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已落下帷幕，峰会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人工智能、亚太局势等议题。峰会虽然在相关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公报也十余次强调“团结”“一致”，但实质性、机制性成果不多，这反映出G7国家的各自苦楚，尤其在美国大选、欧洲右翼、南北合作上的多重合作阴影。
“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为G7长效化合作带来最大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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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特朗普在美国多个权威民调中领先拜登，被预测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大有优势”。若其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可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气候变化、自由贸易、美欧协调、北约国家军费开支等方面，扰乱甚至颠覆拜登政府与G7的现行目标与成果。
首当其冲的是G7对乌克兰军援问题。拜登政府将对乌克兰持续军援上升至“民主对抗威权”高度，竭力推动美国国会和G7盟友强化军援。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截至2024年4月底，G7各国对乌克兰军援超过80亿美元。峰会期间，G7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持续”军事支持，美国与乌克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但协议规定美乌任意一方可随时退出协议。但向来反对持续援乌的特朗普，在峰会结束后一天便在竞选活动中再次承诺“若当选总统将停止俄乌冲突”。若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美国和G7的援乌承诺将面临巨大考验。
此外，G7也十分担心特朗普二任下的美国将对盟友“更疏远、更严厉”，甚至彻底颠覆跨大西洋合作。
特朗普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表示，近期美国盟友问得最多的是：“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将如何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美国是否仍致力于在全球进行基于规则的接触？”近期，奥巴马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迈克尔·金麦芝等美国战略界人士发文预测称，诸多迹象表明，若重返白宫，特朗普将更激进、更不受约束，这在美欧关系上具体表现为：转变美国外交基本原则，不再强调“美国是欧洲的天然盟友和安全保障”；与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是敌视欧洲的国家建立各式各样的短期伙伴关系。
欧洲正经历的“右翼风暴”也可能成为一大阴影。
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在移民和民粹等问题上态度激进，且获得了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民众支持，若其继续得势，可能阻挠甚至摧毁法德等国和欧盟在移民、援乌、绿色转型等问题上的现行政策，为G7合作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一大现实例子是本届峰会上G7国家关于堕胎权的分歧有所加剧。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现任领导人支持女性堕胎权，马克龙还于2023年成功推动将支持堕胎权写入法国宪法，2023年G7广岛峰会公报中也点明支持“安全、合法自愿终止妊娠”。但本次峰会主办者，极端保守、支持“传统家庭”的梅洛尼反对支持堕胎权，最终导致本次公报未提及妇女堕胎权。
当前欧洲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势头不可小觑，可能推动欧洲政治重心加速“右倾”。在6月10日横跨欧盟27个成员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议席大幅增加，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得票率甚至领先执政党。受此影响，“中间派”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遭到大量批评与质疑，马克龙甚至因此解散现任议会并重新选举。
此外，G7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实效性和真实意图，也成为G7拓展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阻碍。
近年来，G7逐渐向“全球南方”敞开峰会大门，邀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对话伙伴与会，但却有“口惠实不至”、利用“全球南方”加剧地缘博弈之嫌。
一方面，本届峰会声称的“在国际信贷、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后者提供多样化支持”受到质疑。据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数据，G7国家在气候融资等方面对“全球南方”的承诺，迄今仍有约15万亿美元未兑付，却每天要求“全球南方”向其支付约3亿美元的还款和利息。在屡次受邀与会的印度，也有战略界人士发文建议“警惕G7的空头支票”。
另一方面，G7加大拉拢“全球南方”，目的在于争夺国际影响力、减少所谓“对华依赖”、挑动地缘博弈和阵营对抗。以东非国家肯尼亚为例，拜登任上美肯关系快速升温，不仅美国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频繁访肯，肯总统鲁托还成为2008年来首个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当前肯已获得美国“非北约盟友”地位。但美国如此“优待”的真正原因是，利用后者加强对东非的控制力、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美国驻肯尼亚大使、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接受采访时表示，“太多年来，真正出现在非洲和肯尼亚的是中国人”，而现在“美国希望成为肯尼亚和非洲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