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 积极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在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增强内部成员获取短缺资源能力方面，学者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James Coleman、Knack 和Bartender 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和有机整合的特征，内部个体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获得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或者文化资源［4］。此外，在国外，社会关系网络在增加居民的收入、促进就业和降低贫困发生概率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
4. 1. 1 与农民工的居住、就业有紧密联系
本文通过问卷试图考察建筑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基本生活状况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从农民工刚刚进城开始便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表现在，农民工获取住房信息需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 图4) ，他们的居住信息绝大多数是朋友、老乡提供的，很少通过中介所。而农民工对住宿的满意度中等( 均值2. 3) 。其次表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推荐或介绍工作( 图4) 。研究发现，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获得目前工作的占56. 5%，包括自己应聘的在内已将近90%，政府和职业介绍所等作用甚微。笔者还考察了建筑工人目前工作的社会保障、稳定性、工作环境等条件，发现: 既未签订劳动合同又没有社会保障或失业救济的工作所占比例高达55%，且工作稳定性较差/1—2. 3—4 /③; 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中等偏下/1—2. 7—4 /。这种现象与当前农民工整体状况及待遇有关。
在调查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将研究促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政策”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促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政策措施，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④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并不多，所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亟需充分考虑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况。
4. 1. 2 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社会支持
研究发现，刚到北京时，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各方面为其提供的支持情况如图6 所示。其中提供友谊、陪伴、安慰等情感支持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作用最显著，影响最深; 其次为信息的提供; 对于农民工的社交网拓展帮助并不大( 图5) 。
范德普尔把社会支持概括为三个方面: 实际支持( 家务劳动，患病时帮助、借钱、借用生活日常用品、帮助填表等日常事务的帮助) 、情感支持( 与配偶有矛盾时舒解、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等情感问题的帮助) 和社交支持( 一同外出、拜访、吃饭逛街等社交活动陪伴) ［19］。因此，问卷中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而在每一种类型的网络中，不同的社会关系成员所发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研究结果直观表示如图6 所示:
亲戚、朋友、老乡对农民工的实际支持帮助最大( 图6a) ; 而同事这种弱关系起的作用就偏小了。农民工的情感支持网络中，朋友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亲戚、老乡，同事和邻居( 图6b) 。通过访谈了解到，农民工遇到不如意或困难的事情往往不方便对亲戚、老乡等在一起生活时间长的人说，而是更倾向于向亲密的朋友倾诉。所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友缘关系网络越来越强的现象。社交支持网络中，朋友和老乡作用最大，比例分别为36%、23%; 亲戚之间因社交网络相似度大，故对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扩展及支持作用不明显( 图6c) 。
4. 1. 3 有利于加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
感情需要包括友爱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本文从农民工娱乐时的陪同，平时的交往以及在城市中的归属感、自我身份认同感等方面来考察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
在购物和娱乐同行方面，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陪同者所占比例相似。占据比例最大的都是朋友，有约四分之一的人选择老乡陪同，在亲戚、同事及邻居的比例上略有差距，但趋势并不受影响。可以看出农民工生活中主要交流对象是老乡和朋友( 图7) 。
而在更进一步的调查中，有过半数( 51. 7%) 的农民工并不认识北京朋友，而在有北京朋友的被调查者中，有23. 7% 的人仅认识5 个以内的北京朋友，也就是说，在友爱的感情需要层次上，农民工主要是和老乡以及同为打工者的朋友同事之间进行交流，而不是和城市中的其他人群交往。城市社会并没有满足被调查者的友爱的感情需求，农民工的情感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
总体看来，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在城市里的归属感偏低。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在北京长期生活下去”的时候，被调查的60% 以上建筑工人表示“愿意”。这种现实与愿景的矛盾进一步证实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生活状况有待改善的必要性。
在此前提下，笔者通过访谈还了解到，农民工的语言、生活方式、思想文化、收入水平等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而趋于城市化标准，进而会增强归属感。因此可以断定，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加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归属感、自我身份认同感，这种作用对于农民工是极为重要的。
4. 1. 4 影响机制分析
运用“满意度”和“工作稳定性”作为评价标准，网络产生影响的结果可通过如表3、表4 显示。研究结果表明，对住房满意度较高的农民工都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住房信息; 相对于亲戚介绍，朋友介绍的工作稳定性较高。深入分析发现，良好的城市社会互动是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产生积极影响的前提; 社会关系成员之间的亲近和信任所产生出的聚合力是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基础;有趣的是，“弱关系”对于农民工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强。
格兰诺维特认为，在个人求职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与自己关系并不太亲密的弱关系提供的信息而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弱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比强关系更为有效［20］。“弱关系”假定的核心观点是:以关系不太亲密和互动不太频繁为特征的弱关系相对于联系密切、互动频繁的强关系，更加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弱关系因其特性所掌握的信息内容存在更大的差异，因而较之于强关系更易于不同信息和关键信息的掌握，从而成为不同关系网络之间信息沟通和传递的核心桥梁。这个“桥梁”必须是基于弱关系才能创造出例外的社会机会信息。否则，强关系之间由于其交往频繁会使不同网络成员相互熟识，相互间的信息沟通通路不再是唯一通道，桥梁带来的价值势必会要降低。而后，林南在“弱关系”假定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他认为，“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不仅能被个人占有，也能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8］，而这些嵌入性资源的获取，更加依靠于弱关系的作用，因为弱关系能把不同社会网络和阶层中的不同人连接起来获取更多的社会收益和资源。
