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是由单向空间编辑部推出，代表着单向空间选书标准的栏目。每周，由单读公号、单读 App、单向街书店公号三个平台发布，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的郑重之荐。我们希望通过【每周一书】，带你在新书之海拾贝；更希望通过【每周一书】，我们能共同跃出书海，奔向这个时而躁动不安，时而寂静无语的世界。
19 世纪 50 年代，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以英、法两国为蓝本，描画了社会大革命下人类心灵不断下坠的迷惘——对资本游戏者而言，种种规则无疑令他们身处好时代的天堂；而另一群人却陷入日渐边缘化的地狱。如今城市中的分裂状况仍旧未变，局外人的生活一边被暴晒在主流规则的排挤下，一边又屡屡遭遇忽视。由约翰·弗里曼主编的《双城故事》，运用小说与非虚构的手法，描写了当今时代下 28 位纽约客的生活，将贫富差距、种族、信仰、资源分配、福利体系等种种问题再次铺展在眼前。这些故事不仅仅关于纽约，更是是每一座 “理想之城” 与我们的故事。
好时代还是坏时代？
Kiva
朋友是常驻纽约的影像艺术家。去年冬天，他邀请我去他位于布鲁克林的工作室。我们辗转了几趟地铁，路过了一片偏僻的厂房。我一路上满心雀跃，因为我想象中的艺术家工作室是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中摄影师托马斯那样的，或者伍迪·艾伦的《午夜巴塞罗那》中艺术家胡安那样的——宽敞、自由、可以供艺术家和他的情人们在其中上窜下跳的那种。
结果到了才发现，朋友的工作室是跟其他五个艺术家共享的一个房间。完全属于他的空间，其实只有一个格子间。在纽约，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可以自己支付得起一间工作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生存线的边缘挣扎。朋友告诉我，他们同一幢楼的一间工作室里，有一个女艺术家因为生存压力和创作压力太大，在工作室里自杀了。去世了好几天都没人知道，直到尸体发臭被路过的人闻见才发觉。
在读《双城故事》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来了在朋友的工作室里所感受到的那个比影视作品里更加赤裸的纽约。这本由 28 篇文字组成的合集，是由文学杂志 Granta 的前总编约翰·弗里曼邀请了 28 个作者，就“纽约现状”这一主题所作出的文字上的回应，其中有游记、短篇小说、推文、诗歌等等。
弗里曼在前言中用数据指出纽约“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现实，希望“这本文集能有助于填平这座城市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其实这样的状况绝不仅限于纽约。在社会的阶级流动性变得越来越缓慢的今天，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人，对于不愿意参与资本游戏和迎合利益规则的人，要保持基本的生存尊严始终是一件艰难的事，这跟 GDP 增长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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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并不“正能量”的书，献给每一个在认清自己的“阶级”真相之后仍奋斗不息的勇敢的人。
▍本文节选自《双城故事》中《特殊才能的外国人》。
特殊才能的外国人
泰耶·塞拉西 Taiye Selasi
一
白人上了出租车，关上门，说了自己的目的地，然后转移注意力，用拇指敲击着包着橡胶壳的手机屏幕。
印度人不喜欢他这种举止。他希望他的乘客们上来后都能先打声招呼。你好，先生。或者你好，头儿。黑人会说头儿。或者是老板。关键是要打声招呼。“嗨。”不用夸张。“你好吗？”不用假装等别人回答你。“你好吗，先生？我很好，我要去 67 街和中央公园西口交汇的那个街角，拜托，谢谢了。”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能消除陌生感，确立一种关系：人们在互相问候。人际交往中需要你来我往的寒暄。印度人喜欢的就是这个。
