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服作为“媒介物”：物质文化的理论视角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穿衣、开车、戴眼镜等，无不体现出身体与技术物的相伴相生。人通过技术物展开的具身化（embodying）实践不仅将（对象化的）技术物转变为媒介，而且人的经验还可能激活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媒介实践的现象、习惯和知识，帮助我们思考各种媒介物与人的具身关系，从而对新技术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交往方式，以及中介化的现实展开探索（杜丹，2020；刘海龙，2022）。如同复刻宋代美食一般，穿戴汉服也作为一种具身实践（季芳芳，王雪玲，2023），成为开启年轻人文化体验，构建社会世界的中介物。将汉服视作“媒介物（mediating object）”，即“系列标志性（iconic）、图形（graphic）和语言符号（linguistic）的载体”（Dant，1999：12-13），将帮助我们理解汉服如何与青少年群体“相伴相生”以及理解汉服在构建社会现实中扮演的关键作用。
物质文化研究强调唤起对长期在学术文本中被视作边缘、被动的客体的深切关注。我们之所以把汉服视作是“物”，正是看到其“社会性”的面向（Dant，1999：1-16） ，强调其在社会语境中的“流通”以及其以能动的姿态连接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
其中，物的文化传记和社会生命史是我们考察的理论焦点之一。“物的文化传记”，即像为物立传一样研究物在文化情境中的流动过程。在这个理论论述中，在复杂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进行“物的文化传记”的研究强调的是物（和人一样）的身份的不确定性，考察物的商品化和特殊化的动态转化和交织，物如何在文化和个体的双重秩序化中重组，又如何对社会文化和个体进行反作用（张进，王垚，2017）。本文将从“创造物”的角度考察汉服的“创生”，考察汉服爱好者如何赋予物意义，如何参与认知物、制造物的过程并且通过改造服饰衍生意义。在此过程中，我们对语境的考察变得重要。
其次，关注物的能动性成为考察汉服之“物”的另一个维度。能动性（agency）是一个丰富而多维的概念，其核心通常与个体的意向性和自由意志紧密相连。但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当一个实体通过制造差别改变事态，则该行为体无论有生命与否均可以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并被称为能动者（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汉服的穿戴对于穿戴者也存在影响其举止的作用，这种能动性同样促进了身份认知，勾连了社会联系。
再次，物所关联的社会关系也将是文章的理论重点。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提醒我们，虽然物以它的“谦逊”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不易为人察觉关注（Miller，1987：85-108），我们仍有必要认识到人工制品的重要性：人工制品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对自己、他人或抽象概念，如“国家”或“现代”等，能够形成认知并且加以理解（Miller，1994：397）。我们同样要做的工作是，观察汉服之“物”——“在一定环境下，貌似没有生命的物是如何在实现社会功能、调节社会关系、赋予人类活动象征意义的过程中对人施加影响，又如何反为人所用的（伍德沃德，2007/2018：3）。“看到”汉服作为“物”并理解“物”的存在，这种视角的转换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汉服作为“物”在社会交往中的关键作用，而这也帮助我们以汉服为案例，观察围绕本土之社会物如何展现其社会性。
（二）汉服文化实践的划界行动：边界的理论视角
Michèle Lamont和Virág Molnár （2002）将象征边界定义为社会行动者为对物体、人、实践甚至时间和空间进行分类而做出的概念性区分（conceptual distinctions）。边界工作是指定义和维护不同社会群体身份边界的过程。托马斯·基尔因（Thomas Gieryn） （1983）提出了边界工作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科学界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划定和维护其边界，即科学界如何努力将其活动与其他“非科学活动”区分开来，以保护和增强“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自主性，由此来说，“科学”的边界也是弹性的。
除了被广泛应用在新闻业从业者（Bishop，1999）等各类专业群体中，边界工作这一概念也经常被用来解释非典型专业工作者、群体等边界划分、划界的过程。边界工作因此常被视为是一种通过不断兼容和排斥塑造本群体与其他群体区隔的方式，被用来为某一群体增加合法性和认同感。
如果从这一角度进行理解，青少年群体诸多亚文化现象的出现都经历了“边界工作”的过程，即通过诸多的认知和实践层面的表征区隔自身与周边文化，以突出自我的“与众不同”（季芳芳，孙萍，2018）。理论上，汉服趣缘共同体能够促进公共精神的发展，汉服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可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起到一定的教育和教化功能（刘佳静，2016）。
