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国际博物馆日”吗？就是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定于每年5月18日，今天是第40个。
说起博物馆，不少人脑中就会浮现出故宫、国博、首博这些在博物馆中的“老大哥”，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攒动的画面。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小众、特殊的博物馆。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四九城儿就带您关注一下我们周围的——
1997年，首批在北京注册的私人博物馆以欣欣向荣之姿出现，20年来，不断有新力量加入，有的在迅猛发展中日益壮大，但也有不少未能在历史大潮中激荡出浪花，面临关停整改的命运。
初夏时节的北京很舒服，微风拂过，有人蹬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转悠。在距离钟楼不足百米的一条胡同里，安定门京城老物件陈列室的门脸很不起眼。推门进去，就看见了滔滔不绝的王金铭。
锈迹斑斑的驼铃、木质的镜支儿、受潮皱边儿的沙燕儿、漆亮的黑珠算盘、盛水的大缸……陈列室仅30平方米左右，展柜里摆、墙上挂、角落里塞，小屋被各式各样的展品挤得满满当当。王金铭说，别看屋子小，里边有从1900年至今的1000多件展品，虽然可能算不上文物，但也有不少年头了。为方便讲解，他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分为饮、食、衣、用、居五个方面。“咱这儿不讲究高大上，都是关于咱胡同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王金铭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很早就开始和发小摆弄这些老物件。2002年春节前后，因为城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他和胡同里几个发小一合计，将一些收藏的有年头的香案、花瓶、挂画、烛台等摆在了胡同边儿添点儿乐趣。“大家都觉得稀罕，来看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我才觉得，咱这老东西还是有很多人喜欢。”2008年，在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办支持下，老物件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王金铭成了义务讲解员。
与博物馆里被搁在陈列柜里的展品不同，这里的老物件儿不管是几十年还是上百年，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直接拿在手上把玩。王金铭讲解十分有趣，讲到“食”的部分，他会把一个竹条编制的保温桶挎在胳膊上，模仿步履蹒跚又有些驼背的老太太样子，压着嗓子喊着“冰棍儿，奶油，小豆冰棍儿……”讲到“用”的部分时，他又摇起一个手摇货郎鼓，吆喝起“打梳头油买网子—买雪花膏买刨花—外带针头线脑儿——”来，好似真的挑着担子在胡同里叫卖的货郎。“为什么要卖刨花儿呢？”有年轻女子疑惑问道，王金铭讲，木匠用推子从木头上推下的刨花儿自然卷曲，“你们女人最爱美，那时候就用这个来卷头发。”
近年来，胡同里的叫卖声早已消失，不少老物件也在家家户户上楼时被遗弃。“我去拆迁工地上发现好好的隔扇被压得不像样子，心疼死了。”老房子、老物件儿消失的越来越多，促使他和几个朋友开起了这家陈列室，王金铭说，大楼越盖越多，他却希望人们能够从他收拾的这些“破烂”里，更深入了解老北京人的生活。
“提起北京来，大家想到的都是皇家文化，但皇家文化并不能代表北京，那些最顶尖的文化和艺术，都是靠咱这广泛又不起眼的民间文化来托着的，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事儿很有意义。”王金铭说。近两年，他还用演出的方式将老北京的叫卖声等编成节目、搬上电视，有人聊起来他总忍不住要炫耀。
虽然博物馆这小房子是街道办赞助的，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不过王金铭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因博物馆免费参观，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没法聘请专职工作人员，加上距离钟楼很近，一年四季都有很多游客在胡同里穿梭，不少游人都要好奇推开门进来瞅瞅，王金铭又不能整天到晚守在门口，他干脆把电话号码写在门外牌子上，有人呼叫，他就尽量赶过来。但毕竟平时他还有其他工作，只能抽空来开门迎客，次数太频繁了，他也总感觉有些疲乏。