然后，他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一些——它永远都停在 WQXR 电台（1 纽约的一家古典音乐广播电台。）（在 6J17 出租车里，没有什么 shastriya sangit（2 印度古典音乐的歌手及教师。））——为了有礼貌地问上几句：“你是从市里面来的吗？”“你觉得这天会下雨吗？”“你是想走公园大道呢，还是走莱克星顿丘陵道？”有礼貌的乘客会把这些问题反过来问他。“天气预报有说要下雨吗？”“你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时候，印度人会不失时机地回头看一眼乘客，看看此人是否上过四年大学。看着他们在反光镜里寻找他的眼睛、研究着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就会知道他们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的乘客喜欢卖弄。“我来猜猜看哦？孟加拉国人？不，应该是印度人。南部的。”有时候，有文化的白人女子会吐出这么一句：“我去过贝拿勒斯（1 贝拿勒斯（Banaras），印度东北部一城市。）。我曾在布里斯托（2 布里斯托（Bristol），印度一城市，濒临孟加拉湾。）修行过。”
印度人也喜欢卖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你知道他是在 1975 年逝世的吗？比许多人以为的要晚得多。”大吃一惊的乘客会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意思是：你一个开出租车的怎么会知道这些古典音乐和俄罗斯作曲家？还有就是他的英语怎么会说得这么好？然后印度人就会露出笑容，一个微微的、温暖的、狡猾的笑容，意思是对你们这些在布里练瑜伽的人来说，世上的一切都有它不为人知的一面。“我是拿了 O-1 签证来你们国家的，这是一种发给有特殊才能的外国人的签证。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在我刚来的时候，别人也是这么称呼我的。”这段独白会持续几分钟的时间。要点是：出生于 Puducherry（以前叫 Pondicherry （3 这两个词都代表“本地治里”。））的一户农家，在学校里成绩优秀；获得了印度Bengaluru（以前叫 Bangalore （4 这两个词都代表“班加罗尔”。））科学院的奖学金；被纽约阿蒙克的 IBM 招募入伙；把名字改成阿尔（以前叫阿莱亚木桑）；科技泡沫破裂后，被炒了鱿鱼，还失去了老婆。“我的 B.C.（1 这个缩略语的一般意思为“公元前”，但这里是“开出租之前”一词的缩略。）生活，开出租之前的生活。”他会笑着说，一种高亢的笑声，带点困惑，也带点冷漠。
白人男子接了一个电话。印度人皱起眉头，看着他。他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但几乎毫无效果。萨蒂（2 萨蒂（Satie，1866—1925），法国先锋派作曲家。）只能放这么响。要表达不满，就需要卡尔·奥尔夫（3 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德国作曲家。）——没有什么比《卡尔米娜·布拉纳》（4 奥尔夫在1937年完成的一部音乐剧。）来得更为狂暴了——但 WQXR几乎从来不放奥尔夫，尽管他为肃清纳粹影响做过贡献。他考虑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说些什么——地点和事物以前的状态；名称的改变，以及改变的本质——但那个白人并不是他的听众。“我在出租车里。”他用这句话来代替“你好”。看来这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印度人想。这个白人缺乏鉴赏力，更别提他那可怜的观察力了。出租车。印度人嗤之以鼻。好像他的车只是一辆常规的、普通的出租车，而不是一辆一尘不染的车，一辆你在分分秒秒间都能欣赏到《吉诺佩蒂一号》（5 法国作曲家萨蒂在1888 年谱写的一支曲子，也译作《裸体祭祀舞曲》。）的美妙乐声的车。如果白人问他，他就会向他介绍这位声称自己是“phonometrograph”而不是音乐家的萨蒂。这个冷僻词的意思是“一个测量、记录声音的人”。印度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他也不是什么出租车司机，而是冥府的渡神卡戎。一个负责运输的人。一个从事摆渡的人。一个见证了在 A 地和 B 地之间徘徊的旅人的人，一个用声音、气味，还有故事来给旅人们消闷解乏的人。
但那人没有问。他说：“事情有多急？”然后就听对方说了几句，又厉声说：“我在去开会的路上，我亲爱的女儿。是的，总得有人为家里的餐桌提供食物，为你那个贪得无厌的妈买珍珠和钻石，早点回家享受生活是我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说完这句他自己也笑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是说去你妈的吗？你是这么说的吗？你跟你他妈的亲爸就这么说话吗？我在俄罗斯的时候……”他再次努力，音量更高了。“我在俄罗斯的时候，我父亲——你说什么？你他妈的一点都不在乎俄罗斯？我明白了。很好，那么这场聊天也该到此结束了。”