但同样可观察到的是，汉服文化实践围绕“何为汉服”“汉仙之分”等存有诸多纷争和张力。自21世纪初汉服实践兴起以来，互联网上关于“汉服”的概念存在许多分歧（周星，2014）。一些人强调汉服形制的正确性，对形制不正确的汉服进行纠正甚至严厉的批评，这种做法使得他们被称为“汉服警察”。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穿着所谓的“仙服”被排除在队伍之外，因此有所谓“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位列‘仙班’”的表达。然而，也有许多汉服爱好者以欢乐的心态参与其中，他们自称为“袍子”，宣称“我是袍子，我快乐无边”，他们享受着穿汉服的乐趣，不使自身受到外界束缚或压力的影响。与此同时，关于汉服与其他民族服饰的关系也引发许多关注。将“汉服”之物的排除与归纳、归属与分类等现象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能够看到汉服多元意义构建的可能性，还能捕捉到其中的矛盾和张力，获得对其深入的理解。由此，从边界理论的视角来观察汉服实践，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角度，这一过程也能展现民族认同、主体性等要素对边界管理的意义。
（一）“汉服”的“当代创生”：一个物“生成”的视角
活跃于当代的“汉服”，并非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一套既定的服饰体系，而是“被发明的传统”（杨雪，张冉，孔令旭，2022），现代“汉服”是汉服参与者相信或者想象的一种传统服饰（周星，2015）。从一个隐喻式表达，即文化传记的角度而言，“汉服”在当代“创生”的过程包含历史契机、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物的制造和消费等阶段。
许多研究将当代汉服复兴的起点与若干关键事件联系起来（杨娜等，2006：28）。常被援引的事件是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唐装”事件。2001年APEC会议期间，参会领导人身着唐装的形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及汉族传统服饰的热烈讨论，这被视为汉服运动的起点。2004年“民族之花”汉服代表身着西装以示民族特色的事件也常被各种有关汉服当代复兴的文章援引：在2004年“56个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汉族代表吕晶晶因找不到能够代表自己民族文化的服装，只能穿着西式黑色晚礼服，与其他身着各自民族服饰的佳丽形成鲜明对比，这在网上同样掀起一阵讨论。
服饰文化符号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情境下，个体通过对自身与他人身份的识别和确认，逐渐塑造而成的（苏日娜，王悦，2023），对于民族服饰的诉求同样如此。在汉服运动的相关话语中，“承载民族文化使命”以及“民族身份”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其典型修辞是：在民族服饰的舞台上汉民族缺乏能够展现其民族文化特色的服装，而“汉服”是基于当代社会需求的、对历史传统的再发现。这种对历史的再发现和接续来自当代的民族自觉。有文章将汉服触及的民族主义分为族裔性民族主义和国族性民族主义，认为，“汉服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意义上的族裔性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更在对外国际关系的维度上呈现出了国族性民族主义（state-led nationalism）的面孔（汤敏，2021）。当汉服爱好者被问到“为什么要在海外穿汉服”时，她指出汉服在国际场景的符号功能，“到了他们那个空间，到了海外，有时候就是想要表达民族文化身份独特性”（小言，文化频道编辑，2019年5月11日）。在此情境中，“民族身份独特性”等此类涉及汉服表意功能的界说是基于现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文化符号功能和国际（族际）交流的场景性而展开的（周星，2008）。
命名使得作为质料的存在或抽象物从其自然混沌状态中显现出来，或者说与他物区分开来。人们通过具体规定性的“称”或“命名”而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的“召唤”（das nennenruft）（何光顺，2019）。“汉服”命名是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召唤。在对民族身份符号的期盼中，“汉服”一词，在“华夏衣冠”或者是“汉衣冠”“汉装”“华服”等各执一词的过程中（杨娜等，2006：30），以号召性、统领性的姿态活跃在青年社群之中，肩负着使“汉族认识自己民族服装”的使命进入大众视野。
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知识资源是汉服爱好者构建汉服表意和知识体系的重要步骤，汉服作为一种可视可辨的符号系统在此过程中被建构出来（杨雪，张冉，孔令旭，2022）。需要指出的是，汉服知识体系的建构与生产是一种以“生成”而非“既定”、过程而非完成的状态出现。
