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上一篇：
逆向民族主义简史（一）
四、民族同化的巅峰
五胡乱华之后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华夏文明历史上又一个重大里程碑。
司马氏建立的两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朽的“贵族共治“时代，八王之乱是相当于英国的玫瑰战争一样的血腥内斗。
与英格兰封闭的岛国环境不同，处于开放的环境的
中原地区，其财富无时不刻都在吸引四方艳羡的贪婪目光，八王之乱导致元气大伤，相当于开门揖盗。
这场内斗引发了匈奴、鲜卑、氐族、羯族和羌族等北方蛮族的入侵，汉族精英衣冠南渡（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成为各族厮杀的修罗场。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但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北魏建国以来，一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北魏地位低下，根本不被当成人看。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充当肉盾，而骑兵则在后面不断督促驱赶，很多汉人都被鲜卑骑兵活活踩死，未上战场就已死于非命。
北魏不仅局限在物质上的剥削和压迫，在文化上，则严禁族人学习汉风，力求保持自己草原民族的原始风貌。
比如鲜卑贵族贺狄卡因为着装颇似汉服，而被北魏皇帝怀疑学习汉文化，下令将其斩首。可见北魏政权对于文化侵蚀警惕到什么程度。
因为北魏的歧视政策，汉人士族也对北魏朝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民族矛盾层出不穷，汉人的反抗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孝文帝拓跋宏登基时，距离北魏建国已有近百年，整个国家处于崩溃边缘。
面对国内的乱局，孝文帝拓跋宏干脆反其道而行之，
采取”逆向民族主义“政策，下定决心革风易俗，学习汉化，不惜以消灭本民族文化为代价，彻底融入华夏文明的大家庭。
孝文帝拓跋宏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举措，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因为华夏文明相对于鲜卑文明的先进性，游牧民族虽然擅长骑马打仗，但是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游牧文明对于治理国家、发展生产都是短板，坚持本民族文化拒绝汉化，只能是死路一条。
孝文帝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也因为华夏文明的开放性。只要学习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学习汉语，穿汉族服装，改汉姓，行汉俗，就会被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同时自身也会被其他汉人所认可。
鲜卑文化与华夏文明相互融合之后，锻造出文雅与刚毅并存的新汉族，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开创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李唐家族。他们既像传统的汉人士族那样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又有着游牧民族的剽悍与勇猛。隋唐时的汉人是文明的捍卫者，是野蛮的文明人，他们一手持剑一手握笔，共同开创了光耀世界的大唐盛世。
从世界历史上看，这种开放的民族心理恐怕也是华夏文明所独有。从文化层面上，美利坚文明很像华夏文明的山寨版，但是美国建立在种族屠杀和奴役的基础上，黑历史已经写入文化基因，表面上宣称开放包容，但是骨子里的歧视无处不在。（参见：
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上）
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下）
）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朝因文化的开放性走上历史巅峰，但唐朝的问题也在于过于开放，对外族过于信任。华北地区多民族混居，民族平等政策逐渐变成了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异族汉化，反而汉族逐渐被胡化。
更可怕的是，唐朝将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军事资源大量交付给异族将领，终于酿成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造反的的巨祸。
此次祸乱影响极为深远
，席卷半壁江山的战火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不仅成为唐朝的转折点，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开始兴起，唐朝自保尚且不足，再无雄图四海的雄心。
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重心正是从安史之乱之后，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更适合海上贸易的长江流域，陆上丝绸之路从此衰落，在其沿线的“唐帝国治下和平”不复存在，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联结的主要纽带。世界从此进入海权时代。
当代的“一带一路”，特别强调陆上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是扭转安史之乱以来千年海权占主导的情况，加强欧亚大陆腹地的联系与交流，重现千年之前的盛唐贸易秩序。
五、宋明的“逆向民族主义”浪潮
唐末，华夏民族经历了极为惨痛的背叛。
河东节度使
石敬瑭之所以毫无压力地能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因为他所属的沙陀族本来就是突厥的一支，契丹跟沙陀在民族属性上要更为接近。中原地区失去北方地理屏障，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用于防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花费多少钱粮也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
正是因为经历如此惨痛，到了宋朝，华夏文明整体上开始趋于封闭，对于外族小心提防。
宋朝吸取唐朝衰落的教训，认为武将势力过于强大是祸乱之源，实行严格的文武分科，降低武将的地位，提升文官地位，使得自身的军事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弓箭等军事技术扩散到游牧民族政权，又丢失了河套与河西走廊的天然牧场，此消彼涨之下，汉唐时期中国对游牧民族长期保持的整体军事优势发生了逆转。
