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19岁的陶景洲背着棉被，从蚌埠上火车。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沙颍河，麦地，家门口的篱笆院，他喝干净的白酒瓶子，在绿皮火车的另一边迅速后退。月台上的风横着吹过来。他看见自家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最后滴了几滴水，便再也没影了。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1978年春节，高考完的陶景洲等了快两个月都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收到全国各个大学的通知书，欢天喜地地过年，心想，完蛋了。有天夜里，天气冷得要命，他喝得烂醉，让同学背着自己去教育局局长家睡觉。真的没考上？还是不甘心，吐了人家一地。谁知就在第二天清晨，教育局的叔叔把一封厚厚的牛皮纸袋塞到了他面前。
“赶紧醒醒吧，你的通知书来了，北京大学政法专业！”
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分为8个组，陶景洲所在的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1米76的样子，皮肤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但这个人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何勤华问坐在身旁的同学：“李克强是谁？”
“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一个干脆的声音传来。陶景洲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李克强比陶景洲大三岁，出生在合肥。1974年，李克强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四年中的多数时间，为生存而忙碌。高考结束，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而陶景洲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被母亲偷偷改成安徽大学。所幸发现及时，他又悄悄改了回来。
无独有偶，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陈兴良也没有报法律系。
最终，各路英雄都被绝密的北大“政法专业”选中了。
多年以后说起李克强，陶景洲觉得，那是一个勤于实践，不事张扬，具有法治精神的青年。有一年，两人都选修了一门“海商法”，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他们一同去天津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查勘卸货区。李克强仔细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一路上，工作与沟通能力极强。
当然也有苦恼的事情。进校时，他们几乎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掌握英语成为刚需。陶景洲发现，李克强两个裤口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鼓鼓囊囊的。上去一摸，好家伙，塞了一堆小卡片。正面写英文单词，反面写中文解释，他到哪儿都揣着看。陶景洲想，原来你是这样刻苦的人。
大三时，李克强已经开始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2013年的那场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以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在陶景洲眼里，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且真诚。
刻苦的人，他们的存在就足以成为学习的动机，随之而来的就是竞争。当年，陶景洲在班里年纪小，考不到第一名，心里不服气。有阵子他特沮丧，站在北大宿舍楼门前，朝南望，南边是家的方向。“为什么老考不到第一？”
一个年长他10岁的老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也许是担心这小伙子想不开，说：“能来咱北大的不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么？哪能像在老家？”
这一说，陶景洲放松了。
当年的“黄埔一期”，个个都是才俊，他们一腔热情，拥有知识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试图介入社会现实。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直觉：这个社会很快会有大变革，非常大的变革。
纪念册《未名的77》，班上同学人手一本
在陶景洲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那本著名的《未名的七七》。他利用业余时间与同班同学取得联络，将当年的照片、明信片、同学语录集结成册，封底写着“定价：无价”。
如今，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早已成为风云集体。纪念册里着朴素中山装的他们，许多都成为国之栋梁，有王绍光、陈兴良、姜明安、何勤华等中国法学界赫赫有名的名字，但也有人，早早便离开人世。
陶景洲还记得8年前，他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夏夜平静。他本想多留几日，但次日一早，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小陶啊，赶紧回来，哥们儿今晚上得聚聚，多少年没见了。”老同学的电话让停留的计划泡汤，他随即搭乘飞机驶离地窝堡国际机场。
1年前，还是夏天，他去法国尼斯，在英国人大道上散步。行程较短，没等到国庆日就离开了。结果到了国庆日，一辆血腥的白色大卡车闪现了，它碾向英国人大道上的人群，制造了震惊全球的“7·14尼斯恐怖袭击事件”。
陶景洲继续说，他坐过的一架飞机在刚起飞时驾驶舱起火，所有人在疏散后脸色惨白。还有一次飞机降落时跑道不够长，机身重重摩擦地面，不得不又飞起来。
“如果晚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如果。
陶景洲说这就是他的命，他知道自己幸运，须对得起这命运。他在朋友圈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京畿繁华，须知乡村荒芜；施惠宇内，勿忘西部大凉。”
至于律师这个职业，真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陶景洲总是西装革履，在红酒与星光璀璨中来往，和一些人拥抱，碰杯。但是那些伏案工作的日子，查阅卷宗，为一份合同熬得眼睛通红，以及开庭后短暂的放松，不小心流露的疲惫，都是属于他的劳碌命。
2008年，他作为北京奥运会临时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小时还在审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接到通知，拿到3厘米厚的英文申诉书，3人小组，临时仲裁庭在24小时内给出结果。这一连串的过程半点都不能耽误。一个疏忽，就可能造成金牌归属失误，国与国之间的不愉快。
如今他把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管得挺好，几件主要的业务领域如国际仲裁、国际兼并收购、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正是他当年想要的“实务为国”。
置身于一个“难歇”的环境，却不被压垮，应了他说的一句话，“人要以平常心，积极地活着。”
1978年12月，诗人北岛在一本著名诗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思想解放，西学优先，极聪明的个体生命的盛开是大势所趋。虽然怀抱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态度，但他们都有同样的忧患意识、价值关怀和使命感。
陶景洲的北大课堂笔记
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北大法学系80多位老师，共开20多门课，好课都是口口相传。有一回，陶景洲听说有位开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课的老师，叫龚祥瑞，上课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无所顾忌。他心下好奇，想听听这位新潮老头的课。
陶景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他总提前10分钟到教室，也不点名，头发掉了不少，但梳得锃光瓦亮。年逾古稀，还穿牛仔裤，但不管怎么穿，都干净整洁。他声儿大，人也易激动，学生被引得笑，他也跟着笑。有次一激动，嘴里的假牙掉出来，隔壁同学都听到那震破天花板的笑声。
陶景洲发现，这位老人和底下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都充满热血。
能够上龚祥瑞的课是有福的，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最后都钻进了龚祥瑞的课堂。陶景洲的上铺兄弟何山后来专门带照相机去教室，为的就是拍龚祥瑞的表情。
再后来，这群法学青年已不满足于课堂。许多下午，他们约着一起去中关园东边的老楼，那是龚祥瑞教授的家。一个老人，一群青年，一个小庭院，院子里开着红色的月季。他们从欧美政治和宪法聊到中国的法治进程，直至月明星疏，老人拿出一瓶白酒，学生买来毛豆和花生米。酒酣人乏，月落西窗，青年们睡得东倒西歪。
老人成了盲人奥里翁，青年得到了光亮，他们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如果太阳不升起来，他们愿意变成唯一的光。当太阳出来时，他们就化在那光里。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4人留校，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留学。
陶景洲的北大毕业证书
陶景洲在巴黎大学城的住房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