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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比较薄弱的学科恐怕是政治学。我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的比较政治学系充满期待。为此，我想谈三点看法。
第一，当下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学在大学学科建制中缺乏独立地位，政治话语往往由经济学和法学所左右，人们时常用经济逻辑或法律逻辑来思考和讨论政治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政治学。早期法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学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利、自由、司法独立、程序正义、法治、宪政、民主等概念，基本上来源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学说和19世纪社会理论家们的政治思想。
法律是一门最需要政治学的学科。但是，从我自己这些年来在法学院研究、教学和培养学生的经验看，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最缺乏的是政治学知识，甚至政治学常识。一些学者在讨论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主权、国家、政党、选举和国际关系等等问题时，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和知识储备。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美国200多年政治稳定就是由于存在司法审查制度，因此，中国要搞“宪法司法化”；如果中国变成自由宪政体制，那么中日两国就不会发生战争。这些缺乏政治学常识的言论之所以很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学院的学生缺乏起码的政治学训练。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及管理学等甚至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而唯有政治学依然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中，缺乏专业知识的建制。政治学要么归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原来的政教系)，要么归入到行政管理专业，要么干脆取消，以至于在很多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科建制中，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可以说，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中，最薄弱的就是政治学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争论最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政治学家手中，而是掌握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手中。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么是从事党史或马列研究的学者，要么就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政治问题至今不是一门专业知识。人们不是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
我不是反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讨论政治问题，也不是说政治学家就不需要关注经济学、社会和法学，而是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学科？是不是有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知识传承？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首先也应当尊重政治学的专业知识，遵循政治的基本逻辑和原则。就像我们在企业改革、货币汇率等问题上，虽然外行人可以谈自己的看法，但归根结底要尊重经济学家们的专业知识和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原则。
那么，政治学的专业知识在哪里？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如果没有专门的学科建制，很难产生专业知识。最近几年，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但在政治学知识中关于政治科学的内容，比如，关于政党、选举、利益集团、政治运作过程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相当薄弱。
大家很容易批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在政治问题上缺乏政治学专业所守护的知识门槛和专业壁垒。政治娱乐化似乎是民主时代的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政治学也降低到低俗水准上。进一步而言，恰恰是由于大众社会的政治娱乐化潮流，大学中的精英教育就越是迫切需要抵制这种娱乐化倾向，真正进行专业政治学知识的学习和严肃的政治学思考。
第二，从“知识/权力”的角度看，现代权力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知识之上。知识一方面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运作，另一方面为权力运行提供正当性证明。重建中国的政治学对于规范权力运作、奠定统治正当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家都熟知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理论。在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就是权力”。现代意义上的权力行使是建立在一套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现代专业知识才能产生相应的权力，否则，权力就变成了缺乏正当性的暴力。
现代大学在社会中的意义就在于为知识、知识所塑造的职业人士与职业化的权力运作之间建立了内在的关联，是从知识转向权力的传送带。大学系科中的专业知识一方面规范和约束相应的权力运行，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为相应的权力运作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以法律知识为例，在一套复杂、专业化的法律知识支配下的司法权的运用，毫无疑问会比没有法律知识支配的司法权，或者在粗糙简单化的法律知识支配下的司法权运用更加节制、更具有理性。反过来讲，现代法律知识支配下的司法权运用，比原始的“卡地司法”更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比“人治”更具有正当性。
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每一种知识的产生同时也生产了维持这些知识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专业知识群体，需要在这些专业知识的运用中谋求相应的利益，进而追求相应的权力。捍卫这种知识所产生权力就成为捍卫他们利益的一部分。正是透过大学使得知识与权力形成内在的利益关联。每一种知识在大学中争取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也往往是这种知识背后的权力在为争取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斗争。
在目前大学专业知识的系科中，政治学知识缺乏自己的独立地位。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有悠久的政治传统，政治生活很丰富、很鲜活，但政治学知识却很贫乏、很僵化。在此，必须区分“政治知识”与“政治学知识”。我们在“知识/权力”概念中所说的“知识”，就是必须经过概念抽象之后，可以公开讨论、辩驳和反思的理性化知识，也就是一套具有理论化抽象的知识，就是要变成一门“学问”，这就是“政治学知识”。而“政治知识”可能是一套在政治运作中掌握的、通过言传身教掌握的一套实践知识。与前者相比，这种传统的政治知识就缺乏正当性，变成了“潜规则”。如果说传统的宫廷政治与这种类似“潜规则”的“政治知识”相匹配，那么，现代政治的公开化、理性化就必然与这种作为抽象化学问的“政治学知识”相匹配。
