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4日，2017年金砖峰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会议。（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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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2017年9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莫迪故乡古吉拉特邦，并出席邦府艾哈迈达巴德至孟买的高速铁路奠基仪式。安倍表示，“莫迪总理在两年前下了决定，要在印度建立高铁，于是他便选择了日本的新干线。”
在印尼、泰国等国，中日高铁之争日渐白热化。印日高调秀“恩爱”，莫迪垂爱日本新干线。中国网民们非常不爽。
而印度政府最近的一些政策主张，则似乎“坐实”了中国网民们的愤慨：印度政府对中国资本“别有用心”。
8月中旬，印度电子信息部向二十多家智能手机公司发函，要求各公司在8月28日之前提交有关其产品的“安全及保安措施、设计、构架、规范及标准”。受到问询的公司包括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联想、OPPO、VIVO、金立等，也包括全球知名品牌苹果、三星。
几乎与之同时，印度电子信息部一名高级官员称，阿里巴巴旗下中国浏览器应用UC正受到印度政府审查，如被查出“窃取”用户数据问题，UC浏览器或在印度被禁用。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品牌手机已经占据印度市场51%的份额，UC浏览器则为印度第二大常用浏览器，仅次于谷歌Chrome浏览器，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有48.66%的份额。印度电子信息部的举措，被不少中国媒体解读为“以信息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而最惊悚的莫过于，印度于2017年3月修正后颁布的《敌国财产法》。印度有些专家在微信上断言，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有可能被印度政府“无情收割”。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曾在上海表示，印度积极欢迎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做好欢迎中国企业的准备”。那么现在印度政府是否改变了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从欢迎转向歧视甚或杯葛？
首先，印度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投资。中印两国关系最大的变数在于边境问题，但最近数年，另一冲突也不断升温——印度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成为印度政治家们不可承受之“重”。上一财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510亿美元，而其贸易逆差总额为955亿美元。莫迪曾直言，“两国的经贸关系不可持续”。
印度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通过增加对华出口来降低逆差并不现实，而引入中国资本就成为题中之义。
9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期间，印度商务部长普拉布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会谈，呼吁更多中国公司对印度进行投资，并“提供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促进性措施”。
报道称，普拉布与钟山同意尽快举办一个双边的联合经济集团会议。普拉布还透露，双方部长们已经“同意设立产品/部门具体联合工作组，以推动出口及双边贸易”。
此前，《印度教徒报》曾报道，中国方面同意在12月底之前派出一个由钟山领导的高级别工作组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解决对印度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此外，在印度经商的中国人经常对当地宽松的言论尺度困惑不解。但是，印度言论景观则恰恰体现其背后高度分化的利益集团。而许多中国人经常将利益集团的“高论”等同于政府的“口风”，对其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视而不见。
7月15日，在班加罗尔，当地一个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就发动了一场游行，其声讨的对象，就包括中国手机品牌。
这让中国人十分紧张。但其实，参加抗议的印度人只有四五十人，规模完全不值一提。连当地媒体也没有兴趣报道。笔者事后才了解到，这个团体其实之前就曾找中国手机厂商讨要过“活动经费”，遭到拒绝。这次同样做的是“中印矛盾”生意，企图给中国企业施压。
在印度的中国企业，不止一次向笔者透露过，绝大部分针对中国手机品牌的抗议，其实是这些团体在作祟。印度媒体几乎不关注他们，普通人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每当中印关系出现裂缝，他们就跳出来要钱，胁迫中国企业就范。
一位中国手机品牌的高层管理人员解释，“怕就怕有人拿这个矛盾来挑事。”
过去两年，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上几乎“碾压”本地品牌，印度本地竞争对手几无还手之力。诉诸保护主义政策，成为本地手机商们的游说策略之一。
2017年4月，印度第二大手机制造商Intex创始人班赛尔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印度政府应该对中国手机征收反倾销税，就像对待中国钢材产品那样。他认为，在印度组装的中国品牌手机也要征收反倾销税。报道还透露，印度手机行业的高管已与政府官员会晤。
不过，印度政府并未采纳班赛尔的建议。
2017年3月，印度国会修正后颁布了新的《敌国财产法》。这部法律的价值被部分中国网友和几位新冒出来的印度专家深入“挖掘”：印度人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虎视眈眈。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宣称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印度对中国有歧视性待遇，中国投资者应该好好考虑是否投资以及投资的架构等。
而实际上，于1968年生效的《敌国财产法》，是针对“敌国国民”在印度境内的财产权属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立的一部法案，“敌国国民”是指战争年代从印度离开，迁徙加入“敌国”（主要是指巴基斯坦）国籍的人士。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建国，双方爆发过数次领土战争，有大量的原印度籍穆斯林迁徙到了巴基斯坦，这些人遗留在印度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究竟归谁所有，是印度出台这部法律的根源。据政府统计，印度共有约1.6万笔（处）敌国财产。
2017年，《敌国财产法》最终的修正案得以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敌国国民财产权利声索方，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权获得这些财产。
所以，《敌国财产法》与中国企业今天在印度的投资，没有任何关联。“《敌国财产法》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之前尚未解决的财产声索而立法，怎么可能会被套在当今的中国投资者头上？”印度律师白大山如此解释。他曾在北京生活求学达六年。
而中国网友担忧，印度可能会将“敌国财产”定义扩大化，从而适用到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上。
白大山认为，该法对于适用范围有非常严格的限定，要想进行扩大适用，除非修法或者通过新法。在高成长预期的印度，如果其胆敢对任何外资进行染指，无非是饮鸩止渴，自毁长城。今天印度和中国关系不好，那印度国有化中资在印度财产，那美国也会担心，未来哪一天印度和美国产生争端，印度是否会做相同行为？
显然，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印度政府也经常表现出对中国资本和企业的戒备。但是，中国投资的待遇与其他外国资本一样，并未受到印度政府所谓的“立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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