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世上的声响有五音，因此，它便有了五弦：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加一弦，武王又加一弦，成为七弦。七弦琴——中国古琴，音色深邃而宏，造型沉稳而美，内心里蕴藏了无穷秘密，琴弦上振动着千古风骚。
锦绣江南，温润华滋，丰沛的底蕴，处处开花；丰饶的物产，岁岁常熟。而就在叫作常熟的地方，恰与中国的古琴连筋带脉。因为这里，往古有弦歌之习，昔时开虞山之派，后来称古琴之乡。巧还巧在，常熟城里，偏就有七条河水穿流而过，被人唤作七弦河。
借高天作为背景，依大地支起琴床，发一曲七弦的声响，操一首古琴的沧桑。
第一章 岁月的弦歌
在悠久而绚烂的华夏文明里，中国古琴，是最为古老的弦乐乐器。
在人们经见的琴式中，计有伏羲式、灵机式、神农式等等，而最为常见的，则是仲尼式。
仲尼，即孔子，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一位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哲人。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有七十二位灿若群星的弟子，其中，只有一位来自南方，名叫言子。就是这位名叫言子的人，在中国的南方奠定了儒家文化的基石。孔子生前就曾经说过，有了言子，“吾道南矣。”
在言子的行迹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礼乐弘扬“路不拾遗”的道德，以弦歌教化“夜不闭户”的民风。所谓弦歌者，就是用动听的琴曲，配合诵读与歌唱。古代诗人咏常熟，曾有过这样的名句：“言公家在旧琴声”。由此可见，常熟一地早就与中国古琴有着很深的渊源。
当然，与中国古琴有着不解之缘的，并不仅仅是言子，因为孔夫子本身，就是一位操琴度曲的琴人。可以说，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思想，在最初的原创时期，便已在中国古琴的音乐中，注入了中正平和的基调。
与凝重的青铜在一起，它是那样融洽。
与剔透的玉器在一起，它是那样匹配。
与华贵的丝绸在一起，它是那样亲近。
与晶莹的瓷器在一起，它是那样和谐。
浑朴如《诗经》的色彩，平滑似《离骚》的光泽，中国古琴，在绵延的岁月里，就这样，以它的太古之音，以它的七弦之响，回荡于庙堂之高，诉诸于江湖之远。
古琴上的一个个年号，留下了时间的驿站，也留下了文化的阳关。尽管魏晋告别了两汉，尽管两宋告别了隋唐。但是，那七根中国古琴上的丝弦，却穿越了无数次寒来暑往，连接着古代与今天。
第二章 大象无形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古琴的身上，已经体现得几近圆融。
古琴的身长，一般都是三尺六寸五分，比喻一年的光阴；古琴的身宽，一般都是四寸，比喻一年的四季；一年共有十二个月，若是加上闰月，便会有十三个月份；而这个数目，又恰好是一张古琴上作为音阶的“徽”数的总合。
历代的琴人，都特别强调环境的优雅，因为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生动地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那些动人的琴声，使往往出现在半帘幽梦的窗前，一地银霜的月下，出现在芦花飞雪的水畔，烟岚笼罩的山林……
众多的琴曲，都特别注重心境的淡泊，因为只有在这种心境里，才能充分地表达好“境由心造”的真髓。所以，那种澄澈的情感，便往往浸入了对历史的凭吊，对前贤的景仰，对亲情的怀想，对故人的挥别……。
在超尘拔俗的环境里，古琴的身影，更像一位隐逸的智者，饱学的长者，和待人亲和的尊者。他见惯了兴亡荣衰，经历过渔樵冷暖，但是，古琴的声响却丝毫没有被冷落江湖的情绪，七弦之鸣，幽而亮，宏而远，并且充满了气度与庄严。
当然，中国古琴的魅力，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我们的文化生活里，一向有“琴棋书画”之说。的确，寄意抒情的琴曲，渊深海阔的棋枰，笔墨精良的书法，和浓淡相宜的绘画，以东方特有的行为方式，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丰富的内涵。然而，与棋、与书、与画所不同的是，也只有领衔于众艺之首的一个“琴”字，是以听觉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并让所有高尚的情绪，或恬静淡雅，或沉稳浑厚，或疏朗旷逸，在中国古琴的音色里，变成了美妙，化作了幽玄。
在艺术之门里，中国古琴形成了包括琴器、琴曲、琴学、琴道、琴人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古琴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古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修身正行的载体，而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化身。中国古琴，需要技巧，需要悟性，但是，它对琴人的学养有着更高的要求，它对琴人的品德有着更深的希望。古人说：“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谓器。”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道” 与“器”的统一，而中国古琴，正是体现这一东方理念的符号。
第三章 琴乡
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条件，对于中国古琴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常熟，之所以和古琴特别有缘，
还不仅仅是由于先秦的言子提倡弦歌的缘故。
中国的明朝，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至少是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形态里，追求精致，追求完美，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倾向。仅以江南为例，昆曲兴于鱼米之乡，园林盛于深宅大院，家具成于秀丽古雅，便足以说明这－点。后来，我们的常熟更是出现了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以及虞山印派，竟都具有着与那种主流倾向相对一致的追求。这些艺术门类，彼此关连，相互打通，并出现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明代的文学艺术史上，极得一时之盛。
古琴艺术至有明－代，已可谓流派纷呈。仍是，由于发仞于常熟的虞山琴派尤其别开生面，所以，虞山琴派所倡导“清微淡远”的琴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
严天池，虞山琴派的创始人，熟稔于诗词歌赋，经历过宦海风涛，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后来致仕还乡，专于琴道，隐逸于自己的“云松巢”。不过，千年籽种能够在常熟大地绽放出风雅之花，又绝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文化气候和艺术土壤，有着独特的温润与优良。
三千多年以前，泰伯与仲雍兄弟自北地南来，与当地的先民共同创造了古吴沃野的文明。因为仲雍又名虞仲，死后又归葬于这一片葱茏的山麓，所以，这里便叫作了虞山，虞山的“虞”字，也就有了与地名相同的含义。据当代作家陆文夫先生考证，在兵围垓下之际，那位与楚霸王拔剑一别却依旧征袍冷艳的虞姬，也是我们常熟人。
吴人尚武，勇冠一时，但后来，历史的长风一阵阵刮过来，竟吹灭了那一盏虎帐红灯。不过，读书的灯盏却亮了起来，把昭明太子夤夜勘书的人影投放在粉墙之上，把黄公望所磨的墨汁映照得一片晶莹，把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红豆山庄点缀得香温玉软。
读书的习尚之于常熟，已几近情有独钟。在中国的印书、藏书和读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忘得了脉望馆的雕工考究，忘得了汲古阁的开本阔大，忘得了那些汗牛充栋的经典是来自于常熟的土地，因为纸墨的芳香，萦绕过一代代书生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