印度人在反光镜里看着白人气呼呼地把手机摔在座位上。这就是美国家长的症结所在，他有点幸灾乐祸地想，孩子们一个个都桀骜不驯。他想到了他的女儿，他的第三个孩子（另两个是男孩，性格像他们的母亲一般温顺），一个犟头倔脑的小姑娘，喜欢戏剧，不过还是很有礼貌的。贾珊姆卡普利亚，这是她妈妈给她取的名字，尽管他绞尽脑汁劝她理智一些。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俩想要一个女孩都想了那么长时间，他老婆被喜悦冲昏了头脑。贾珊姆卡普利亚。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拉维出生后，足足过去了十三年，她在那年春天降临了人世。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二十岁就做了父母，普利亚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在菲尔德斯通学院念书。他怎么会知道他们以后会缺钱？他怎么会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在学业上会表现得那么平庸？他怎么会知道癌症会花光他全部的积蓄，然后只有向上帝祷告，然后他的妻子塔里在五十岁时就去世了？他怎么会知道贾珊姆卡普利亚，这个全家的幸运星，这个全家唯一一个和他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孩子——弹钢琴很有天赋，学习刻苦，长得也漂亮，一双棕色的、如皓月般的大眼睛，一头乌黑的长发——会为了帮助他付医药费而不得不打两份工？不过，他沾沾自喜地想到，我女儿从来不说脏话。我们从小就教育她做人要有礼貌，要尊重长者，她已经错过两个学期的课了，但她从不抱怨。这就是美国家长的问题所在。他们过于软弱。孩子们嗅出了他们的恐惧。
在他身后，白人男子骂了声“真该死”，然后用一只手捂住了变红的脸。他看向窗外，对着车流说：“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真他妈的！”
印度人听出此人说话带口音，元音发得怪怪的，发“th”这个音特别费力，他有些同情地瞄了那人一眼。萨蒂听上去从没有这么悲伤、这么刺耳。他关掉了收音机，但随即又后悔了。沉默更难受。他能听到男子的呼吸声：那种柔和的、有节奏的、窒息般的呼吸，那种干巴巴的、克制的哽咽声。他不想朝他看，但他的眼睛不听使唤。他看着那个俄罗斯人在默默地抽泣。这个男人挺有魅力的，他看得出，不过年龄大概蛮大的。也许五十，或者五十五，反正要比他大一点。一头茂盛的头发，鬈曲得很厉害，灰色的。基本能确定他是个“前任什么什么的”。前任士兵，前任运动员，或前任情人，反正是颇有才华的那种。稍微有点肥胖，样子看上去就像托德斯广告目录上的男模，沉稳，富有。不过，他的穿着打扮和那些在曼哈顿上班、竭力想忘掉自己年龄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串珠项链，牛仔裤，T 恤衫（还有时髦的运动鞋，印度人知道，尽管他看不见那人穿的鞋子）。
抽泣很快就停了。俄罗斯人坐直了。他擦了擦眼睛，尽管眼睛里新的舒洁面巾纸。“给。”他把纸巾盒往后递过去。俄罗斯人抽了一张。“整盒都拿去吧。青春期长着呢。”
俄罗斯人笑了起来，既惊讶又开心。“不好意思，让你听见了这些。”他说，“你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印度人回答。
“是两个女人，”俄罗斯人说，“算上老婆。”他看着窗外。“我想不通。我可以向你爸起誓。我会被她们……”
“弄死的。”
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会被她们弄死的，在莫斯科没人会认为这是犯罪。”
印度人点点头。“你是俄罗斯人？”
“曾经是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还不止，三十五年了。”印度人微笑着说：“我出生在本地治里——”
不过，俄罗斯人打断了他。“就停在这里好了。”印度人匆忙地在街角停车。俄罗斯人匆匆打开车门。他从挡板上方递过去一张十美元的纸钞，一边下车一边说道：“不用找了。”
二
俄罗斯人走进装潢考究的大堂，对着门卫点了点头，门卫用手触了触帽檐。他觉得自己那双运动鞋在庄重的深红色地毯上显得格外白。他走过了几棵盆栽的棕榈树。他每次去见他们的时候都走得很快，尽管他知道这样很傻；没什么好害怕的。这些会面总是在中城区里一些“玻璃盒式的”建筑内进行，这些建筑的外观酷似宾馆：不锈钢，包豪斯式的窗户，雪白的墙壁，廉价的、打过蜡的黄色木质拼花地板，米色的百叶窗。礼拜三的约会总是放在西 58 街上的这个地方，就在百老汇和第八大道之间。他过去常常对他们不更换地点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他担心看见熟人或被熟人看见，不过在过去的六个多礼拜里，他在这间大堂里还没有重复看见过同一张脸，更别提遇见什么熟人了。就连门卫也是每周换人的——全都是身材魁梧、脾气温和的拉美人——而且对跟谁打招呼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会和小孩子及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保姆们说说话，但几乎从不和穿运动外套和运动鞋的白人搭讪。