首先，在汉服表意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将汉服的服饰传统从族源层面回溯到华夏族是较为经典的一种论述。在这一脉络的论述中，人文始祖黄帝垂裳而治往往是一个叙事的起始点。例如，有观点认为，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制，历经周朝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白建军，2009）。进一步地，款式在汉服知识体系中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其核心考量之一。比如，在一种较为主流的叙事中，汉服最主要的特征被总结为交领右衽、无扣结缨、褒衣大袖，款式则有衣裳制、深衣制、衣裤制等款式（杨娜等，2016：8-10）。在这种论述中，不同服饰元素的排列组合至关重要，不同朝代服饰款式同样有所差异。汉代曲裾深衣见证大汉服饰风采；魏晋时期游牧民族和西域各国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影响，服饰趋于融合；大唐盛世，服饰色彩丰富，融入了外来纹饰和胡服元素。到了宋代，服饰风格又变得素雅婉约（杨娜等，2016：12）。作为“器”的服饰不但能“载道”，而且还体现着更多的情感因素并制约、引导着文化心理，所以，服饰符号成了“礼”和“理”的象征（杨鹓，1997）。在汉服知识体系建构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是其对礼仪文化的强调。在有关汉服复兴的各类叙述中，往往会援引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语，即“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并据此强调华夏中国素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悠久名声，同时指出汉服复兴应重视衣礼相携而行以及礼仪文化植根于服制等理念。
文化的形成包含着一个过程，即“人类从自己所创造的外部世界的镜子里了解自己是谁”的过程（米勒，姬广绪，汪卓明，2019）。作为“自下而上”的文化创生现象，“汉服”的当代创生的核心还在于从理念层面对物知识体系的探究进入到“物”制造的阶段，使得汉服爱好者能够具身体验汉服，将其纳入日常生活。汉服生产经历了一个汉服爱好者按照影视剧、历史资料自制汉服到汉服产业链全面兴盛的阶段，汉服的获取和穿戴成为日常可见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爱好者群体对于物可能性的“共同创造”是汉服实践作为“自下而上”群体性行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人们在符号意义和文化生产上自发为之努力。例如有文章指出，明制服饰爱好者对于明代服饰的考据和推广，使得袄裙等款式在汉服圈也流行起来了，“马面裙”逐渐出圈，而在时尚潮流的助推下，马面裙成为新中式的符号代表和传播传统文化的新方式。场景适配成为汉服日常生活化的一种重要策略：
比如，结婚喝喜酒，或者是去约会、看电影、看演唱会这些需要稍微梳妆打扮的场合，你其实都可以穿汉服，这样你就不会觉得繁琐了，因为你即便不穿汉服，你也会穿别的衣服去梳妆打扮，你就不会觉得这两个程序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化（小古，汉服刺绣博主，2023年10月29日）。
受民族情感、身份认同等因素推动，汉服不再局限于青年群体。随着诸多商家、媒体进入意义的制造过程，汉服的样式、文化符号和消费意义在新时代重新聚合，汉服“热”成为多重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一个“想象”之物到现实之物，再到日常空间和场景之物，汉服在当代中国人生命轨迹中的样态日渐饱满和日常，成为其在世间存在（being-in-the world）的物质依托（Miller，1994：399）。但是这种日常化并不意味着汉服知识体系建构或者实践的同质性。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1986：64-65）认为物与人一样，随着场景、状态的变化，亦具有身份和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变动的可能性。汉服当下“实然”以及“应然”的形态受到文化圈层、政治力量以及商业力量的影响，其概念（什么是“汉服”）、形制尚存在争议。即使依靠历史研究，变动的研究结果也让汉服知识体系更加漂浮不定。这种不确定性给不同圈层和力量的边界划定和介入创造了空间。
（二）汉服实践的圈层化：围绕本真性的边界协商
物质文化研究传统中，围绕物质对象的常见的人类实践，比如使用、分享、谈论、命名和制造物的方式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汉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汉服形制追求程度和认知的不同，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身份命名应运而生。比如，“同袍”源自《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原指战友同穿一件衣服，表现的是深厚的友谊。在汉服圈中，“同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对同样喜爱汉服的人们的亲切称呼，象征着友爱。“形制党”则是对那些专注于探讨和强调汉服形制的人群的称呼，他们致力于深入研究和理解汉服的形制，追求汉服在形制上的准确性。“古墓派”则是指那些追求文物证据、认为“无出土即臆造”的派别，他们强调汉服形制的严谨性和历史性。而“汉服警察”则是以纠正汉服穿戴“偏差”为己任、热衷指点别人的汉服爱好者，他们注重汉服的正确穿戴和规范。相反，“穿山甲”则是指那些穿着山寨汉服的人，他们可能对汉服形制缺乏认识或者不感兴趣。另外，“仙女派”（仙服党）则是一个追求服装美观而可能不太注重形制的人群，他们更注重汉服的美感和时尚感。最后，“萌新”特指那些刚刚接触和了解汉服的新人，他们在汉服文化的学习和探索中充满了好奇和热情。不同圈层与主体的命名（例如，同袍、袍子、穿山甲等）代表着以物为中心的边界准则，这些区分标准以人们处理和对待物的方式作为依据。
对人群分类和命名的问题实质是以形制为基础的文化界定和管理实践。在一些讨论中，某些朝代不能被纳入。例如，一些汉服爱好者认为，长衫、马褂、唐装、旗袍以及中山装等服饰并不属于汉服体系。他们认为这些服饰与传统的汉族服饰之间缺乏足够的演变和衔接过程，不能代表汉族文化。同样，正如包含和排斥对族群边界管理的重要性（巴斯，1969/2014：1），在汉服体系构造中，有些元素被纳入、有些元素却被排除。比如在一些定义中，交领、右衽、系带等是汉服的基本特征，“被发左衽”被视为是蛮夷的穿着习惯，尽管这些分类本身并非没有争议。