理性化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虽然从专业角度看，目前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领域中流行的自由、法治、宪政、民主讨论，很简单，也很浅薄，但由于这些学科处于现代大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至于它们所产生政治学知识也自然获得了正当性，最终会改变和塑造政治权力的运作，并从根本上塑造政治权力本身。因此，如何重构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传统，如何将政治权力奠基于现代知识的基础上，从而规范权力、为权力提供理性化知识的正当性，对中国政治而言，这无疑是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第三，重构政治学既要学习和采纳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又要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以此回应中国政治的现实问题，并从中提升出一般性知识，为政治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对政治学的思考必须扎根于哲学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在重建政治学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与西方现代政治科学保持适当的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支配下，社会科学方法支配了政治学研究。基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政治科学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中，由于最强大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因此，政治科学中的需要理论假定和概念都是从经济学和社会中借用而来的。比如，理性人假定、利益集团理论、多元竞争理论等。更重要的是，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也往往被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所左右，政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样，变成了一套治理的科学。政治学内容往往变成了政府管理的科学。事实上，在西方大学知识体系中，政治学往往不再思考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变成了纯粹的政治科学分析，缺乏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往往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借鉴研究范畴和概念体系。
重建中国的政治学固然要学习和掌握这一套围绕现代国家治理的政治科学知识，但中国的政治学绝不能简单重复西方政治科学的路子，而应当将政治哲学的思考和辩论始终贯穿在政治科学的分析中。由此，政治就不是围绕政府治理而展开，而是围绕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反复提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明确政府的全部努力在于让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其实就是阐述一个最根本的政治学问题，即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民，现代政治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政治、市场和社会之间并不是地位相当的平等替代关系，相反，政治是第一性的或者说前提性的，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服从于政治的前提性要求，服务于人民并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个根本性的政治目标。政治也只有政治，才能提供一个文明传统关于美好生活的根本性思考。因此，政治先于经济和社会，政治学也必然高于经济学和社会学。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学内部必然会形成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和辩论。重建中国的政治学就要在政治学内部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知识传统，并展开内部的持久辩论，就像中国古典的儒家与法家的辩论一样，最终形成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传统，并塑造中国政治的风貌。
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内在张力出发来重建中国的政治学，就必须思考中国自身的政治问题，因为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思考，实际上根植于每一个文明传统之中。中国有漫长的文明传统，对这个政治问题的思考必然会激活古典政治传统，并以此回应中国的政治现实。
要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现实，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历史传统。这就意味着政治学重建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还要有历史的维度，而且是大历史的维度。西方人讨论自己的政治，可以很容易与古希腊、罗马联系起来讨论。可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最多从晚清改革开始讨论，似乎中国政治要通过晚清与古希腊、罗马联系起来，而没有把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古典政治联系起来。比如，中国宪政体制中的党、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与古典政治中的君权、相权和士绅集团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也因此重新思考中国历史问题。
总之，政治学在中国的重建不是政治学这门专业学科的问题，而是借助这个问题重新思考大学中的学科体制和知识体系与现代政治权力建构的关系问题，重新思考构成中国文明的前提性的政治问题，以及由此思考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各种知识传统及其现代演化的问题。
在我们的大学体制中，政治学的学科建制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甚至将这个学科建制与大学通识教育放在一起，从根本上思考中国的大学应当如何塑造中国人所具有起码的公民人格、道德追求和政治理想。目前，政治学往往放在政府管理学院中，如果这样的话，也应当用政治学知识来统领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而不是反过来用政府管理科学的逻辑来支配政治学研究。我希望“比较政治系”成立后，不仅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来比较各国政治，而且要关注上面所说的政治哲学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比较政治学依附于国际关系研究，而希望从更大的格局来重建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和研究。
当然，这些学科建制并不是根本性的。当前政治学重建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政治学研究要突破的权力禁忌。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央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一点很重要。以往政治学知识之所以受到权力的干预，就在于权力运行缺乏自信心，不敢接受理性的反思和考验。而今天，能不能做到这种自信，就在于能否让中国的政治学重返“理性法庭”，接受理性的质疑和考验，由此将中国的政治学建立在理性化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不仅为中国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理性的知识支撑，也为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努力进行正当性辩护。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本期编辑：王志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