于是，俄罗斯人不起眼地穿过了大堂；或者说有人看见了他，但并没留意，因为他不值得别人留意：这两种假设既令人宽心又令人讨厌，有种怪异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喜欢被别人认出来的。他希望有人将他领进巴尔萨泽包厢，听到服务小姐们低声说：“我觉得那人是……？”他希望圣安布鲁斯的服务员人人都知道他喜欢吃流黄蛋。他希望在他走进一场晚宴或派对时，能够感受到周围的空气也在为这座城市里难得的高雅和大把的金钱而流动。他希望他的生意能够在这两方面都令人目眩。他知道，他的生意的魅力所在，就是将优雅和金钱结合在了一起，而不是画笔和画布的结合。绘画只是手工劳动。买家的兴奋点来自于大众的评论。在三十五年里，他掌握了获得普遍认可的良好品位的魔法，开了一家虽小但很体面的画廊，赞助人就是那些他愿意为他们发挥精准目光的人。不过，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管他为各家杂志讲述了多少遍自己的经历，他仍旧对莫斯特公立学校与莫特街上的时尚空间之间的天壤之别心怀敬畏。
这就是他女儿没有认识到的一点，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财富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努力，来自于汗水。她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参加拍卖和开幕式。她认为她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漂亮的阔小姐。还有忧郁。这是她的新爱好。是受了她母亲的影响。他真不该和美国人结婚。还结了两次。第一次是出于狂热：布鲁克林的罗塞拉，意大利裔，像发情期的野兔一样疯狂，但是他们在一起很开心。他们俩当时都是雕塑家萨斯曼的助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此后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现任即第二任妻子是个肥臀女人。阿曼达。拉丁语的意思是“值得你去爱的人”。或者，像他以后体会到的，“需要你去爱的人”。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你必须，并且有义务去爱她”。她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画廊，是一个从科尼尔斯农业证券公司出来的标准的实习生：常常流鼻血，头发染成金色，神经质，厌食，痴迷于赛·托姆布雷（1 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1928—2011），美国抽象派艺术大师。），强迫症般的洁癖。但她事事尽力。对艺术，对艺术家，对赚钱，对教导他。实际上，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她了。她知道在他名下的每一笔财产，也知道他们的女儿会恨他。他女儿也许不喜欢他，但绝对喜欢他的钱，所以多少还得爱他一点。
他匆匆穿过大堂，走进电梯。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女子也进去了，还推着一辆双人的婴儿车。一对金发的婴儿，都在睡觉。他微笑着对女人说：“到哪一层？”
“28 层。 ”
他按下按钮，28 和 37。没有别人进来了。电梯门关上了。他们上去。
彼此的沉默让他觉得尴尬。“这对小家伙真漂亮。”
“谢谢你（1 女人的发音带口音，把“谢谢你”的“三克油”说成了“桑克油”。）。”是海地口音。
俄罗斯人笑了。但在之后更为尴尬的沉默中他又想到：谁会去恭维一个保姆呢？又不是她的小孩。这对金发双胞胎的父母很有可能是一对快乐的夫妻，他们为了这对小家伙已经花了不少钱，现在更是花了大把的钱请了这位会说法语的保姆，为了让这对小家伙不要打扰到他们的快乐。
三
塞内加尔女人在给地毯吸尘——“不是地毯，是基里姆花毯。 ”白人女子喋喋不休——她的脑子里只有凹纹花样的地毯，所以一开始没听到喧哗声。吸尘和打扫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白人女子对灰尘极度过敏（对谷胶、蜜蜂、贝壳类，对各种甜瓜、花粉、猫和狗，以及她丈夫的古龙香水全都过敏），所以塞内加尔女人每天都慢吞吞地干着这活，一边欣赏着从三十四楼看出去的风景。在这幢楼里工作的女人们告诉过她不用每天吸尘，有些地毯（比如基里姆花毯）最好不要去吸，因为可能会伤害到柔软的羊毛。她知道应该听她们的，应该把这些女人，这些很要好的姐妹们的话记下来，但她受不了她们的蔑视。她们权衡了她的每一个过失——不好好带“哈巴小猎犬”散步，和门卫聊得很热乎，但和她们话不投机半句多——认定她不适合加入她们的圈子，她觉得这样也蛮好。她们毫无共同语言。
她们矮墩墩、胖嘟嘟，年龄在三十五到六十岁之间，脸皮松塌塌，十指被洗涤剂泡得硬邦邦。清洁妇说西班牙语，保姆说蹩脚的英语；两种语言都会说的寥寥无几，没有一个人有文凭。而她呢，身材高挑、苗条，在小塞内加尔接受教育，能说标准的怒恩语、沃洛夫语、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到下周末她就二十岁了，干这活是为了筹集学费。