“强关系”理论是边燕杰针对格兰诺维特的假定研究中国城市工作分配状况而发现的［21］。他首先在理论上论证了强关系作为关系网络连接桥梁的合理性，进而指出对于一个从古至今都把亲近、熟悉、信赖、互惠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生活准则的中国社会来说，以频繁互动和关系密切为特征的强关系更能够成为联系不同网络获取资源的桥梁; 具体到工作分配领域，往往是当权者实际上决定着工作的分配指标，并且表现为对其强关系人人情的一种拉拢或回报; 这样强关系就可以直接联系起求职者与当权者，或者以一种作为双方强关系的中间关系的桥梁联系起求职者与当权者; 而且，当权者实际决定着工作的分配，即便是求职者已经完全掌握了相关的信息，如果他不能通过强关系与当权者建立起联系，也很难成功地获得这份工作; 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主导的社会，强关系更有可能成为联系不同关系网络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由此可知，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中，依靠“弱关系”更有利于创造出新的信息，依靠“强关系”更容易在资源分配中获利。
4. 2 消极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从经济交往的角度来说，由关系而带来的信任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风险成本。但是，关系对人们的影响不仅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一面。
4. 2. 1 农民工群体的“网络陷阱”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互惠交换、强制信任和价值内化等特征，对于缓解贫困起到关键的作用，并且更有助于较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借此来摆脱贫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Crootaert 和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倾向于“穷人的资本”，对于减少收入差距起到一定作用［22］。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人们越是利用关系，也许就越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法制不健全。例如，在被调查农民工中，仅有36. 2%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其余63. 8%的人则没有签订合同; 仅有22. 1%的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障或失业救济，而77. 9%的缺乏这些福利，一旦其失业，其在北京将失去全部生活来源，经济生活将陷入危机。由于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往往通过地缘关系组合在一起，大多数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农民工由一个领头人带领，从上级承包商承包部分工作，而彼此之间则依靠口头协议或者字条来约定报酬。虽然这种协议方式有地缘基础作为保障，但缺乏法律效力，一旦双方产生矛盾，农民工维权将十分困难。从劳动合同来看，农民工多依靠地缘关系进行协议，并未适应城市中的法律合同关系，这种合约方式使得农民工在就业、维权等方面缺乏有力的保障。
此外，在某些个人、小群体和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从个人或小群体的层面来看，也有消极的影响［17］119。笔者初步了解到，强关系影响的区域是有限的，可能仅限于同乡之间或同一施工工地之内，进而导致农民工的信息来源有限，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封闭。笔者称之为农民工群体的“网络陷阱”，它与农民工群体特征及现状———区域性聚集、整体低水平收入及有限的“乡土性”关系网有关。
4. 2. 2 社会关系网络的“回报”欠缺
诚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较低收入者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通常较高收入者比较低收入者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反而可能加大。不同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空间但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在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分配的不公平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用于创建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他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福利。而在经济社会转轨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劣势被放大了。不仅在于农民工在创建、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关系获取物质财富能力上的差异，而且也有文化冲击和意识调整带来的原有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使得原本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为脆弱。这一结果证实了Lin Nan 的推断，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不平等的中介途径是“回报”欠缺( return deficit) ，即一定质量或者数量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回报或者结果［23］。
4. 2. 3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带来挑战
行动者和社会交往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方面，行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行动者又会受到网络的制约。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经历了多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过程: 一是离开农村带来的原有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 二是进城后带来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此外，调查发现，农民工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较短，且农民工就业地的转换多数是被动的。这便是第三种变迁过程———转换工作所带来的频繁的、被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与重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打破了某一特定空间内农民工群体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格局，使得被迁移农民工生活成本增加并引起心理上的压力与失落。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社区，随之而来的交通费用剧增、原有社区活动和交流的断裂等等都是变迁对农民工原有正常生活的破坏。此外，社会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获取经济信息、配置资源和就业选择等并非完全依赖市场制度，对社会关系网络也具有显著的依赖性。在经济发展初期，不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政府职能缺失使社会关系网络充当进行经济资源配置的角色。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和成熟，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配置作用将不断弱化，进而最终被某种“社会共识”取代。唐为和陆云航通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制度存在替代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逐渐减弱，最终被市场制度所取代［24］。这种长期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变迁趋势将给农民工带来更大的挑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城乡分配不公，更需要着重解决原有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所带来的幸福感损失问题，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