宋朝简直要把文科生捧到天上，但是知识分子的矫情不可以常理揣度，其中相当一票人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而是拜强者为爹，心甘情愿地充当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于是出现了一大票”逆向民族主义者“，其中最著名也是最臭名昭著者，就是秦桧。
秦桧的一生，可谓一切以金国利益为出发点，以给南宋挖坑为己任。不仅冤杀岳飞等抗金将领，主持议和，而且在此之后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排挤和贬黜清廉正直的官员，以致朝堂上贪官污吏横行，疯狂鱼肉百姓。
他还将南宋境内的北人全部遣返金国之后，又严令边关不准接纳南逃的北人，彻底寒了心向南宋的北人的心。
当时，北人是南宋军队的中坚，秦桧此举，极大的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秦桧还实行了极为阴毒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策略，粉饰太平，把持历史修撰权，严禁民间撰写野史，打击流放忠义之士。
在秦桧的运作之下，南宋“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大批军人改
行从商，没有了血性，南宋军事力量日渐疲弱，最终落得“兵魂丧尽国魂空”的悲惨下场。
对于秦桧的行为，连元朝的政治家脱脱都给出了极为恶劣的评价：“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晚
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留美博士胡适却要为秦桧翻案：“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可能正是逆向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在南宋之前，北宋还有一个影响极大的逆向民主主义者，名叫张元。他本是陕西华阴县的一个读书人，他叛国的理由更加奇葩，因为在北宋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于是决心叛宋投夏。
张元叛夏后，很快得到李元昊的赏识，献计在好水川设伏，大败宋军。宋军此战输得极惨，阵亡任福以下将佐数十名，阵亡士兵一万多人。
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将士尸体，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张元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讥讽当时掌权的北宋大臣夏竦、韩琦，意思是这两位水平比我差远啦！
署名时，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一大串官衔：“（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简直就是电视剧里标准的大反派作风。
张元比李元昊野心还大，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
张元常劝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这样才能扩大疆域，财用充足。但元昊还是游牧民族长期养成的习惯，常是掳掠而还。因此，虽然取得胜利，财用却越来越困难，无法支持久战，最终与北宋议和。张元因无法实现灭宋志向，郁郁寡欢而病死。
这种对祖国的刻骨仇恨，在一些民运分子身上也是似曾相识。
由于北方长期在辽金的统治之下，特别是秦桧断绝了北方汉人效忠南宋报效国家的希望，北方汉人的民族意识变得极为淡漠，辽金政权也在想方设法拉拢北方汉人为己所用。特别是
南宋被文科生一手遮天，
有军事才能、工程技能的技术人才，在辽金政权反而更能够得到重用。
这种重用汉族人才的风气，被蒙元进一步发扬。刘秉忠、郭侃、张文谦等汉族官员在蒙元如鱼得水，位极人臣，建立不世功勋。刘秉忠还有一个师侄，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刘秉忠和郭守敬，就是元大都（北京）的设计者。
忽必烈身边的汉人官员就是刘秉忠
元朝建立之后，担心自身步入北魏鲜卑人的后尘，拒绝全面汉化，对于汉人处处提防，同时引入中亚色目人作为官僚骨干。色目人作为蒙古人的爪牙打手，一方面对蒙古人谄媚奉承，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欺压凌辱汉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因此，
元朝这个超级帝国国祚不到百年就崩溃了，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朝代——明朝。
经历了数百年民族战争的洗礼，
明朝的民族主义很类似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改汉唐时期的开放包容，心态上变得封闭、保守、提防心极重。
例如，明朝海禁政策遭受了无数诟病，也很难被后人所理解，其实这一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源自民族矛盾。
宋朝一向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色目商人十分优待，但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危急关头，色目人却捅了最凶狠的一刀，灭绝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希望。泉州赵氏皇族被色目商人蒲寿
庚灭族，他还赞助海船，参与了剿灭南宋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
崖山之后到底有无中华，蒲寿庚不关心，他只知道，他的商业帝国版图，比以前更加庞大了。
元朝时的泉州
，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马可·波罗形容为“涨海声中万国商”，西方人脑海中的东方财富之都——刺桐港。蒲氏家族，就是刺桐港的第一豪族。
元朝时的刺桐港
元末明初，因为长久的民族积怨，凡是色目人聚集地都掀起了反色目仇杀，QZ寺被统统捣毁。朱元璋亲自下令，将蒲寿庚尸首刨出来来鞭尸，并罚其后代永世为奴。
残余的色目人流亡海外，与各种黑白势力以及落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残部相互勾结，密谋反明。后来这些势力又和来自日本的武士浪人搅和在一起，成为倭寇。海禁的目的就是为了断绝这些人的经济来源，防止其坐大。
不仅如此，明朝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是执行坚决的隔离政策。禁止民间与蒙古通商，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困死自身生产能力不足的蒙古人。很快，蒙古百姓就物资匮乏到连碗都没有，缝衣针都得靠祖传。
然而，经济封锁却是一个大大的昏招。
明朝正好对应欧洲的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天量的金银矿，在日本也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金银在贸易网络中流动，改变了全球地缘力量对比，在欧洲引发了残酷血腥的宗教战争，在东方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
