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 | 逛书店：正在消亡的生活

孔夫子旧书网 · 公众号 · · 2020-01-05 17:25

正文

壹

我父亲除了看书，唯一可称为爱好的，就是逛书店。

最常去的是王府井，因为离家近。新华书店在王府井南口，还是现在的位置，但分成两部分：北边是一座二层楼，好像主要卖领袖著作，中国党的以外，也有胡志明、野坂参三、金日成等“兄弟党”的。南边是连成一排的高大瓦房，每个房间有门相通，店堂四壁是书架，堂中有案子，上面摆满了书。

二层楼北侧，还有一扇小门，里面是所谓“内部书店”。什么人算“内部”的？我不知道，反正一定有人是“外部”的了。那时马恩全集还没出齐，我父亲隔一段时间就去内部书店看看又出了哪一卷。其他卖的是什么书，我当时不认得几个字，不知道。

冬天，父亲爱把大衣披在肩上，胳膊不伸到袖子里。那时好像很多人——从毛主席、刘主席到公社干部——都是这种“范儿”。内部书店狭小，人很少，我爸捧着书一看就是好久。我热闹都没得看，很无聊，经常站在我爸身侧，把手伸进他大衣的空袖管里，那里边暖和，伸进去再拿出来，也是一种游戏。父亲身上飘散着一股烟草的香味儿。有一次我又把手伸进去，手指在里面还做了一些动作，忽然觉得味道不对，抬头一看，这人不是我爸！赶紧溜开了。那人的异味儿我到现在还记得。

东安市场最有意思，从南到北由一条砖铺的大路贯穿，上面搭着棚，所以光线昏暗。路两旁开着几百家商铺，大大小小五花八门，其中有好几家旧书店。旧书店里书就杂了，“封、资、修”的全有，我父亲在里面能盘桓几个小时。我妈就带着我们去别处逛。他在那里买的主要是西方古典哲学著作，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冷僻的古籍（是为了看而不是为收藏，故多非线装书）。

贰

七十年代初，新华书店南边的旧瓦房拆了，盖起一座四层大楼，使北边的二层楼相形见绌。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也全拆了，改成水泥建筑，顶是封闭的玻璃顶，利于采光。与老“市场”的格局样貌完全不同了，变成一座十分平庸的百货商店，旧书店也早已消失。有一年北京下大冰雹，据说把玻璃顶砸坏了，遂改建为屋顶。到九十年代末，又全部拆建一次，叫新东安市场，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从上初中起，我经常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遛达。四层的楼，一二层是营业区域，三四层办公。而二层有一半的柜台是卖毛主席像的。那时，出版了郭沫若的新书《李白与杜甫》，装帧在当时是少有的漂亮，很贵，两块多一本。我去了书店好几趟，才咬着牙买下来。其实我不懂诗，也不了解历史，只是当时实在买不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书了。记得郭老分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我屋上三重茅”——屋顶的茅草有三重之多，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讲究！“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穷孩子捡你几支茅草有什么了不起？瞧你这个抱怨，还骂他们是盗贼！结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以我当时的低幼水平，都感到这么分析实在好笑。后来，我上大学时，细读了杜诗全集，深深地爱上了他。自古以来，没有一个诗人能像杜甫那样，对人类充满这么博大的同情和爱。他成了我心中无可争议的诗圣。

内部书店在文革中关了几年，又悄悄开张了。我肯定不算“内部”人，别的不说，就冲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内部不了。但我还是炸着胆子推门而入。居然没人管！现在想来，也许是刚刚经历“焚书坑儒”，连店员也对想买书的人抱着同情，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书架最上层摆着冯自由著《革命逸史》，蒋中正题写的书名。冯氏不知何许人也，但看见老蒋的手书，足够震撼。隔着柜台，想翻一翻是不可能的，更不敢请店员给拿——没把你轰出去就不错了。而且皇皇三巨册，肯定买不起，只好干瞪眼，留下绵长的遗憾。直至几十年后，终于在亚马逊上网购了一套。

内部书店还在老地方，但比文革前更显狭小，以前是开架的，现在多了一道柜台，顾客仅可容身。书也少得很，主要是老掉牙的外国哲学和经济学，不感兴趣，没记住书名。有本外国短篇小说选《麦琪的礼物》，薄薄一册，印象很深，买没买却不肯定。我前后去了几年，好像并没在这里买过书，但去这家书店本身，已成为一种享乐，一种愉悦的仪式。

