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康慧琳：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2017年底已达到2.44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流动人口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才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市的稳定和谐。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往往受到收入、职业地位、社会交往、制度保障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流动人口在融入流入地的过程中，语言问题也尤为重要。共同的语言是识别身份群体的外显性信号，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在与本地人交流的过程中，流入地方言(以下简称“方言”)和普通话都能起到身份信号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不同地区间的方言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当地的文化要素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方言表达出来，方言从古至今都是识别地域身份群体的重要标志。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地区间社会交往、商品流通频率的增加，普通话的作用更加突出，甚至成为一个人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的体现。普通话是去地域化的现代市民身份的信号，有利于掩盖外来者的身份。无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都有助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建立身份认同，减少流动人口受到的歧视，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语言产生的身份认同还能带来经济、社会层面的后果，方言和普通话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赵颖，2016;马双、赵文博，2019;秦广强，2014;王兆萍、马小雪，2019)，有利于改善其社会交往状况，促进社会网络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褚荣伟等，2014;黄玖立、刘畅，2014)，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可能作为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方言存在差异巨 大，语言也是表达文化的一种方式

尽 管国际上已有研究证实语言能力对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Beier＆Kroneberg，2013;Angelinietal.，2015)，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与国际移民相比，中国的流动人口并不涉及与语言相关的种族歧视问题，能够更好地证实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生活的综合评价，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等层面的适应情况被认为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状况的中介效应，有助于厘清语言能力的作用机制。 方言和普通话都能够满足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沟通的需要，但又有所区别，方言反映了与特定地域的联结，而普通话则代表对通用语言的掌握，比较二者作用机制的差异，有助于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将使用“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建立序次Logit模型并运用KHB方法进行效应分解，研究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二、 文献回顾

(一)影响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程度、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幸福感是个体根据内在的标准对生活质量作出的整体评价，是一种认知上或情感上的评价(Diener，2000)。一般认为，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较其他群体更低(曾迪洋、洪岩璧，2016)，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被认为受到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交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王毅杰、丁百仁，2014;许世存，2015)，这些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被归纳为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

经济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等客观经济地位要素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许多研究表明，收入对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贡献(邢占军，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只具有微弱的联系，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即“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其他学者发现，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官皓，2010)。此外，职业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职业地位越高，意味着个体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强，能够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从而使个体感到幸福(边燕杰、肖阳，2014)。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也称主观阶层)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观阶层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等级的综合感知，主观阶层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认可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闰丙金，2012;赵玉芳等，2019)。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低于本地居民，职业地位低，面临着频繁更换工作、工作环境恶劣、福利待遇差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李睿、田明，2013)。

社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交往状况，具体而言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等。社会关系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社会支持可以传递情感，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House＆Landis，1988)，社会网络向个体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渠道，通过提供资源和情感依靠等，帮助个体获得安慰、渡过难关(Linetal.，1985)。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社会交往有利于降低抑郁水平和孤独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邢占军、张羽，2007;胡荣等，2018)。流动人口与原来的社会网络分离，社会交往频率较低，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缺乏，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足，社会交往对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流动人口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本地社会网络的扩展，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减小都可以显著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刘晔等，2019;徐小芳，2016;王毅杰、丁百仁，2014)。

(二)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影响因素，语言也在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语言是识别身份最重要的外显信号，共同的语言能够建立身份认同(连洪泉、江嘉琳，2020)。社会认同理论表明，文化上的相似性是建立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个体会根据特定的文化特征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划分在一起，形成“内群体”，而将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个体排斥为“外群体”(Tajfel，1982)。个体会对内群体产生认同，并通过与外群体的有利比较来提高自尊，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内群体偏好是指个体会将更多的有利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员并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外群体偏见是指个体会将更少的资源分配给外群体并形成消极的评价(Tajfel＆Turner，1986)。

就移民和流动人口而言，由于多数稀缺资源往往掌握在本地居民手中，如果不能掌握本地居民的语言，就容易在劳动力市场、婚姻市场乃至日常生活中遭遇身份歧视。国际移民研究认为，语言的区隔实际上形成了无形的边界，区别于移民政策、 教育制度等有形的边界。语言边界(language-boundary)导致那些不能熟练掌握迁入国语言的移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工作和教育机会，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Beier＆Kroneberg， 2013)。移民会逐渐掌握迁入国的主要语言，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同化现象(cultureassimilation)，文化同化有利于减少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歧视，使移民更好地适应迁入国的生活环境并改善生活际遇，提高其生活满意度(Safi，2009)。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人口学背景要素后，语言能力仍然对移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Angelinietal.，2015)。

