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容 | 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中使用行为认定的实务浅析

目次

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成立当日即聘请柳某担任首席技术官，之后于2016年8月同样向某设备有限公司订购与某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前订购的同类生产线设备（烧成炉），且在成立后在其网站上宣传其于2016年12月建设完成（产能为3000吨/年）；柳某在担任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期间（自2016年6月12日起至2017年9月4日止），使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快速建成生产线、生产案涉商业秘密项下同样类型的产品，并短期达到超出正常自行研发所能达到的程度。本案证据和事实可以合理表明，金某甲、柳某和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串通协作，通过成立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柳某从某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离职、某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聘用柳某、利用柳某掌握的商业秘密投产经营等一系列运作，不正当谋取市场竞争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

第三，本案可以认定威某方非法获取、使用了全部涉案技术秘密且部分披露了涉案技术秘密。 根据查明事实，威某方的12件实用新型专利文件部分披露了吉某方涉案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秘密。同时，如前所述，从尺寸公差、材料标号、工艺技术要求、零部件标识位置、分拆图标及位置布局、图纸标记等细节进行判断，威某方EX5型号电动汽车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与吉某方的涉案12套图纸及数模中的前稳定杆总成图纸及数模、后桥总成-安装支架（左右同）图纸及数模、后螺旋弹簧上隔振垫图纸及数模、机械转向器带横拉杆总成图纸及数模、前悬架左下摆臂总成图纸及数模、后螺旋弹簧下隔振垫图纸及数模、前稳定杆左衬套图纸及数模、后桥总成图纸及数模等均存在大量完全相同的技术信息，其中包括吉某方特有的技术信息，足以证明威某方在其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制造中使用了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二者确有少量底盘零部件技术信息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证明威某方没有实施侵害涉案技术秘密行为。本案被诉侵害技术秘密行为涉及成都高某公司多名曾接触或者掌握涉案技术秘密的员工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从原单位较短时间内集中离职并入职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在案证据已经证明威某方使用了吉某方部分完全相同的涉案技术信息包括吉某方特有的技术信息，在此情形下，可以直接推定威某方实际获取、使用了吉某方全部涉案技术秘密。被诉侵权人实际使用涉案技术秘密的方式既可能是直接使用，也可能是在涉案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改进、调整、优化后使用，甚至可能是根据该技术秘密提供的经验教训选择不同技术方案或者研发方向的消极使用，无论以上哪种方式的使用，均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本案中，威某方基于产品定位、成本控制以及自身车型的特殊性等因素在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基础上对部分技术进行修改、改进，并不影响二者相关技术整体实质性相同的判断，也不影响其行为构成技术秘密侵权的法律性质。

商业秘密的“使用”，意味着涉案商业秘密被应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市场营销及其改进工作、研究分析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诉侵权人使用商业秘密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直接使用商业秘密，二是对商业秘密进行修改、改进后使用，三是根据商业秘密调整、优化、改进有关生产经营活动。后两种使用方式通常称之为改进型使用和消极使用，虽然在这两种情形下，被诉侵权人在最后生产环节实际使用的信息与涉案商业秘密会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但其在产品设计、改进或研究分析等环节中依然使用了商业秘密，因此可能节约了研发成本或者采取了针对性策略，并据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故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使用商业秘密。

关于实质上相同的判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前述观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