有一天在新华书店一层，遇到长辈黎澍和李刚。我从小随他们家族的子侄辈管黎澍叫三姨夫，管李刚叫五姨父。五姨父招呼我：“嗳！晓阳啊，你还逛书店啊，不错，不错。”本来无意识，让大人一肯定，有意识了：逛书店“不错”。

高中时，搞“开门办学”，我们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当了一个月店员，这回过瘾了。首先不上课就过瘾，其次成了书店“内部人”，再其次广见闻。

我的“师傅”告诉我：顾客里偷书的人很多。前几天刚抓的一位，偷了一摞书，藏在呢子大衣里，自以为得计，其实早被盯上了。抓起来一问，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十四级干部。大家七嘴八舌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你一月挣一百多呢吧？还缺这点儿钱哪？”“缺钱别看书呀！爱看书别舍不得钱哪！”十四级干部连连认错。主管说：“可以不通知你单位，但必须写一份检讨，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走。”岂料此人乃文章高手，说好好好，当即在书捆上铺开纸笔，一挥而就，“写得那叫深刻啊！”

书店里有一位专司抓贼的保卫人员，浓黑的剑眉，腰板挺直，是周恩来特型演员的上佳人选。他个子不高，穿一身灰中山装，圆口老头布鞋，态度安祥沉静，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背着手在店堂里闲闲地遛。你不知道他的身份，绝不会注意到他，但若是想偷书，请千万留神，他的眼睛比夜猫子还尖！

叁

文革结束，全国的书店都火了起来。有什么好书要卖了，事先准会有消息流出，人们蜂拥蚁聚般地、甚至彻夜地去排队，比现在去超市和商场抢赠品或买打折商品的人还要疯狂。消息是怎样流出来的呢？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口口相传的可能性最大。

有一次我听说王府井新华书店要在周日卖《红楼梦》，就去了。那真是人山人海，把柜台都要挤碎了。师傅们忙得焦头烂额，有一位站在凳子上叫大家排队，只能看见他的手势和口型，声音却淹没在顾客的呼喊中。我根本挤不进去，便绕到柜台的端头，那里堆着书山。等一个师傅来搬书时，我叫了一声，她还认识我，什么也不说，递过来一套《红楼梦》。

报纸也活跃起来，常举办知识竞赛类的活动，设一二三诸等奖励。书店门前，黑压压一片，全是手拿报纸切磋解题的年轻人。我那时上了大学，我们游泳队的一个男生最喜欢往这种人堆儿里扎。我在王府井书店前面就碰到过他。他聪明、知识面宽、又能说会道，专门给女青年释题。他自称志不在参赛，而在泡妞儿。在一群群患上知识饥渴症的无知少女中，他就是知识本身。

新书、好书如雨后春笋，越出越多。书店里的图书种类开始令人眼花缭乱，二层领袖像的柜台也缩小了，改成卖各国地图。抓贼的保安叔叔仍踱着闲步，我遇到他就会打招呼，他则回我以永恒的微笑。

书店也多起来，渐渐地，还出现了个体民营书店。我去工体游泳要走神路街，路西有一家，破破烂烂的低矮平房，书籍连堆带码不甚齐整，但进的书品味很高，我只要路过必进去看看，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就是在那儿买的。

政协礼堂里也开了个小小的书店，我母亲在那儿给我买了一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精装十大巨册，五十块钱。这套书我放了十几年没动过。1997年10月我跟冯小刚写电影剧本《不见不散》时，把第一册带到酒店，放在床头。小刚见了直笑。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拿上了它。可能是阔别十年回到北京，想起一位老邻居的话：毛主席说过，不读《资治通鉴》，枉为中国人。

天书！根本看不懂！没头没尾不知所云。有胡三省的注，越注越糊涂，有的注比正文还费解。中国人不好当啊！我硬着头皮看了十几页后，决定放弃。对不住了老娘！小子不敏，白破费您五十块钱。差可宽慰的是，同样一套书，现在要卖到一两千了，回报率比买房还高。那就算投资吧。

九九年夏，又回北京。我不甘心，再次捧读，这回看进去了。一看进去便寝食俱废。暑夏溽热，书重压手，趴在床上看，床单为之濡湿。实在是好看！我花了两个夏天，把《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

过了几年，忍不住又读一遍，速度快多了。然后断断续续直到现在，经常会随手翻阅，翻开了就放不下。我不是当学者的料，搞不了历史研究，对写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也毫无兴趣。读《通鉴》，纯粹是因为上了瘾。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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