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 | 师臣尊严：从王安石罢相谈起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3-07-18 11:30

正文

苟且的仁宗朝结束了，经过英宗的短暂过渡，北宋终于直面契丹挑战，迎来了浓墨重彩的变法时代。主宰这一时期的，是两个极富个性的人——宋神宗与王安石。王安石的个性，深深影响了宋代历史，为学界熟知；而同样深刻塑造宋代历史的神宗的个性，以及它影响历史的独特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安石的光芒遮盖，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特立独行的王安石身边，这位似乎没有太多特点的君主，事实上甚至比王安石更为与众不同，更让人难以捉摸、难以理解。而最让人惊诧的，是出尔反尔的辽朝在他内心深处制造的可怕阴影。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先从王安石的罢相谈起。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灵魂人物，宋神宗尊其为“师臣”。但熙宁晚期他两度罢相，最终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落寞中度过。

关于王安石何以罢相，学界有过诸多讨论，成果非常丰富。主流意见有两种，其一认为这是王氏与神宗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致，其二认为是两人间的权力斗争，即君权与相权冲突的结果。笔者在前辈时贤的启发下，对王氏两度罢相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让笔者非常困惑。王安石为人执拗，毫不妥协，不仅与变法的反对者（其中不少人原本是他的好友）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与自己的改革助手也一一决裂。不仅如此，他在神宗面前，也丝毫没有任何收敛。

文献中经常见到，讨论政务时，即便神宗只是非常委婉地提出一些无关大局的技术性保留意见，王安石也会暴跳如雷，当场激烈指责、训斥神宗，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而结局，往往都是神宗让步，主动放低姿态，反过来安抚王氏。要知道，这可是位已成年、完全掌握权力且有雄心壮志的君主！这种处境下，神宗仍对王安石委以重任，前后长达八年之久，恐怕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是神宗在反对变法的两宫太后利用天灾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相之际，君臣已达成默契，王安石不久即可复出。次年王氏复出，神宗对其信任一如既往。复相后的短时间内，王安石相继与主要助手韩绛、吕惠卿爆发严重冲突，神宗都坚定站在王氏一边。蹊跷的是，最后仅仅因为王安石信重的邓绾和练亨甫犯的小过失，王氏又被罢相。而这次，终神宗余生（又是一个八年），王安石再没被起用，尽管神宗对在野的他始终优礼有加，尊崇备至。

二度拜相后，王安石与神宗最大的分歧，发生在宋辽边界纠纷的应对。当时出现了极其罕见的一幕——王氏与反对变法的元老韩琦、富弼等意见一致，坚决反对退让，但最终神宗这位胸有大志的君主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地选择了割地求和。笔者以为，对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才是王安石二度罢相并不再复出的根本原因。而理解神宗的对辽态度，最好的参照系是他的对夏策略。当我们把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他的对夏及对辽策略摆到一起，这位历来被认为英气勃发的君主内心深处阴暗的一角，就浮出水面了。

旧说辨析

王安石罢相的主流解释之一，是王氏与神宗在变法理念上的分歧。所谓变法理念的分歧，大体可分两个层面。其一，对新法的一些具体措施有不同意见，神宗不够坚决果断。但也有相当多学者认为，神宗与王安石并没有根本上的分歧。而事实证明，王氏罢相后，变法大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

任何两个成熟的、有抱负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蓝图，恐怕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王安石与宋神宗在一些具体措施上的分歧，似乎并没有严重到王氏非罢相不可。

理念分歧的第二个层面，则关乎赵宋家法。邓广铭以为，宋神宗坚持“异论相搅”之家法，刻意起用保守派，以制衡王安石。这被认为是王安石辞去相位的主要原因。

所谓异论相搅，根本目的是保持势力均衡。在异论相搅原则下，君主不让某派独揽大权，有意扶植反对派，对其进行掣肘。而熙宁年间，宋朝元老重臣，无一人支持王安石，都激烈批评新法。这种情况下，神宗完全倒向王安石，一大批高级官员被罢黜，起用的主要为王氏器重的“新进少年”，不正是对异论相搅的破坏吗？

