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万份裁判数据披露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实情

2015、2016两年，提及 24条的民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离婚纠纷案件和执行案件的公开文书量在当年各自类型的文书总量中占比无较大变化。由此可见，提及24条的文书绝对数量的增加主要应归结于法院整体收结案数的增加。同时根据对比占比量可见，第24条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影响最大。

提及“第24条”的案件地域分布广泛，覆盖全国31个省市，文书量最多为浙江。其次是福建、江苏和广东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提及第24条三类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将诉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文书16年较15年比例均呈上升趋势，民间借贷纠纷上升约13.52%，离婚纠纷上升12.45%，执行类案件上升14.13%。

其中，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将诉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占比最高，其次为执行类案件。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较松， 相比之下，离婚纠纷中，举债方与未举债方可在诉讼中就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进行较为公平的对抗，法官对共同债务的的认定占比明显低于民间借贷纠纷。

以2016年提及第24条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夫妻中未举债方的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占比近70%。未举债方多为女性，占比高达79.6%。95%的案件法院认定债权人主张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仅0.2%的案件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

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的案件中，约有25%的举债人已故或已离婚，此类案件中法院均查明并认定未举债方有证据证明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债务非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68%的案件法院认定借款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约36%的案件法院认定有证据证明夫妻无举债合意。其中近20%的案件债务发生于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20%的案件法院认定夫妻已分居且对举债不知情。约12%的案件因借款金额巨大，超出家事代理权且原告无证据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法官在说理部分认为债权人对此应具备审慎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将债务推定为个人债务。其他未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且被法院驳回的主要因债权人无法证明债务真实存在、或债务已清偿、已过诉讼时效等。

以2016年提及第24条的离婚纠纷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夫妻中未举债方年龄多集中在30-40岁，占比超过50%，未举债方女性占比高达68.3%。

约64.1%的案件法院认定一方主张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17.1%的案件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其它案件因争议较大暂未处理或直接驳回离婚请求，法院未提及债务性质的认定。在法院认定为共同债务的案件中，约89.3%的案件法院认为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且无证据证明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约9.3%的案件提交了证据材料证明夫妻间达成了举债合意。这类证据主要有：证人证言、双方签字的借条、已生效法律文书、贷款证、共同还款承诺责任书以及当事人的自认。有1.4%的案件中，未举债方抗辩债务用于举债方赌博但无证据证明。

以2016年提及第24条的执行裁定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自然人较多，占比近九成。分析当事人信息未脱敏的此类案件判决书可见，夫妻中未举债方年龄多集中在40-50岁，占比超过40%，未举债方女性占比高达86.2%。约47.04%的执行裁定，法院追加未举债方为被执行人。

法院明确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的案件，占比约80.4%；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的案件量占比约3.6%；其余案件，多因程序问题、执行标的异议等，法院未做债务性质认定或未提及债务问题。

执行类案件中，法院认定情形和释明理由的数据情况如下：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院长信箱栏目2016年3月17日公开的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中曾经明确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 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来认定，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最高人民法院网，院长信箱栏目《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8292.html）

从实证研究来看，执行中适用第24 条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情况仍然存在。

法官认定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要落脚点在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在债务性质一致、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致（或者不能举证的原因一致）的情况下，法官存在因为分配举证责任不一致导致个案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以下试举两例：

一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在举债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出借人还是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处理不一致。

比如在（2016）豫0611民初155号判决文书中，法官说理部分明确陈述：“原告（出借人）李文杰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离婚纠纷，认定为个人债务。”本案中，法官将出借人要求夫妻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请作为出借人的主张，将借款用于举债人夫妻共同生活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出借人承担。出借人未能举证证明，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而在（2016）湘1226民初447号判决文书中，同样举债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法官说理中陈述：“被告贺本阳未提供证据证实贾某某未将该笔借款用于家庭共生产、生活，应视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法官把被告不同意承担出借人主张的债务视为被告的抗辩，将借款未用于举债人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未举债方未能举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是离婚纠纷案件中，夫妻已经分居较长的时间的情况下，一方对外举债，法院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举债方还是未举债方承担，处理不一致。

比如（2016）吉0323民初397号案件中，法院在说理部分陈述：“举债方提出诉争的50000元贷款是夫妻共同债务。该笔贷款发生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院认为未举债方不能证明本案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该笔贷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应共同偿还。“很明显，法院将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未举债方。而在（2016）川0725民初398号案件中，法院在说理部分陈述：“举债方陈述有夫妻共同债务，但未在庭审中充分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生活，故法院对其陈述的债务不予认定。”法院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举债方。

正是由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均难于举证或证据的证明度均不高，因此案件中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分配直接影响债务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法院的处理结果。法院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随意性，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可预见性，导致当事人不能预见自己诉讼行为的后果，也是24条被当事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规范此类案件下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将有益于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的统一。

此类追偿权纠纷案件2014年-2016年间案件数量在小幅增长，15年较14年，环比增长45%；16年较15年，环比增长29.31%。案件量上，每年成稳定增长趋势。从数据中我们发现，虽然未举债方通过此种法律救济方式进行追偿的案件量较少，但胜诉率极高。

（追偿权纠纷案件2014—2016年数据一览）

从判决文书中，我们找到了以下几条处理原则，作为此类型案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