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芯片和疫苗都做不好，是道德还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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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爆发后，中国高层表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官员对企业行为经常给予一个道德层面的解说。这样的情况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前总理曾在2011年说：“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今年4月份，中兴通讯因反复欺诈而招致了美国制裁。如今国内疫苗市场又出现大规模造假行为。欺诈和造假似乎成了中国很多企业经营的潜规则。 除非你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比外国人更愿意突破道德底线，这种用道德观念来解释企业作假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长春长生出事前市值达到239亿元。 很难想象这么高的估值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 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

驱动经济行为的力量不是道德而是激励，而影响激励的是体制的设计和执行。 中国不是道德出问题了，而是体制出问题了。或者说，即使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由体制的缺陷造成的。

中国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大力加强了一个低效率的监管模式—垂直的、纵向的、以政府为核心的监管，同时打压一个高效率的监督模式—横向的、以社会和媒体为核心的监督。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监管体制以纵向监管为主。所谓纵向监管，即上级监管下级，下级监督上级。横向监督则是一种平行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层级关系。

在中国，纵向监管一直都在做，但是效率不高。国务院2016年曾对山东爆发的毒疫苗事件批示，务求“彻查到底，绝不姑息”。而此次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总理又是痛批“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监管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甚至在2007年判处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死刑，罪名是受贿和疏忽职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消费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的卫生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好中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声誉。” 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即便在世界上每年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中国也是少有的重判，这说明中国对食品药品监管的决心。

但是郑筱萸死刑被执行后不久就发生了2008年三鹿毒奶粉大规模的事件。严厉的上下级互相监管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上级监管下级，管理范围广、成本高。因此，如果没有举报，很难自己发现问题。如果造假者是上级亲手提拔的人，监管者更会因此放松警惕，缺乏敏感度。再者，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在职责和组织上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同一个利益链下的双方很难实现真正的监管。而从下到上的监督效果则会因为害怕被打击报复而大打折扣。

三鹿奶粉事件是无数中国家庭心中的伤疤

图片来源：腾讯

纵向监管的效率不高还体现在对监管结果的公布不及时，或者公布的结果无法让人信服。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政府信息披露时间和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社会压力。 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产品处置情况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疫苗进行检验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公开资料显示，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国家药监局、吉林省食药监局或长生生物，均没有对有关调查结果进行通报，也未公布对接种者的后续补种措施。

直到今年7月20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公开了对长春长生关于百白破疫苗的处罚决定，而此时已经距事发过去了九个多月。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省食药监局早在2017年10月27日就予以立案调查，但之后却迟迟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进展。同时，处罚决定书仅仅表示没收剩余库存186支百白破疫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344万余元。大众最关心的疫苗流向及召回记录、是否监测到对接种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何补救等问题的信息却并没有一同被公布，直到7月23日。

2018年7月23日，各大媒体援引山东省疾控中心消息，长春长生公司2017年生产的流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查明，涉及儿童215184人，涉及儿童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1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长春长生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后，山东省第一时间停止接种，并在三天内查明了相关批次疫苗的流向、库存、受种儿童及接种情况，封存了该批次未使用疫苗，同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儿童补种工作也随后展开。

但是该工作进展是直到今年7月23日才公之于众的，而且有山东民众在网上公布了接种本，表示孩子接种了问题疫苗，但从没有收到过补种通知。 显然，山东省疾控中心这种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的调查结果和声明不仅会削弱政府公信力，更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

有山东网友表示7月23日前并没有接到过山东疾控中心发来的补种疫苗通知

图片来源：知乎

这次疫苗造假事件也反映出纵向监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专业性太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疫苗产品不合格实际是去年就披露了，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没有被注意的披露是没有社会效益的。媒体报道虽然有时不专业不准确，但是它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读者会马上了解情况和明白披露的信息。这就凸显出了横向监督的重要性。

最典型且最有效的横向监督是来自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在许多国家，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揭露丑闻的主要手段之一，企业或政府一旦卷入丑闻，一经查实往往会付出轻则罚款、辞职，重则破产、蹲监狱的代价。同时，媒体同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也迫使它们为争取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千方百计地调查各种丑闻。目标越大，媒体越有积极性。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便穷追不舍，使违法者很难长期不被发现和追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也是媒体横向监督的结果。2006年1月17日，一位神秘举报人在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汉芯黑幕》，痛斥陈进在汉芯研制过程中完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一些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进行了艰难的追索求证，在举报人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下，汉芯芯片被证明是一起彻底的学术欺诈案件。

“汉芯”造假事件体现了横向监督的作用

图片来源：人民网

其实，汉芯这种打磨芯片造假的方式并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包括数位院士在内的一批专家却没能鉴别。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后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是否造假，在这个行业钻研几十年的专家、院士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没有拆穿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的纵向监管失效。

美国很多公司作假都是首先被媒体曝出的，而不是被行业专家或政府监管部门揭露的。硅谷曾经红极一时的医疗公司Theranos作假也是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揭露的。 作为这家在2015年市值为90亿美元的公司的创始人，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在今年六月已经被美国政府起诉。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最早也是由《华尔街日报》揭露的：2001年10月17日，安然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报告突然宣布第三季度亏损6.38亿美元，其利润由盈转亏。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怀疑公司的领导层可能通过隐瞒债务、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从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他们与安然领导层进行信息拉锯战，最终揭开公司背后的谎言。时任《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站负责人杰拉尔德·塞布说，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但是人们还没有及时并且完全的弄清楚各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在媒体报道一个星期后才着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的。

曾经世界最大的电力公司——安然公司的丑闻的曝光，离不开美国发达的记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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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舆论的横向监督虽然有效，但在中国面临巨大的体制设置的阻力。 当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衰微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克勤是中国当代著名调查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2010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2007年山西爆发的造成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假疫苗惨案进行了曝光。他调查半年后推出了长篇报导《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然而，因签发王克勤的调查报告，该报总编包月阳被免职。又一年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山西疫苗案就此沉寂。

中国著名记者王克勤曾报道了山西疫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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