王安石拜相后，反对派文彦博、冯京等人仍留任执政，但在变法事宜上，根本起不到牵制王安石的作用。熙宁七年王氏初次罢相之前，凡是王安石与文彦博等在重大问题上有争议，神宗即便有疑虑，最后也几乎都遵照王氏的意见行事。文彦博最终也被逐出了中枢。

不仅如此，对于所谓“异论”，神宗有明确表态。熙宁三年（1070）七月，神宗考虑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反对，他指出，现在反对变法的“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此时起用司马光，他会成为不同政见者的领袖，变法不可能成功。

宰相曾公亮则支持司马光，并引用了宋真宗的话：“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任用不同政见的人，互相牵制，这样都不敢为非作歹。

对于这一宋朝家法，王安石毫不留情地驳斥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如果人人互相拆台，国家能治理得好吗？如果大臣们不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什么事都办不成。

神宗深表赞同：“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这是他针对家法毫不含糊的表态。

熙宁四年（1071）四月，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空缺，神宗一度欲用韩维，王安石认为韩维一定会反对变法，让他出任这一要职，“更令异论益炽，不如用（杨）绘”。最终出任御史中丞的是杨绘。

正因为熙宁间神宗对异论是这样的态度，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二度罢相后，御史中丞邓润甫指出，神宗“排斥异论”，压制变法的反对声音，完全正确，但因此导致一些正常的有益意见也不能有效表达，就矫枉过正了。

王安石离开政治舞台，神宗成了唯一的主角，但他依然故我，拒斥异议。元丰五年（1082）五月，神宗向执政询问御史中丞徐禧推荐的孔武仲、邢恕两人怎么样，副宰相张璪回答：“此两人皆异论者。”神宗很生气，说徐禧的尾巴慢慢露出来了，大概是为了报答当年吕惠卿的提携，“尤欲进异论之人”，因为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后，“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可见神宗对反对王安石的异论者始终耿耿于怀。

就在同一个月，侍郎空缺，副宰相王安礼推荐张问，神宗不同意，理由是张问“好为异论”，深受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元老韩琦影响，曾攻击新法。掌管祭祀的太常寺三把手太常丞空缺，王安礼又推荐王古。这样一个从七品、毫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官，神宗也以王古“好异论”为由，拒绝了王安礼的建议。

元丰六年（1083）四月，神宗与宰执谈到刘挚。宰相蔡确说，刘挚不错，“但尝异论尔”。神宗表示：“异论是昔时事。”副宰相章惇附和说，自从刘挚因反对王安石被贬官后，“不复异论，人岂不容改过？”异论与否，始终是宋神宗用人的核心标准之一。

如果神宗并未遵从“异论相搅”的家法，那熙宁时期为何任用反变法派呢？

笔者以为，这正是神宗的过人之处。虽然年轻，但与王安石相比，神宗在政治上，有时反而成熟稳重得多。一方面，他相信，虽然元老重臣一致反对变法，但其中不乏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熙宁三年七月讨论司马光的任命时，王安石曾质疑：“枢密院事光果晓否？”神宗坦陈：“不晓。”接着解释说：“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然后又谈到汉武帝临终托孤大臣之一匈奴人金日磾，称赞他虽对治理国家“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显然，神宗明白，一个国家，除了需要行政能力强的大臣，也不可缺少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用生命捍卫国家的大臣。当时王安石的追随者中，神宗大概没发现在坚持原则方面能跟司马光相提并论的人。而且，当时高层反对新法的人很多，不可能一概用尚不更事的新进少年替代。这就是为什么这年五月，因无合适人选，神宗一度考虑让元老级的反对派欧阳修出任枢密使。

其次，新旧两党势如水火，带来了诸多潜在危机。神宗起用旧派，也是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局面。古丽巍指出，对待政敌，王安石采取强力压制的办法。这一方式只是暂时掩盖矛盾，两派相互攻讦反而走向长期化、隐蔽化。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起用反新法者，正是为了消弭隐患。江小涛以为，元丰时期神宗新旧并用，“但对反对派人士只是给予表面的尊重，并不真正接受他们的意见”。事实上，熙宁间神宗对旧派的任用也是如此。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个主流解释，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王广林以为，熙宁间相权过度膨胀，君相矛盾导致王氏出局。余英时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熙宁初年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得如鱼水欢，但这一亘古未有的状况后来被权力腐蚀，并引三条关键史料证明神宗与王氏争夺权力。我们且来分析这三处材料。