国内目前也有少量研究证实了会说当地方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冷萱等，2018;杨丽丽、张旭，2019)，但并没有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的探讨。而有关普通话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只是将普通话能力作为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指标之一(王业斌等，2018)，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解释。

(三)语言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状况的影响

除了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外，共同的语言作为身份群体的外显性信号，还有利于迁移者在劳动力市场和日常交往中获得平等地位。大量研究表明，掌握迁入地的语言可以提高迁移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改善其社会交往状况。

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收入、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的相似性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节约工作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语言还经常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对移民收入产生影响。对美国移民而言，语言溢价现象广泛存在，英语流利程度有利于他们找到好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Chiswick＆Miller，2010;Bleakley＆Chin，2004)。还有学者认为，移民收入的种族差异可以由语言等社会文化要素来解释，并非源于种族歧视的作用(Koopmans＆Ｒuud，2016)。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越发关注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都被证实。流入地方言技能能够帮助流动人口扩大社会网络、获得信息优势、增强社会认同，从而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赵颖，2016;马双、赵文博，2019)，且对于服务行业的工人影响更加显著(Chenetal.，2014)。普通话水平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还有利于隐藏外来者的身份、减少就业歧视，对流动人口的收入能够产生显著的正效应(Gao＆Smyth，2011;秦广强，2014)，普通话水平对服务业工人的影响大于其他行业，对跨方言区流动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方言区内流动人口的影响(陈媛媛，2016;王兆萍、马小雪，2019)。

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交往上。语言是人类通过社会化融入某一社团的主要手段，不同族群间的语言壁垒会阻碍双方的交流，加剧文化隔离和身份歧视(Saxenian，1995)。一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语言在改善移民社会交往和促进群体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对迁入国语言的掌握有利于扩大移民的交友范围，促进移民本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网络的扩展，提高其社会融入的程度(Bleakley＆Chin，2010;Dustmann，1994)。方言和普通话是国内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必须掌握的语言，方言和普通话能力的提高都有利于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状况。方言能够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帮助流动人口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增强彼此的信任(褚荣伟等，2014;黄玖立、刘畅，2014)，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隐藏来源地信息，与本地居民实现平等交流(葛俊丽，2011)。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越发关注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但大多着眼于经济、社会等单方面的后果，较少涉及主观幸福感。本地居民根据共同的语言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进行识别，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建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认同，减少流动人口受到身份歧视的可能性，增强其主观幸福感。目前也鲜有研究对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做出综合解释。主观幸福感是多元需求满足情况的体现，语言能力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都可能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会对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产生中介效应。此外，方言和普通话都可以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工具，但现有研究仅关注其中一种语言的作用，缺乏对两种语言作用的比较。方言和普通话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但二者所承载的身份意义有所差异。方言容易引起情感共鸣，普通话水平则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十分重要，因此方言和普通话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区别。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考察方言、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三、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可以根据某些文化特征的相似性来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通过与外群体的有利比较来提高自尊，对自己所处的内群体产生认同，对外群体产生偏见和排斥(Tajfel，1982)。对流动人口而言，优势资源大多掌握在本地居民手中，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往往能决定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在双方的互动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外显性身份信号，与本地居民拥有共同语言的流动人口更可能被划归为“内群体”，而没有共同语言的则会被排斥为“外群体”。被认为是内群体成员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和尊重，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而那些被认为是外群体成员的流动人口，则会遭受本地居民的排斥和身份歧视，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流动人口可以使用流入地方言或普通话作为与本地居民的共同语言，减少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降低身份歧视带来的负面情感。因此笔者假设方言能力和普通话能力都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假设1:方言、普通话能力都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流动人口掌握流入地居民使用的语言，也被称作语言同化现象，同化论认为迁入地的强势文化会强制其他成员接受自己的文化，移民会逐步同化并最终融入迁入地的主流文化之中(黎红，2014)。换言之，如果流动人口没有掌握当地语言，则可能遭到排斥。社会认同理论阐释了具体的惩罚方式，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影响了资源分配和社会评价，内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和更高的评价，外群体会只能得到更少的资源和更低的评价。在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中，资源分配体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社会评价则体现为社会交往状况。