禁止通商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国家财政不能从跨国贸易中获得半点好处，另一方面使得走私成为利润极为丰厚的生意，无论是海上走私还是陆地走私，都吸引着大批人前赴后继。由于江南豪族的对走私生意的支持，所谓海禁就从没成功过。
陆上走私滋生了著名的晋商群体，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晋商从与后金的走私中谋取大量利益。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祸国巨贾范永斗
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参见
东方“罗斯柴尔德”是如何灭亡一个帝国的？
）
“资本是没有祖国的！”，从古到今都是至理名言。
后金的购买力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山参、鹿茸、皮毛直接交换，另一方面，通过朝鲜贸易通道交换美洲的白银。
天量的白银，实际上是货币战争中射向中国的炮弹，破坏了明朝的经济结构。
以下参见（
明朝亡于货币战争？——知春路风云录之五
）
走私贸易中流入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使得外贸行业畸形繁荣，
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贸的经济结构。
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购买力，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和精细分工，同时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
与此同时，
摧毁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内需的经济结构，让明朝的社会稳定器——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沦为赤贫。
随着贸易畸形繁荣，
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胀，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曾经的“鱼米之乡”江南，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
粮食供应的紧张，成为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反映江南繁荣状况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
白银作为硬通货，挤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货币——大明宝钞，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
由于中央失去了发钞权，而江南工商外贸集团除了成为明朝最富有的阶层之外，还相当于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府，变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宋朝的武将地位很低，明朝的武将地位可能比宋朝还不如。明朝还实行非常不人性的军户制度，一人从军，世代低人一等，导致军户大量逃亡。军官没有事业上升空间，整天想着虚报军饷，中饱私囊，军户逃亡正好便于他们私吞军饷，进一步导致军备糜烂。
财政和军队都烂了，文官们则整体忙着党争。由于文官大多来自富裕的江南，因此他们前赴后继地给江南老家减税，给其他地方加税。皇帝要么被架空，要么忙着利用阉党，与文官集团们斗争。
由于利益关系没有搞顺，明朝政权与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关系都是极为紧张，没有自身的政治铁盘。最终
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明朝，反而成了“逆向民族主义者”集中爆发的时代。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女真人之手，不如说是亡于自己人之手，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七、清朝残忍的民族政策
清朝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最完备的朝代，不如说是真正掌握了殖民统治手腕的异族政权。
清廷对待晋商的态度，充分显示出阴毒狠辣的作风。
在晋商源源不断地物资输送之下，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杀进山海关夺取了天下。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晋商们，范永斗为首的八家晋商成为朝廷钦定的
“八大皇商”，
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顺治十分高调地册封八大皇商，实际上就是向全中国宣布，我们女真人能夺得汉室江山，你们汉人要怪就怪这些吃里扒外的晋商们。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
这就跟欧洲王室倚重犹太人，蒙元依仗色目人的情况非常类似。
晋商严重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地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更加维护清朝政府。在康熙出征平定准格尔叛乱之时，范氏主动上书，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客观地说，倒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正面贡献。
欧洲的犹太商人帮各国王室兢兢业业地理财，但是社会危机到来，或者当他们过于富有甚至可能会危及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惨遭抄家灭门也是家常便饭。对于范氏一族来说，他们也与这些倒霉的犹太人落了类似的下场。
当天下平定之后，范氏家族庞大的家产和资源调配能力，就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范家连自己的祖国都能出卖，万一别人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把清廷卖了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那位创造了文字狱记录的乾隆皇帝，针对范氏设下了一条经济绞杀的毒计。
清廷允许
范氏
承办对日本的铜贸易，但是通过种种设计，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到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无力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