位于大观园边上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算是北京私人博物馆的“排头兵”。早在1997年，前馆长路东之一手创办了古陶文明博物馆，它也是北京第一批民办博物馆。
20年来，不少人跨过了这二层仿古建筑的朱红门槛，浸润到陶器的古朴历史中。其中不乏黄永玉、王蒙、单霁翔、任继愈等文史界名人，也有比利时、法国、日本等国家远道而来的客人。
记者去拜访古陶文明博物馆时正是工作日的下午，与墙上张贴的热闹合影不同，馆内略显冷清，仅有一位参观者。馆内展品近3000件，分为古陶序列、彩陶渊薮、瓦当大观、封泥绝响四个部分。相比起一般博物馆，此处布展十分细致，几乎每一片瓦当、每一个封泥旁边都有相应的拓片，歪歪扭扭的文字一笔一画描摹着不同的历史。据路东之妻子、现任馆长董瑞介绍，展馆皆由路东之一人布置，看展从细节处便可见到其用心程度。
馆内的另一大特点是充满了创办人路东之的个人印记。“我曾在刘邦后院的废址上捡到半片陶脸，我看到了两千年前的眼泪凝固在上面……”墙上的一首诗《给天下美女》如此写道。旁边恰粘着一个陶质人脸，整体毫不违和。不管是一进展馆看到的现代打字机和古陶发生别样碰撞的装置艺术，还是展览过程中在古陶旁搭配的大面积绿色抽象油画和现代诗歌，这些特殊，都让这个博物馆有了别样韵味。
唯一的参观者老张是山西人，他来京游玩，在朋友推荐下来到这家博物馆。当日上午，他花了50元购买门票，在馆里看了整整一上午，中午出去一遭，下午又折回来馆里继续看。老张说，虽然门票并不便宜，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但他觉得这50元挺值。“我逛了全国好几十家博物馆了，这里的陶器都很专，瓦当和封泥可以说是最全的，好东西真不少。”
老张喜欢逛博物馆，更喜欢逛私人博物馆。相比起钟楼旁王金铭的侃侃而谈，这馆里却分外安静，没有多余一丝杂音。老张说他就喜欢这种感觉。“不像那种大的博物馆，这里没有小孩儿跑来跑去，也没有人在旁边吵闹拥挤，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沉浸在其中大半天都不用出来。”对于馆内具有个人特色的部分，老张也甘之如饴，觉得在陶器展馆里看到抽象画，很有意思。
但这安静却不是馆长董瑞想要看到的情景，因博物馆在一条胡同里，位置稍偏，平时游客较少，“收费”两个字更是让很多有意进来瞅瞅的人停下脚步。“租用场地加乱七八糟的费用，我们每年都是几十万的开支，有时候一天的参观人数就一两个，这么些年一直都是贴钱在做这事儿。”
目前，除了依旧延续一层的售卖区，博物馆还在每周末举办起了“古陶课堂传拓工坊”，董瑞在每周末向报名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教授拓片的相关知识和技艺，她说在增加博物馆人流量的同时，也能够让下一代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董瑞介绍，此前，博物馆也曾分两次得到属地文化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共30万元的扶持资金，但这数字连博物馆一年的开支都不够。为减少运营压力，400平方米的展馆除了董瑞外仅有一名工作人员，尽管博物馆门票在多年前从20元涨到了50元，但这些举措在庞大的开支面前实在太过微不足道。原本博物馆就属于民办非企业，因缺少资金扶持，日常维护和博物馆发展、扩大都受到很大影响。尽管馆内藏品都十分珍贵，市场上也高价难求，但董瑞说，亡夫几乎将所有的金钱和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些藏品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些展品作为商品售出，只希望能一直展下去。 2015年施行的《博物馆条例》，让一些私人博物馆的身份得以明确，但它们扮演的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角色？未来将如何更好持续发展？多年来，答案似乎并不十分明确。
71岁的姚远利收藏了600多副匾额并亲自布置了3000多平米的展馆，2009年在高碑店村华夏民族园附近创办了科举匾额博物馆。同样作为“腰缠万贯”但又“身无分文”的收藏家，他不愿意售出任何一个自己的宝贝。“人家都是挑好的买，如果一个博物馆里，顶好的都被人给买走了，那这馆还有什么看头呢？”
造访科举匾额博物馆，同样是在一个下午。博物馆外看是一个很大的二层仿古院落，屋脊吻兽俱全，看起来很是气派。博物馆的大门处，左右各立着一个从乾隆四公主墓地发现的3米多高的文武官石像生，二人分着朝服、盔甲笔挺而立，不怒自威。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座明代无字石牌楼，上刻着的凤凰、麒麟、狮子、仙鹤等栩栩如生，十分精美。