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掌握了流入地语言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接纳与认可，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受到雇主的青睐、避免就业和工作中的语言歧视，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提高收入水平，其主观阶层地位也更高。社会交往状况体现为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共同的语言能够减少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负面评价，增加双方交流互动的可能性，增强邻里间的信任与互助，拉近社会距离，促进平等、友好的社会交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社会交往状况的改善又进一步提高了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因此笔者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方言、普通话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机制。

假设2: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方言、普通话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尽管方言和普通话都是共同的语言信号，有助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建立社会认同、提高主观幸福感，但二者对应的身份意义存在差异，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方言是地域性身份的信号，承载着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能够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地域性身份有利于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以地缘为依托的同乡圈层在中国仍具备强大的情感依赖性和凝聚力(翟学伟，2014)。但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地区间货物和人员往来的增加，方言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被削弱，方言的情感功能大于经济功能。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族间人们沟通的需求而产生，推广普通话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普通话还与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密切相关，成为现代市民身份的信号。现代市民身份有助于促进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普通话成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但普通话的情感内涵相对薄弱，经济功能大于情感功能。情感功能有助于消除社会交往中的怀疑与隔阂，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改善社会交往状况;经济功能则帮助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取得优势，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方言主要通过社会交往状况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普通话对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经济地位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假设3:方言主要通过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状况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普通话主要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四、 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的数据。“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是清华大学主持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抽样调查。调查运用多阶段分层方案，以PPS抽样方法，于2012年在中国大陆(除青海、西藏和海南)28个省级行政单位147个区县中抽取500个村居，之后采用“地图抽样法”从村居内抽取家庭户，最后以KISH表法抽取一位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笔者选取居住地和户籍地不属于同一区县的城市样本作为流动人口，共获得3331个样本。

(二)核心变量及操作化

本研究主要考察流入地方言能力、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一点都不幸福”“不是很幸福”“比较幸福”“很幸福”分别赋值为1—4。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方言能力和普通话能力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问卷中共有3个有关于方言的问题，包括流入地方言与家乡方言的差异(“完全没有差别”“有一点差别”“有一些差别”“有较大的差别”“有非常大的差别”分别被赋值为1—5)、多大程度上能够听懂流入地方言(“完全听不懂”“能听懂一点”“能听懂一些”“大部分能听懂”“完全听得懂”分别被赋值为1—5)以及是否会说流入地方言(“完全不会”“会说几句”“基本会说”“能比较流利地说”“能完全流利地说”分别被赋值为1—5)。本研究对方言差异、方言口语和方言听力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因子法计算提取得到一个因子，该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87.6%。本文对普通话能力也进行了赋值处理，在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会说普通话，“完全不会”“会说几句”“基本会说”“能比较流利地说”“能完全流利地说”分别被赋值为1—5。

本研究考察的中介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使用收入、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来测量。收入变量为受访者的月总收入，经过取对数处理;职业地位为受访者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主观阶层为受访者对自身等级的判断，取值在1—10之间，取值越大等级越高。社会交往状况使用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来测量。互动频率是受访者与本地朋友、邻居的互动频率，具体测量为3个指标:与此地朋友聊天活动、与邻居聊天活动、与此地朋友打电话的频率，“从不”“很少”“一月一次”“一月2—3次”“一周一次”“一周2—3次”“每天”分别被赋值为1—7，笔者对3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互动频率变量，得分越高表明互动越频繁。对于社区信任的测量，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居住在本社区的人是相互怀疑还是相互信赖”，取值为1—7，得分越高表明社区信任越强。对于社会距离的测量，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市民是否愿意与您产生以下关系”，包括做亲密朋友、做邻居、一起工作、说话、通婚以及参与社区管理，“肯定会”“会”“不确定”“不会”“肯定不会”分别被赋值为1—5，对这些变量进行加总，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和受教育年限。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三)方法

