终失败，他们就会认为，逃走是理所应当的事了……一旦一个人开始逃离战场，影响将会蔓延全军。就连恰卡自己的团，有时也会逃跑。这就是祖鲁人战斗的传统结局。他们要么摧毁敌人，要么就是以溃逃收场。（R.伊格尔顿，《他们像狮子一样战斗》，188）
在罗克渡口战役的几个小时以前，大多数“伊普皮”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他们最大的胜利后，就带着战利品解散回家了——相反，六个月后英军在乌伦迪屠杀祖鲁人之后，凶残的英国枪骑兵连续若干小时追杀践踏败逃的祖鲁军队，根本不停下来休息。
为什么勇敢又顺从的祖鲁人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和同样勇敢且顺从的英国士兵相比缺乏纪律呢？
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就在探索，怎样能将个人的勇敢、对领袖的服从，与更广义上的来自纪律、训练与平等主义的更为制度化的勇气区分开来。
自希腊化时代的传统开始，欧洲人便已经着手将所谓的不同勇气类型，从个人行动的大胆轻率一直到将整条战线凝聚起来的共有勇气构造成一个层级体系——按照他们的说法，
前者只会偶尔成为赢得对手的原因，后者才是取得长久胜利的关键。
举例来说，根据希罗多德在普拉提亚会战（公元前479年）后的记载，斯巴达人没有奖励阿里斯托得穆斯的勇猛，后者因为在温泉关没能参战而受辱，就在此战中直接冲出己方阵列，近乎自杀式地攻击波斯人。相反，斯巴达人给予波西多尼乌斯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勇敢地和同伴一起在方阵中战斗而“没有盲目求死”（希罗多德，《历史》，9.71）。
希罗多德暗示阿里斯托得穆斯并没有理性地战斗，这名疯狂的战士之所以如此作为，只是因为去年夏天，他因故错过了在温泉关光荣战死的机会，被人认为失去荣誉而想加以挽回而已。
古希腊对于勇气标准的建立，与训练和纪律密不可分：重装步兵凭借冷酷的理性而非狂热战斗。
一个合格的重装步兵理应珍爱自己的生命，并且乐于为城邦奉献一切。他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的标准，并不在于他杀了多少人，或者展示了多么了不起的个人勇武，而在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战友前进，或是战败后如何保持秩序，以及在遭受攻击时能否保持阵形。
对群体神圣性的强调，不仅仅是斯巴达人的精神，也是通行于整个希腊城邦世界的普遍法则。
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频频发现关于士兵之间团队凝聚力的相同主题——只要献身保卫自己同胞和文明的事业，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成为优秀的战士。
希腊重步兵最看重纪律而非武勇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中，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上提醒公民大会，真正勇敢的人并非那些狂暴的人，这些人“只因处在邪恶的状态下，便有了不珍惜自己性命的最佳借口”。这种人，按他的说法，“不奢望过上更好的日子”。当然，真正的勇气则体现在“‘那些即使承受着灾难，其表现得也相当与众不同的人’身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3.6）
我们从希腊著作里，了解到坚守行列、一致行动和严守纪律的必要性，这些因素远比单纯的力量和勇武重要得多。
普鲁塔克写道，士兵们携带盾牌是“为了确保整条阵线的利益”（《道德论集》，220A）。真正的实力和勇气，是带着一面盾牌屹立在阵列中，而不是在捉对厮杀里杀敌无数并成为史诗和神话的良好素材。
色诺芬告诉我们，
这样的团体凝聚力和纪律，来自自由拥有财产的业主们：“战斗和下地干活一样，离不开他人的帮助”
（《家政论》，5.14）。会被惩罚的只是丢弃盾牌、破坏阵形或是引发恐慌之辈，而绝不是那些没能杀够敌军的人。
同样的，西方人在看待装备华而不实、高声嚎叫或是发出恐怖噪声的部落战士时，如果对手在这样的展示中，没有秩序井然的行进以及对行列的保持，那么他们的眼神里也只有蔑视。
“可怕的外表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埃斯库罗斯如是说（《七雄攻打底比斯》，397-399）。修昔底德描写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进攻伊利里亚村民时的演讲，是西方在古代对部落式战争的轻蔑总结：
进攻开始时，他们会给没见过他们的人带来恐惧。他们的人数似乎多得可怕；他们的高声叫喊令人难受；他们在空中挥舞兵器的方式很是吓人。但是当他们遇到那些能够坚守阵地，抵抗他们进攻的军队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作战时毫无秩序；他们没有固定的阵形，因此一旦他们的军队在作战中受到压迫，他们并不羞于放弃自己的阵地；既然逃跑和进攻一样不失荣誉，他们的勇气甚至永远难以经历考验……这种乌合之众，一旦他们的第一次冲锋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们便会退去，远远地发出威胁，以夸耀他们的勇敢；但如果对手在他们面前退却的话，他们就会迅速地进行追逐，极力利用他们的优势，表现他们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是多么勇敢。（《七雄攻打底比斯》，4.126.5-7）
在进攻强固的阵列时，祖鲁人远比伊利里亚人能坚持到底；尽管如此，修昔底德对于战场上两种不同行为——叫喊、虚张声势，与坚守阵线（所谓的“常规战斗秩序”）的对比，套用到英国-祖鲁战争上也并不显得过时。
在这两场相隔千百年的战争里，能够以阵形进行操练、接受并执行命令、服从中央指挥链的士兵，在战斗中更可能以团队和阵列的方式共同行进、停止和撤退。
时间将证明，
这样有序的战斗体系，相比一群随意进退的乱军，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
亚里士多德作为希腊时代思想家中的典型，解析了勇气的特性，对其与利己主义、服从和纪律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化的分析。
在解释为何某些类型的勇气比其他的更可取、更具永恒性（跟国家的理念和对政府的信赖不可分割）这个问题时，他几乎与其他希腊思想家都所见略同。
