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先生于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推送一篇2011年“文汇学人”专访金冲及先生的文章，以为纪念。
现在可以更全面评价辛亥革命了
2011.03.01 本报记者 李扬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金冲及先生史学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点。他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55年发表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横向研究辛亥革命史，纵向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1960年前后，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金冲及更为明确地将辛亥革命史作为研究方向，1963年，他和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就在付梓前夕，“左”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严峻，书稿被迫束之高阁……“文革”结束后，金冲及在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和胡绳武一起决心重新把以前的工作再捡起来，着手撰写《辛亥革命史稿》第二至四卷，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得以恢复并步入正轨。他下定决心：要在60岁以前完成《史稿》的写作。1991年，四卷本、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终于在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出齐。虽然60岁之前完成了《史稿》，但金先生曾笑言：“我的大部分著作是60岁以后完成的。”1983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他先后出版了《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彩图版）》，并参与编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近半篇幅。在刚刚过完75岁生日时，老人又开始动笔，以数十载积蓄的洞察和思考潜心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不仅是金先生个人研究历史50余年的结晶之作，也是20世纪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大手笔。《史纲》的最后一章这样总结道：“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金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探索，为今人和后人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著述。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媒体和学界有关辛亥革命的讨论日渐增多。究竟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围绕这一话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历史学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先生。
把辛亥革命看作偶然发生的人，对当时的中国太隔膜了
文汇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有着多种讨论。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换上了“民国”一块招牌。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金冲及：如何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用短短几句话说清楚它实在很不容易。最明白准确的论断，是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的一段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
为什么过去长时期内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常常过低，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六十年前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先进人士看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鼓舞人们继续奋进去夺取胜利。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年，中国人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伟大胜利，回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出更冷静更全面的估计。
文汇报：有论者认为，武昌新军工兵营的炮声所引发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有一定的偶然性。辛亥革命真的如一些论者所言，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么？
金冲及：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所决定。这就是必然性。至于某些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怎样发生，又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总以偶然性作为它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辛亥革命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的产物。中国濒临灭亡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一切爱国者的心头。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就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而清政府却一意媚外，又那样专制和无能，许多爱国者经过多次尝试后丧失了对它的希望。这才会有千百万人起来拼命。那些把辛亥革命看作偶然发生的人，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实在太隔膜了。至于武昌起义以新军工兵营的枪声为起点，自然有偶然性。尽管如此，如果没有革命党人长期在湖北新军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准备，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
文汇报：暴力革命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否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金冲及：应该采取暴力革命还是温和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来做判断，而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后者是它的经常形式，前者是它的补充形式。
千百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所能任意鼓动和制造出来的，总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第一，有如前面所说，当时中国面对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使那时的爱国者产生一种特别急迫的心情。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这使他们不得不奋不顾身地投身武装起义。第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权利。清政府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改革，使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这迫使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拿起武器。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
至于“社会动荡”，有不好的，也有好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都经历过相当长期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它猛烈地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为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扫清了道路。难道能够指责并反对它们这样做吗？
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文汇报：由于单纯依靠革命会党，缺乏底层动员和社会呼应，尤其是缺乏中国农村的参与，辛亥革命前的十数次反清运动都失败了。革命的依靠力量找不准，是不是只会宿命地导致革命的失败？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不只是单纯依靠会党，以后在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宣传工作，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原因所在。它的重大弱点是没有依靠并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实现农村的大变动。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应该说两句话：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是辛亥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而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又是它失败的原因。这两句话，丢了哪一句都不完全符合实际。
其所以如此，不能归结为主观上的“依靠力量找不准”，更根本的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成熟，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文汇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后来的进程依然证明，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是个艰难的过程。新式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们的单打独斗是否也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沦为混乱的主因之一？
金冲及：把新式知识分子等称为“社会精英”，现在相当流行，它是从海外搬来的。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种称呼，也从来没有这样用过。因为它意味着把社会上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看作“庸众”，这恰当吗？也许只是出于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
辛亥革命的一个大功劳，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一点不仅落了地，而且也可以说生了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很快就失败了，以后也再没有人能把历史车轮倒转回去。至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当然是长期的任务，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讲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沦为混乱”，大概主要是指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它确实给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一则它引起人们的深思，继续向前探索，终于闯出一条救国的新路子来；二则它意味着旧的社会势力再也无法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从而为日后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文汇报：您曾经提出一个论断：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后来的五四运动。您是在哪种意义上做出这个论断的？
金冲及：辛亥革命过了七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这自然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从思想领域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主精神的高涨，二是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面这一点。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民国”看起来只是一块招牌，但有这块招牌同没有这块招牌很不一样。《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方面在实际上依然故我，但民众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七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说后一点。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原来应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里激起的巨大反响，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孙中山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许多真知灼见
文汇报：辛亥革命表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冀图借助西方新式的制度来应对变革的社会。在您看来，在中国日益崛起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金冲及：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向西方寻找真理”，从实质上说，就是向资本主义寻找真理。但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人们的这种真诚期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经济严重凋敝，社会剧烈动荡，失去了原来对人们的吸引力。而俄罗斯发生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学说变为现实，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天地。五四运动后只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再冀图借助西方新式的制度来应对变革的社会，而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是一个大变化。
今天，中国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前途深深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的认识自然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文汇报：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如何评价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作用？
金冲及：孙中山毕生投身革命，到晚年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在他看来，革命为了建设，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他对胡汉民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
孙中山对中国的现代化有许多构想。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提出要对外实行“开放主义”或者叫“开放门户政策”。同时，他也清醒地指出：对外开放“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他不只重视物质建设，而且十分重视精神建设，一再说：“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不需多加解释就能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许多真知灼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文汇报：在您看来，与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强调民权、重视民生又有着怎样的新内涵？
金冲及：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我们正继续为实现他所提出的目标而奋斗，并且赋予了它以新的内涵。我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宗旨。我们要把增进民生幸福放在全部工作中更加突出的地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