记者推门而入，旁边虽张贴“门票40元”，但博物馆售票窗口内并没有人，售票的小房子里也落灰上锁。在楼里边呆了近两小时，记者见四五次有人尝试进来，一个看门的老头上前说“要买票”，对方听罢都悻悻而去，无一人购票参观。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馆内日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除了对匾额本身很感兴趣专程来参观的人，过往的路人、游客很少有人会购票参观。“大家好像都是这种心态，免费了就看看，一说掏钱，98%的人都拔腿就走。”
馆内展品十分丰富，相比起古陶文明博物馆，这里布展的“公共性”更强，不光有对科举制度的全面介绍，很多展品都被放到了特殊的背景中，生动真实还原了古时场景。在院内一角就还原了古代科举考试贡院里的号舍，逼仄的空间里仅有两块木板作为桌子和凳子，旁书“为国求材 开科取士”，古时人们科举考试时的艰辛场景现于眼前；而在另一角，则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张贴出长长皇榜的情景，为了便于理解，馆长还在跟前贴出现如今高考后学校的张榜作为对比。其中关于科举作弊的部分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巴掌大小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米粒大小的文字，薄薄的一本，竟放得下41篇范文。姚远利为了警示参观者，还在旁边放上了不少当代的高科技作弊工具。
“我们馆藏的很多东西都比较专业，业内的人士喜欢来看；但我们建博物馆是给大众看的，要让小学生、中学生来了也都能看懂。”在姚远利看来，好的博物馆不光能让人看懂展品，还能带给人以思考。平日有朝阳区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学习，他都会向参观的人强调馆藏的朱元璋六条训谕的拓片，“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在今天仍十分适用，值得让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铭记和学习。
除了对外的博物馆功能外，这里还是中国匾额文化研究会的筹建处，也是中国匾额学的研究基地。在姚远利看来，私人博物馆要比一些普通的综合性博物馆在特定领域内会更专，也更全。“正是因为出于对特定领域的热爱才会收藏、研究和保护，其中一小部分才能慢慢发展成博物馆。单拿匾额来说，全国民间搞收藏研究的至少有几十人，这样的民间小团体，保护和行动都是走在官方机构之前的。”在博物馆通过承接收费的团体性活动来维持、改善自身条件的同时，姚远利也希望政府部门能更清楚认识到私人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和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加大对私人博物馆的重视和扶持力度。
姚远利认为匾额是儒学文化的浓缩，但当下中国几乎没有文化学者研究匾额，让更多人关注到匾额、重视匾额文化，这是他办博物馆的初衷。 但因目前私人博物馆多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已经难以维持关停转卖，还有一部分有其名而无其实，打着博物馆的名义在卖东西，这让姚远利不禁为私人博物馆的命运担忧。“私人博物馆起的作用是拾遗补缺，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更丰富，所以肯定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维持。但碍于其藏品的私有性，有关部门对它们的保护总是显得漫不经心。”
姚远利共收藏了600多块匾额，但现在，博物馆的基本维持于他也成问题，他也再无财力去购买、收藏更多匾额。
客流小、不盈利，这几乎是私人博物馆遇到的普遍问题，但问题远不止这些。北京晨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原位于崇文门附近的穆明堂古瓷标本博物馆，早已不知所踪；国子监附近的松斋堂民间雕刻博物馆也从去年“十一”开始装修，让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吃了闭门羹；电话联系到大兴区的崔永平皮影艺术博物馆时，馆主愤懑地说道：“宣传再多有什么用？不还是没人来看吗？”……