她想做模特，但又不喜欢试镜。她感觉那像是拍卖场上的奴隶。做女招待太累，坐办公室太无聊，做编织又像是在服无期徒刑。通过一个在餐厅做女招待的表亲，她了解到有个画廊老板在找帮手，就是干烧饭、清洁的活，以及教他那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儿法语，因为她夏天要去巴黎。她在教书和清洁两方面都是零经验，但只用了两分钟的简短演讲就赢得了那人的好感，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依巴·恩迪亚伊的，就是那位成绩斐然的塞内加尔现代艺术家。而且，她是个美女。这就是他雇用了她的理由，也是她们恨她的理由。在家里也是同样情况。她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体型娇小，充满雄心壮志；一句话，对大多数女人而言，她令人反感。没关系。反正时机一成熟，她就要去念美术学院。她拒绝一辈子和她的姑妈们在哈莱姆的沙龙里做编织的活（尽管她一再声称，编织也是美术的一种形式）。她要去学蚀刻画。从上业余美术班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了那是她的天职；编织所需要的创意和心灵手巧很好地锻炼了她，使她用起版画工具来得心应手。她能去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业余美术班纯属偶然，那是特别针对哈莱姆区的青年开办的，是以低收入的小青年为对象的一系列创意美术培训班之一。“高不可攀”,她发现这整个概念都是误导性的，就好像常春藤联校的版画班能够削减士绅化进程导致的经济不平等似的。Quand meme（1 法语：横竖都一样。）。总有一天，人们会称她为塞内加尔的伦勃朗。她只需要有足够的钱能够进普拉特学院。她对地毯、基里姆花毯、那些嫉妒她的坏女人（她的同事或姑妈）全无所谓。
然而，她还是喜欢靠近这些窗口，假装在专心致志地吸尘，其实是在盯着布罗德街上的公寓楼看，同时在脑海里想象着怎样用蚀刻画来表现它们。天际线本身就是一幅画，在广阔、平坦的天宇里随意涂抹的或黑或灰的癫狂笔触，还有不时掠过的 V 字形鸟羽。她一边推着强力吸尘器，一边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用脚关掉了吸尘器的开关后，她被一阵音乐声吓了一跳。涅槃乐队的《少年心气》从走廊尽头的达里娅的房间里以最大音量传了出来。这么大的声响，叫她如何专心工作呢？她搞不懂。
她站在那儿思考。这声音真烦人。她要怎么做呢？她不能闯进去。也不能埋怨，就像别的保姆在做一些零星的杂活时一样。而且，不管怎么说，她喜欢那个小姑娘。尽管她的礼节、脾气都是一团糟，法语也说得很蹩脚，但她可怜她。她的父母都不可理喻。白人男子来去全凭一时的兴致，在家的时候又几乎总是醉醺醺的，外套口袋里放着避孕套，脾气十分暴躁。女人则把下午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和美体水疗上，几乎拒绝食用所有的固体食物，只喝原味果汁。他们会在 6 月把小姑娘送到法国去学布拉克（2 乔治·布拉克（George Braque，1882—1963），法国立体派著名画家。），尽管她讨厌法语（所以也学不好），而且对形状毫无天赋。塞内加尔女人喜欢笑，你只要想象一下待在达喀尔的她的家人，白人姑娘看见会呕的食物他们会吃得喜极而泣。她常常嘲笑那些所谓的精神抑郁症患者，她不相信有这么多财产而且明显懒到极点的人会拿起匕首刺向自己。大多数是吞药片吧，这足以使你的胃里翻江倒海，但不至于使你失去知觉，更别说夺去你的性命了。但她渐渐喜欢上了那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毕竟，她们只差了四岁，而且小姑娘的无名火也让她看到了一些真实的画面。在浅黄色的刘海下，一身哥特式的黑色装束，四肢纤细，她看见了她自己：一个看清了现实的姑娘，而且她知道她所看见的现实有多么悲惨。
“达里娅。”她喊道，尽管她知道这毫无意义；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试着敲门。“拜托，你能把音乐关小点吗？”回答的人是科特·柯本（1科特·柯本（Kurt Cobain，1967—1994），涅槃乐队的主唱。）。她推了推门。门开了。后来，她怀疑在她看进室内的时候音乐声是否影响到了她的视力。她看见白人姑娘躺在床的那头，一只手臂伸了出来，鲜红的血一直流到她的手指，但她没有立即对她所看见的或者说它所意味着的情况做出反应。一开始她唯一的想法是：“这个人在唱什么？”一个黑白混血儿，一个白化病患者，一只蚊子，我的力比多。什么东西？等到她恢复了理智，一阵恐慌淹没了乐声。
四
俄罗斯人像往常一样在同一扇门前停下（3727 室），轻轻地敲了两下门。这套程序多么井井有条，多么文明，他不禁发出了惊叹。他不喜欢用词语来描述这项服务，他觉得听上去有“贫困”的味道（人际传播，性病），但他不能欺骗自己。他非常冷静地面对现实。他老婆拒绝性生活时他五十岁，他考虑了可以有哪些选择：忍受、情人、妓女。忍受太累人了。画廊已经够苦了。他的体重也增加了许多。情人太复杂。她们总想得到更多。他依然惊讶于他找到了这项服务，这样的事情居然还存在：为一个品位很高的男人，提供一种神圣的解决方案。