2019年“汉服 vs. 仙服”（“仙汉大战”）的论战是近年发生的一次典型划界行动，在众多汉服微信群以及网络社区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所谓“古装党”因长期受到汉服形制党的严格审视，开始主动要求分裂，提议将那些不符合汉服形制、充满仙气的古装归为“仙服”。然而，情况随着事态演化发生了变化。形制党开始主张将那些没有出土文物等依据的汉服全部开除出籍。形制党看重历史、考古以及文献根据，并希望通过这些回溯汉服最纯粹的面貌，而他们认为仙服与古装、游戏甚至cosplay更为相近。仙服派则认为形制党对于包含汉元素的“改良”款式不够宽容，这种极端态度对汉服在当今社会中的发展并不有利。两派争论登上热搜，成为汉服圈近些年引人注目的一个大争论。
对形制的强调是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本真意味着“纯粹”“本原”（Lindholm，2013），追求的是一种道德力和社会位置（伍德沃德，2007/2018：106-107），历史依据变得尤为重要（周星，2008）。尊重汉服的形制，被视为对传统文化的敬重。有汉服博主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汉服不应与少数民族的服饰特色相混淆，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汉服的传统形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不尊重，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小四，汉服博主，2023年10月26日）。
但是当这种界限划分变得过于密集，导致冲突和不满情绪持续滋生时，个体或群体往往会选择“划清界限”。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圈层身份类型，即“野生袍子”群体的出现。“野生袍子”通常是指不参加圈子活动，但是对汉服保持关注的人群，自称“野生袍子”的人往往会说“入圈容易混圈难”，他们总是“圈外蹦哒、快乐无边”。通过这种态度他们显示着对“圈”存在的疑虑以及保持圈外和游离状态的快乐：
“我对汉服有兴趣，但是我还怕被人撕。作为小透明就好了，尽量透明，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看看各种活动信息，得到最有用的信息就好。我游离在圈外面，就做想做的事情，我喜欢传统文化，但我不想要入圈。”（小穆，硕士研究生，2019年7月2日）
“野生袍子”们试图摆脱边界的拘束，同时保留个体对物的主观体验。如同在参与式文化生产时代，粉丝会开辟新的空间，通过在平台上自主命名和创建“冷门”“奇怪”的标签，从原先所属的作品部落、角色/人物部落中脱离出来，开辟一个新的活动空间（黄华，王雨婷，2023），做“野生袍子”意味着获得一个自主的身份空间，目的也是为了维持一个能够自主行事的独特自我。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物质体验，其表明消费实践具有审美维度，使消费实践具有足够的连贯性，从而构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地位或个人身份的标志（Dant，1999：30）。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讲，服饰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美学和日常生活美学，而这种对美的感知很多时候是通过观看影视剧获得的。就像人们从冲浪活动中寻找快乐，物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满足、娱乐人们”（Dant，1999：15），在这个意义上，“悦己”以及物所带来的愉悦感，更值得他们关注。
文化主体性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需要多元性个体不断地在历史性生成、互动、创造的过程中建立思维认同和进行实践转换（康忠芳，孔玉洁，2023：8）。目前，汉服群体中，需要“汉服”的认同早已经建立，但是汉服的概念边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若将汉服视作一种“发明”的传统，那么诸如“哪些服饰属于/不属于汉服”以及“汉服的符号系统是什么”等问题，势必成为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汉服知识建构的主体特征也是各种汉服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汉服符号建构的过程中，其知识的建构并非由某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来实现，而是由热衷的同好群体积累而成。汉服的符号化过程是一个“聚沙成塔”同时也是寻求确证性的过程，比如汉服形制派对“出土文物”的执着恰恰说明确证性证据的重要性。再者，涉及民族主义的物品往往被用作爱国情绪的衡量标准、文化真实性的展示或归属感的证明（Wood，2014），汉服同样被赋予浓厚的情感。基于以上原因，汉服形制边界（是否穿着标准、是否符合历史）的争论变得多样且激烈。不同群体对物的认知构成了物的边界划分标准，同时物的边界也成为群体界定自我的工具。这意味着，物的概念边界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本身，物所勾连的复杂社会性更值得挖掘。
（三）汉服VS华服：外部力量的介入与服饰边界的意义协调