在北京民俗学专家高巍看来，私人博物馆的出现源于近些年一些有财力的有识之士增多，他们通过自己的喜好，收集和展示特定的物品。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鼓励倡导民间博物馆。“东西消失的越快、变化越多，就越会引起人们的留恋之情，所以很多人开始对这些老古董、老物件儿重视起来。其中很多人收藏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物件，这让参观者能够直接了解、体验历史，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在高巍看来，政府对于私人博物馆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专业人士和科学技术等资源参与和支持，这样才能更好挖掘、利用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如此，不同的展馆的差异也就出来了，观众看起来也深入有趣多了。”
但在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方勤认为，“私人博物馆”更应该叫“私立博物馆”，一字之差，讲的便是一个公益化的过程。据他介绍，国外有很多知名博物馆都是从私立博物馆发展而来，近年来，我国的私立博物馆数量增长迅速，但整体来说仍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理念和配套设施都很不完善。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喜欢什么、收藏什么，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找几间房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就称之为某某博物馆。不管是所有花销还是收的门票，都像是馆长一个人的事情。”方勤解释，在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中就对非国有博物馆的展览面积、仓库等各项内容都做出具体的规定，根据流程取得相应资质的机构才是真正的博物馆，王金铭们的陈列室并不在此范围内。
而除去“博物馆”群体中的浑水摸鱼的部分，方勤也认为当下的大多数私人博物馆都缺乏科学的体系和优秀人才，大多只是凭借创办者的好恶和偏好来操作、经营。“大家通过互联网或团体接待等方式来增加门票收入，这当然是符合潮流的，但如果要长久存活下去，根本问题应该还是办馆者理念的改变。”
方勤解释，如今众多私人博物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急切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帮扶，但展馆的私人性质和社会化的资助有着明显冲突。“私人博物馆的创办者更需要将私人藏品公益化的过程，有‘化私为公’的境界，将藏品捐献给社会或建立理事会等，以此来保障其永续存在。当然，作为政府，也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私人博物馆创办人理念的转变。”
老物件陈列室占着地利和免费的优势，来的游客倒不少，满足了王金铭把老北京的生活方式传达于众的愿望。但绝大多数的私人博物馆并没有这样的运气，走访过程中，不少私人博物馆为减少每年补贴的资金，甚至咬牙定下了并不便宜的门票。在东城区东花市北里的国石馆，一张参观门票的价格高达160元，要知道，闻名于世的故宫旺季门票也不过60元，可想而知，这样的私人博物馆整日门可罗雀。
高门票可能让这些博物馆陷入又一个死循环，门票越高，参观人数越少，公益性也就随之降低，甚至背离了当初建馆的初衷。采访中，皮影艺术博物馆馆长崔永平甚至说“宣传再多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没有人来看”，一句大实话道尽了私人博物馆的辛酸。好东西拿出来对外公开却没人看，实在可惜。
我们看到，一些博物馆创办人除了将自己收藏多年的藏品拿出来，“贴钱”又“贴人”，有的为之付出大半辈子的心血，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要求他们“提升境界”是不是过于苛刻？笔者倒觉得，在门票收入杯水车薪的现实下，政府补贴和扶持对这些“烧钱”的博物馆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今，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兼顾一切似乎不可能，但对于那些有资质、有规格、有价值、有规模的博物馆，相关部门能否在制定政策方面多倾斜一点？毕竟这些博物馆的存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来说，我们不希望多少年后，子孙后代只能在书本或照片上看历史。在业界普遍艰难的时刻，我们应该搭上一把手，而不是坐视不管，任其自生自灭。
北京晨报社会新闻部出品
康佳／文并摄
贾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