其一，熙宁六年（1073）正月发生了宣德门事件。当时王安石骑着马要进皇宫的宣德门，被守门卫士拦了下来，马匹和王氏的随从都挨了打。据王安石自己陈述，宰执从来都是进宣德门后，门内下马。后来卫士被绑送开封府，打了板子。

关于此事，余先生相信的则是李焘在《长编》注中所引的王铚《元祐补录·蔡确传》的版本。《蔡确传》说，当时神宗的弟弟嘉王、岐王也正骑马进宫，岐王的随从要求王安石让道，打伤了王氏坐骑的眼睛，于是王安石以辞职要挟皇上，一心一意讨还公道。蔡确“揣知上有厌安石意”，在神宗面前激烈批评王氏，称“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被猜中心事的神宗“瞿然惊曰：‘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自是有大用（蔡）确意”。

这一记载明确提出，王安石大权在握，引起神宗不安。不过，对其可信度，李焘已有所怀疑：“据安石《日录》并中书、密院两《时政记》载此事颇详，嘉、岐二王从者实未尝居其间，……不知王铚何所传闻，疑铚增饰之，附见当考。”又，李裕民指出，王铚好作伪书，诚信记录很差，其《元祐补录·沈括传》中苏轼、沈括交恶的记载实际是无稽之谈。当然，王铚所记岐王卷入宣德门事件不准确，不代表所记蔡确与神宗对谈的核心精神必然与事实不符。王铚信用不佳，也不意味着有关蔡确的事必然是伪造的。但这至少说明，这条记载有可疑之处。

余英时所举第二条证据，出自魏泰《东轩笔录》，说王安石当政，司农寺成了改革的核心机构之一，王氏非常信任司农寺长官张谔，凡是张氏的建议，王安石常常没向神宗汇报，就自作主张宣布施行（“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张谔有一项改革措施，将普天下祭祀各种神灵的庙宇，根据香火兴盛程度，定价承包给个人，这样中央可以增加收入。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座祭祀传说中的上古圣王高辛的庙，平时根本没人光顾，当地官员也强迫管理人员承包，管理人员无奈之下交了十千钱（大约相当于十两银子）。恰好前副宰相张方平这时在南京，他给神宗打报告，说国家想增加财政收入，应当生财有道，“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贪图十两银子的蝇头小利呢？“上览疏大骇”，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事，追究下去，才知道是张谔的建议，而王安石并没有向自己汇报，就让下面执行了。于是，神宗要求，今后宰相不得自作主张，凡是臣僚的行政建议，必须上报，经皇帝批准，才可以执行。

张方平的报告，可以在《长编》中找到，当时神宗批示说：“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黩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农寺官吏，令开封府劾之。”又下诏：“司农寺、市易司创改条制，可并进呈取旨，毋得一面拟进行下。”

虽然神宗确实对此事很不满，准备惩处司农寺相关官员，而且要求今后司农寺和另一个变法的重要机构市易司提出的制度改革，宰相需征求神宗本人意见，但他并没有大惊小怪，认为王安石侵夺皇帝权力。这是因为，常规事务由宰相拟好处理意见，皇帝只负责签字，是正常制度，并非宰相弄权。这大概就是李焘并未采用《笔录》说法的原因。

余先生所举最后一条关键材料，见于《长编》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丙戌条，说王安石因病不能上班，神宗派遣宦官慰问，一天之中来来回回十七趟，医生的诊断皇上都要亲自过问。病好了，又给十天假，快完全复原时，又追加三天假，让执政们都到王安石家里讨论国家大事。而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病。当时有人反对新法，王安石想重重治罪，以儆效尤，神宗不同意，王氏就托病，以甩手不干相威胁。神宗赶紧加意抚慰，他才答应复出。手下人给王安石出主意：“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乘现在皇上正担心王安石不愿出来工作，百依百顺，大力提拔自己身边神宗平时不喜欢的人，占据重要岗位，牢牢掌控政局，以免将来有人乘虚而入，动摇王安石的权力。王氏照做，神宗果然因为“喜安石之出”，言听计从，“由是安石权益重”。

林鹄 | 师臣尊严：从王安石罢相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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