本文通过对主观幸福感拟合序次Logit(OrderedLogit)模型考察流入地方言能力和普通话能力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通过使用KHB模型对收入、ISEI、主观阶层、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克里斯蒂安·卡尔森等人开发了“混杂效应”和“标尺改变效应”(KHB)方法估计中介效应(Kohleretal.，2011;Breenetal.，2013)，这一方法可以运用于Logit、序次Logit、多分类Logit、OLS等模型，本文使用的序次Logit模型适合使用KHB方法来估计。

假定序次Logit模型中因变量对应的连续潜变量为y*，假设x是主要的自变量，Z为中介变量，C是控制变量。模型1为对中介变量加以控制的模型，模型2为不控制中介变量的模型。

y*=α ₁ +β ₁ x+γ ₁ Z+δ1C+ε ₁ (1)

y*=α ₂ +β ₂ x+δ ₂ C+ε ₂ (2)

此时中介变量Z的中介效应Δβ=β ₂ －β ₁ ，对于拟合的序次Logit模型系数b ₁ 和b ₂ 来说，b ₁ =β _1/ σ ₁ ，b ₂ =β _2/ σ ₂ 。σ ₁ 和σ ₂ 为刻度参数(scaleparameter)，二者由模型残差的标准差决定，不同模型对应的刻度参数不同，但b ₁ －b ₂ ≌ β ₁ －β ₂ 。KHB方法的解决方法是，先拟合以Z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的模型Z=c+dx+r，得到该模型的残差r，然后不直接拟合模型1，而是将r作为自变量进行拟合，得到:

y*=α _2* +β _2* x+γ _2* r+δ _2* C+ε _2* (3)

模型2*和模型1的拟合度相同，所以ε ₁ =ε _2* ，也就是说其对应的刻度参数σ ₁ 和σ _2* 相同;同时x和r不完全相关，与模型2对比可以得到β ₂ =β _2* 。在相应的序次Logit模型中中介变量Z的效应可以表示为b _2* －b ₁ =β _2*/ σ _2* －β _1/ σ ₁ =(β ₂ －β ₁ )/σ ₁ ，由此我们就可以分解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小。

五、研究结果

(一)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建立嵌套序次Logit模型来检验流入地方言、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以下模型均通过Brant检验(P值大于0.05)，满足平行性假定。模型1加入方言能力、普通话能力和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考察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收入、ISEI和主观阶层，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考察社会交往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4同时加入收入、ISEI、主观阶层、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考察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模型拟合结果见表2。

模型1的结果显示，方言、普通话能力均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方言因子得分每提高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提升1个等级的发生比约增加27%(=e ^0.235 －1)，普通话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提升1个等级的发生比约增加23%(=e ^0.205 －1)。方言和普通话能力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模型4加入中介变量后，方言能力和普通话的系数变小，但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能够部分解释方言、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语言能力的直接效应也依然存在。在模型2中收入和主观阶层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24%(=e ^0.211 －1)，主观阶层每提高1个等级，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39%(=e ^0.331 －1)，收入和主观阶层地位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但ISEI的作用不显著①，这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相对集中，ISEI指数不能很精确地测量职业内部的等级分化造成的。模型3的结果显示，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距离的影响显著为负。互动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提高4%(=e ^0.039 －1)，社区信任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提高28%(=e ^0.247 －1);社交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降低6%(=1－e ^－0.058 )。社交互动频率越高、社区信任程度越高、感知社会距离越小，流动人口越幸福。模型4加入所有变量后，收入、主观阶层、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效应仍然显著，假设2得到了支持。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各个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笔者使用KHB方法进行效应分解，表3给出了KHB方法的估计结果。首先，笔者在模型4的基础上分别单独加入收入、ISEI、主观阶层、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6个中介变量，考察每个中介变量单独解释的方言效应、普通话效应的比例。 然后笔者再在模型4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所有中介变量，考察中介变量共同解释的方言效应、普通话效应的比例。

如表3所示，当单独放入每个中介变量时，方言能力具有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互动频率、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收入、ISEI和主观阶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合表2来看，方言能力通过增加流动人口的互动频率、增强社区信任、缩短社会距离，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 就普通话而言，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也是显著的，收入、主观阶层、互动频率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ISEI和社区信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合表2可以发现，普通话能力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和主观阶层，增加互动频率、缩短社会距离，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