汉服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其内部对于边界的界定以及存在的争议，呈现出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景观。与此同时，政治以及平台力量也在不断地渗透其中，更展现出一种复杂而多元的力量交织。汉服和华服之间的归属、异同构成观察汉服文化边界行动的经典案例。“华服日”是近些年有公共部门介入、与汉服发展方向关系非常密切的一项活动。2018年4月8日，共青团中央发布一条微博宣布于2018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三）发起中国“华服日”活动，且将今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相传为黄帝诞辰）选定为华服日。
与许多汉服同袍认为的此“华服”即“汉服”不同，“华服日”官方话语强调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而不仅仅是汉族民族文化。从团中央公众号发布的历届华服日的宣传资料来看，以节日的方式设立“华服日”强调的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设立华服日的那一年，团中央在微博发布的《中国华服日倡议书》中明确提到，希望全国青少年朋友能够深入学习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承接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精神需求的服装服饰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人生重要节点走上街头、走进网络、走进生活，通过富有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系列服装服饰，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华服文化研讨会参会代表，2018）。
相应的话语表述强调“华服”并不等同于“汉服”，试图囊括多民族服饰传统。在第三届华服日的宣传视频中，其话语表述是“华服中，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和战胜一切困难的不竭力量”，而在相应的宣传视频中，除了一系列的汉服展示外也包括傣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展示。在理论论述的民族概念中，有两类不同的民族：一种是与国家同构的民族（state-nation），可以简称为国族；另一种是原生性民族，与族群同根同源，只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因为拥有了高级的宗教或文明，具有了高于族群的、稳定的、不易同化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形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依然寄生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许纪霖，2017）。国族与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密切相关，它所想象的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各种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整合为与国家等同的同一个民族（许纪霖，2017）。在这个意义上，“华服”这个概念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服装，指向的是“国族”，而“中华民族”是包含汉、满、藏、蒙、回在内的56个民族，它们共同形成一个中华民族（许纪霖，2017）。比如，推广华服日的工作人员在受访时也提到，在华服日的相关活动中同样会出现汉服以外的民族服饰。
在有关华服的特别说明中，华服日相关活动方特别指出“华服”的认定范围，其中汉服属于民族服饰的一种。华服日相关活动方发布公布称，其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认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各民族介绍”所示图示为标准，并在除鞋以外基本维持正装全套状态。这个服饰认定特意指出：1.着全套旗装可以，旗袍除外；着全套汉服可以，汉元素服装除外；着全套民族服饰可以，民族元素服饰除外。2.着单一马褂者不具备免费资格，如：某人只穿民族服饰上衣，不具备免费资格。另有个特例：传统中山装（四兜装），可视作免费资格。
这个服饰标准，意味着汉服连同其他民族服饰被纳入到华服的范畴。相应地，围绕华服日，网络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声音。有些声音支持华服日活动，认为这是“官方”对汉服文化的肯定，认为汉服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舞台来展示。也有观点认为，这体现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即此种观点不认为国家使用“华服”二字是在玩文字游戏，要把汉族变为五十六民族之一，淡化汉服文化，而是认为汉族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民族，之所以从古至今屹立于这片土地，所依靠的不是排挤其他民族，而是靠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华服提法会弱化汉服的主张，这是在消解汉服运动的“主体性”。这一派观点提议，应该“抬高”一下汉民族意识，认为相较少数民族而言，汉族在服饰符号等民族身份表达方面比较“弱”。这意味着，使用“华服”这个概念进而试图划界的尝试正面临多方观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