他在几个月前来这里参加惠特尼（1 惠特尼，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一家著名的美术馆。 ）双年展时，一个意大利画商向他透露了这条信息。“艺伎。”名片上是这么写的。只为通过朋友介绍进去的人提供服务。事先得电话预约。所有的所谓“预约人”都带有英国口音，或者是伪装的英国口音。大部分的“艺伎”都是大学生（耶鲁、哥伦比亚、纽约大学）。那里的“妈妈桑”曾经在一家投资银行做过多年的人事招聘。通过收录下来的信息，她注意到了一种明显的、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银行家愿意为性付钱，但不愿和乏味的女人性交。他们觉得出钱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产生角色的困扰——不要那种艳丽的庸俗货色，要让人有开采资源的感觉。而她的同事们追求的，则有点像是 21 世纪的交际花：善于辞令、容貌姣好、非常听话的姑娘，能赚到大把大把的钞票。打通了大学生联谊会后，妈妈桑主要在大学校园里招兵买马，有潜力的男男女女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规矩是：1）首先要交谈；2）不可以强迫性交；3）只有女性才能再次提出邀约。男士选择日期和时间，然后被指引前往某个公寓，就等着看谁来应门。俄罗斯人喜欢这点。他遇见的艺伎没有一个拒绝过他，但有这样的规矩还是让他觉得刺激。他喜欢女人有选择的权利。原因是，他喜欢被女人选中。
今天，他等得有点焦虑。他通常不那么紧张。他听见有脚步声向门口走来，随即觉得心跳加快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是谁啊？”接头暗号。俄罗斯人说：“一个朋友。”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一个大美女旋开锁，开了门。
五
印度人停下车，去维罗妮卡的流动餐车那里买午饭，那里的煎饼和他妈妈以前做的一样好吃。他坐在驾驶席上边吃边欣赏着李斯特，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轻叹了一声，然后关掉了《爱之梦》。他掏出手机，发现它并没有响，于是皱起眉头仔细听了起来。尖锐的手机铃声来自出租车后排的座位。他咽了一口饭，擦了擦嘴，打开了车门。外面在下着毛毛细雨。他打开后座的车门，看了一下。座位上放着一部手机。他拿起来，看了看。手机屏上显示“玛丽艾图”。看来又是一只要进失物招领处的手机。他回到前面的座位，继续吃饭。手机铃声响个不停。玛丽艾图。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关掉。他盯着它看，盯着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名字看。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去接这个电话。他以前捡到过数不清的手机，但一次也没有接过电话。也许是因为来电人的名字好像是个外国人吧？同是天涯沦落人嘛。某个背井离乡之人，他想，又一个背井离乡之人。他必须要告诉这位同志，她的朋友丢了手机。
“你好？”他说。
“是达里娅！”
“达里娅。”印度人重复说，“有人把这部手机落在我的出租车里了。”
但那个女人没有在听，她在哭。她疯疯癫癫地说了一大通话，发出了一连串的怪声音，女人哭起来一般都这样，你想插嘴都插不进去。“是达里娅，沙夏！她割腕了！她不让我给她妈妈打电话，也不让我报警，只要找你……”
“我不是……”
“Ya Allah ehfadna（1 阿拉伯语，真主保佑！ ）！我该怎么做？”
“如果你旁边有人割了手腕，那就该打 911……”
“她把电话抢走了！我正在和警察说呢，她跑过来抢走了电话。她让我给你打电话。”
“我不是这部手机的主人。”
“那就把电话给沙夏听，拜托！告诉他，他女儿受伤了。”
“我做不到。”印度人说。
“你不明白。”女人哭诉着，“他必须马上来。这次的情况比以前更糟。她用一把剃须刀割了手腕。”
印度人点了点头。他回想起，塔里最后也这么干过。她说，这样就能省了大家的麻烦。他想起了这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擦了擦脸，说道：“我尽量想办法。”
另一个声音喊道：“这下你开心了吧？”
“她还醒着？”印度人说。
“是的。”哭鼻子的女人说。
另一个声音喊道：“你他妈的是谁？”
“阿莱亚木桑。”印度人说，“我不管是谁割了自己的手腕，请你马上躺下来。把那只手腕举过头顶，把两腿抬起来，你在听吗？用另一只手按住伤口，直到它不再流血。这方法准保管用。用衣服、床单什么的都可以，只要是干净的。你在听吗？”
“我们在听。”哭鼻子的女人抽抽搭搭地说。