他谨慎地分析了五种军事行动中的勇气，并将其中之一公民勇气放在优先位置。
这种勇气只属于公民士兵，因为在国家与同胞公民们面前，他们不希望表现出懦弱的一面，而且他们还渴望获得公众给予无私奉献之人的荣誉认可。
“人，”亚里士多德附和伯里克利的说法，“
勇敢起来不应当是被迫的，勇气本身就是高尚的事物。
”（《尼各马可伦理学》，3.8.5）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可第二类明显的勇气，那就是训练有素或装备精良的士兵能具备的勇敢，这种勇敢源于他们握有的物质优势。但是他警告人们，
这些据称是勇敢的人可能名不副实：一旦他们短暂的优势消失，很可能就会逃离战场。
此外，亚里士多德承认第三类表面上的勇敢，常常被误认为真正的勇气：这种勇敢是那些疯狂的战士所具备的狂热之勇，他们毫无理性，因为痛苦、癫狂或暴怒而战斗，对于死亡或同伴的福祉毫不关心。
这同样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勇气，当鲁莽的劲头停住时，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亚里士多德眼里的第四和第五类勇敢，尽管分别来自盲目的乐观主义和无知，同样也能够满足关于勇气的准则。
有些人在战争中表现出英勇，仅仅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也难以长久。有的人勇敢则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偏好判断事物，相信此时命运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此类战士往往会对战场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同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有利条件是变化无常的，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彻底改变。
无论何种情况，
他们的勇气都不是基于价值观和内在特点，更不是来自有序产生的精神支撑，因此无法持久，在战斗的白热化阶段也不够稳定。
由此类推，某些人在无知状态下的勇猛战斗，只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感觉优势在自己一边；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他们马上就会逃离战场了。与乐观主义者的情况一样，这种无知无觉的状态带来了相对的勇气，却无法形成一个绝对的价值观。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论勇气》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书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辩称，真正的勇气，是士兵在行列中奋战和维持阵列的能力，即使他知道将要面对怎样的逆境也毫不退缩——这和那些看似英雄的人，只因为所有条件都有利于他时才奋勇作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西方文明体系里，人们很早就将纪律的理念制度化为坚守阵列和服从长官的行为，在他们看来，
长官们的权威来自宪法赋予的权利。
雅典少年们——那些守卫比雷埃夫斯港和阿提卡内陆地区的年轻新兵，会进行一年一度的誓约仪式，其中包含如下的承诺：“无论我身处战线哪个位置，我都不会抛弃战友……任何时候我都准备好服从明智行使权威的人，服从已经公布施行和未来将会生效的审慎明智的法律。”［M.托德，《希腊历史铭文》（牛津，1948）第二卷，204］
像色诺芬和波里比乌斯这样的作者，将军队比喻成一连串墙壁组成的壁垒，每一面墙都是一个连队，每块砖都是一名士兵——是纪律的砂浆将士兵和连队固定在准确的位置，确保整个壁垒的完整性。用色诺芬的话说，缺乏纪律约束的军队一团混乱，“像一群人离开一个剧院时一样”。（《论骑兵指挥官》，7.2）
古典时代的文化不鼓励民兵畏惧掌权者，也不煽动鲁莽冲动之勇。士兵们在战斗中的位置和移动，以及头脑和精神上对指挥的接受程度，都应当是可预见的。
在战斗的高潮阶段，所有人在面对死亡时，都可能会丢掉对国王的敬畏。勇敢——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也可以成为易变的情绪。
哥萨克人就像现代军事史学家笔下的游牧战士一样，在追击中胆大妄为，但是当角色反转，他们在发现自己与敌军部队展开冲击战时，则变成了可怜的胆小鬼。
罗马军团走得更远，他们试图将公民的勇气与官僚制度结合起来，通过训练、紧密阵形中士兵的密切联系、军团制度以及否认个人勇武的态度达到这一点。
在罗马，1世纪初的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对罗马人的战场优势曾做出过评论，这段评论相当著名，时常为人引述：
倘若你看到罗马军队的行动的话，就能理解，这个帝国完全是他们的英勇所造就的，而不是命运的赐礼。他们不会等到战争爆发才来操练武器，也不会在和平年代无所事事，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动员起来。完全相反，他们似乎出生时手中就拿着兵器；他们绝不会中断自己的训练，或是等到危急时刻才行动……他们的演练就像不流血的战斗，他们的战斗则不过是血腥的演练。（《犹太战争》，3.102-107）
近400年后，韦格蒂乌斯在4世纪撰写了一本罗马军事体制手册，他再次将训练和组织视为罗马取得胜利的根基：“确保胜利的不是单纯的数量和天生的勇气，而是技巧和训练。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民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无非是因为他们在军营里进行训练，在战争中进行实践。”（维格蒂乌斯，《罗马军制论》，1.1）
比希腊方阵更强大的罗马军团
韦格蒂乌斯的著作在法兰克和其他中世纪西欧日耳曼君主中相当流行，因为他强调建立严守纪律的阵线和纵队来进行战争。
在蛮族君主的眼中，他的作品展示了如何恰当引导条顿式的狂热战士，将其转变成精力充沛但严守纪律的步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