“如果你的朋友不想死，现在她就会让你打 911。如果她想死，她就会割两只手腕，而不是一只。如果你能给我地址，我这就把这部手机给你送过去。别的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
“布罗德街 15 号，谢谢你了。”
“不客气，我五分钟后到。”
六
大眼睛，浅棕色的光洁肌肤，一头乌黑、浓密的卷发，浓厚的眉毛，脸上带着一丝忧伤：属于他的谢赫拉莎德（1 谢赫拉莎德，《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进来吧，朋友。”她训练有素地对他说，不过说得更为柔和，甚至有点迫切。一开始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用目光打量着她的脸，然后是修长的脖子，最后是一双小巧玲珑的脚。接着，从他嘴里发出来一些支支吾吾的声音，开始是“嗯”，然后是“哦”，最后是“好的”。他踏进了门。她关上门。他闪到一边给她让路。她赤着脚走进了客厅，那里基本上只是一系列躺椅的排列组合。他爱喝的酒（顶呱呱的派比·范·温克波旁酒）在玻璃茶几上等着他，如阴郁、灰白光线里的一座琥珀金色的灯塔。酒是又一项微妙的关怀，它可以使所谓的客人放松下来，类似于鸡尾酒的功能，使人产生轻松（而且合法）的感觉。艺伎们喜欢在客人来之前先吞下一点这种毒液，然后就坐在那里用闪亮且迷离的目光看着他喝酒。她们中有些喜欢穿可爱的睡袍，暗色真丝的质地，吉吉·蒙巴纳斯牌（1 法国的一个奢华品牌，多为女式内衣。）；另一些喜欢穿白罗纹背心，头发故意弄得凌乱。但是这个女人——他又想到了谢赫拉莎德——不一样：她非常清醒，刚刚洗过澡，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甜杏仁味道。她穿着柔软的白浴袍，就是那种你在高级连锁酒店里常看见的玩意儿，头发松散着，但并非刻意为之，一道黑色的波浪直垂到腰际。
她走到一张躺椅前躺下，然后把双腿缩在一侧。他站在门口，呆呆的，不说话。屋外，雨势越来越猛了，但厚实的窗户遮蔽了雨声。她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一种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甚了解的困惑目光，和他以前习惯了的那种职业性的愉悦目光全然不同。他突然想到，也许这是她的第一次。他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柔情，如此不安的情绪，甚至都让他感到有些悲哀。过了一会儿，他清了清喉咙，朝室内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就这么步履僵硬地来到了躺椅旁。
“我……”他开口说，但又突然哽住了。“我是马丁。认识你很荣幸。”
“我也很荣幸，马丁。”她说，“我是杰伊。表示鸟的那个杰伊（2 原文为Jay，字面意思是松鸦。）。”
“欧亚大陆的。”
“什么？”
“欧亚大陆的松鸦。松鸦这个名字起源于欧亚大陆。”他有些尴尬地停顿了一下。“我猜你是……土耳其人？或者是波斯人？都不是？”
“我父母是印度人。我是在维斯切斯特郡长大的。你呢？”
“俄罗斯。美国。都算吧。”他笑了起来，“我们的祖先是伏尔加德意志人（1 生活在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拉托夫周围及以南的德意志族人。）。是被叶卡捷琳娜大帝邀请来俄罗斯的。后来，这份邀请变成了灾难。强迫劳动，没收财产，种族迫害。凡是你想得出来的磨难，我们全都受过。我出生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家全都说德语。可我从小在俄罗……”他又笑了起来。“谁会在乎什么俄罗斯呢？”
“我在乎。说点俄语我听听。”她说。“随便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Ty samaya krasivaya zhenshchina kotoruyu ya kogda-libo videl（2 俄语，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她笑了：“Spasiba（3 俄语，谢谢。），马丁。”
他哆嗦了：“……你会说俄语？”
“Nyet（4 俄语，不。）。只会说spasiba、da （5 俄语，是的。）和 nyet。我的钢琴老师是俄罗斯人……”她停顿了一下。“你用德语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Sie sind die schonster Frau die ich je gesehen habe（1 德语，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他对她说，“你想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没有必要。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是的……是。”
“你怎么知道鸟类的事情的？”她问。她用手掌捂住一条腿，用另一只手撸了撸耳朵后面的一缕卷发。“你是从事那方面工作的吗？”
他微微一笑。“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这是两大爱好之一。养鸟和旅行。”
“三大爱好。”她朝着卧室的门点点头。“还有这个。”
“是的，还有这个。对极了。”他微笑着说。“你经常做‘这个’吗？”
“不。”她皱起了眉头，“这是我的第一次预约。”
“哦。”是真的。刚才的感觉没错。“你紧张吗？”
“我？看看你自己吧。”
他的笑容过于僵硬，纯粹是一种伪装，使他想起了自己曾在鸦雀无声的博物馆里把一串钥匙掉在了地上。“你不像别的姑娘，表示鸟的杰伊。”
“别的姑娘什么样子？”
“雪白。”
“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大部分是的。到目前为止。”
“那你呢？”
“我什么？”
“你白吗？”她也笑了起来。“没收财产？强迫劳动？还有什么来着？种族迫害？这种事情不是只发生在没资格做白人的人身上吗？”
他说，其实他早就这么感觉了，“你干这行真是屈才了。”
她耸耸肩膀。“我是个需要钱的姑娘，你是个需要性的男人。”
他又笑了起来。这句话给他的刺激从喉咙到胸腔再到肚皮一路荡漾下去。他拿起酒杯，啜了一口，然后放下酒杯，又笑了起来。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感受过这种柔情、哀伤和欲望纠缠在一起的强烈感情，在很久以前正是这样的感情使他转向了艺术。他想起了一位画家，在画家去世前他曾多次为他办过画展，他把这位画家称为一个喜欢“花钱请帮手”的法国人，此人活了九十岁。在他们最后一次聊天时，画家告诉了他一个发生在多年前的故事，那时画家终于约到了一位特别的妓女，一位五十岁的烟花女子。
“史上最佳的情人。”画家沉吟说，“每个男人都该领略一下这样的天堂。”画家想把那妓女的巴黎电话号码给他，但俄罗斯人谢绝了。他知道那个女人会带给他无边的欢愉，就像画家保证的，但他担心——也许是自孩提以来第一次这么担心——自己会令她失望。那时的画家大概七十多岁，驼背，枯槁，双手抖个不停，但仍然以跟比他孩子还小一半岁数的女人睡觉而出名。每当俄罗人去拜访这位老人，他几乎从来也不会看老人的新作，只是饶有兴致地听老人讲述那些生机勃勃的淫秽故事。不过，这些故事给他造成了一种相当明确的伤害：就像他此刻的感觉，像是落入了一个深渊，受到心碎的威胁。
那位大龄的妓女，画家说，在颠鸾倒凤之后会给他倒一杯薄荷茶，然后为了晚上的一个戏院之约而梳妆打扮起来。他光着身子在床上喝茶，她坐在那里打扮自己。“你知道吗，她的眉毛描得太浓了。这使得她的脸看上去过于花哨。”画家让妓女把她的化妆包给他，然后又拿起了他的调色板。他赤身裸体斜倚在床头，为她画出一张他心目中的完美的脸。“这比性爱本身更有趣，不过，和她做爱简直如登天堂。”俄罗斯人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昏黄灯光下的温柔抚摸，在两个如过眼云烟般的生命里的柔情一刻。他简直想哭。他此时就想哭。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他永远也得不到。温柔的触摸，优雅的爱抚。他能拿什么来献给这位女神呢？
“我不需要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是你预约的，”她反驳说，“我需要钱。”
“为什么？”
“为我爸爸。”她的语气一下子软了下去。她不好意思地说：“大家不都这么说吗？妓女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有什么样的父母会让孩子去干这个？”
“没有。他女儿已经死了。他什么也不知道。”
俄罗斯人被她的声音、被自己胸口的什么东西给感动了。“对不起。”沉默。弯弯的睫毛，看着地面的眼睛，使他涌起了一股想要拥抱她的强烈冲动。“好吧。我会付钱的。”
女人大笑起来。“别给我来《风月俏佳人》那一套，真该死。”
“我会付钱给你的。我不想要性。”
“那你想要什么？”
他想着，她可真美啊。“我想让你不要再干这行。”他说，“多少钱？”她没有回答。他摸外衣口袋，找钱包。他想到，我的手机去哪儿了？
七
印度人来到了大楼前。他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大堂里豪华的吊灯洒下了一地的碎银光。他匆匆来到门卫室。他报了达里娅的名字，并拿出了手机。门卫乐呵呵的。“你真是个大好人，伙计。放心好了，我一定把手机交给她。”在他们身后，急救人员推着一张担架走过来。门卫跳起来去为他们帮忙。印度人往后退，手足无措地看着眼前纷乱的景象，心里想着要悄悄地开溜。他想到了奥尔夫，想到了萨蒂，想到了肖斯塔科维奇，想到了在百老汇街角下车的白人男子，想到了教音乐的贾珊姆卡普利亚，她决心要帮助他还清欠债。他在大堂里等到雨势小了下去，然后悄悄地、若有所思地走出了大门，急急地向着他的出租车走去。同时，他心里决定，今天要早点下班，回家。
《双城故事》
【美】约翰·弗里曼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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