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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自1995年成“打假第一人”后，至今仍在维权打假第一线，从单人作战到组团刷副本，从实体店到电商，22年过去，他做到了用“维权打假”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早已从屌丝成为年入千万的商人。
昏暗的灯光下，墨镜泛着晃眼的金光。这个伴随王海二十余年的形象符号，如同枪口，让人难以直视。
但这副墨镜的背后争议太大，厂家、商家恨他，消费者骂他“投机”赚钱。
20多年来，每到“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王海的确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花了170元买了两副“山寨版”的索尼耳机，然后状告隆福大厦出售假货，并提出索赔要求。王海因此成为新闻人物，他的行为引起广泛争论，也是对很多国人维权意识的一次启蒙。这一年也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这么多年，他的身份没有改变，王海依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冲锋陷阵，走到哪里，哪里的商界就陷入一片恐慌：京东、阿里、耐克、小米、苹果中国等各自行业的顶尖企业都被打过假。
如今，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帮消费者维权打假，替企业打假。从单人作战到组团刷副本，从实体店到电商，22年过去，他做到了用“维权打假”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早已从屌丝成为年入千万的商人。
这是2017年，他打假的第22年。
22年前，22岁的王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打假的目标绝不是牟利，要“为消费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那时，他是上百家媒体的宠儿，应邀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的座上宾。后来，他还与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等人一起被央视定义为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赠送给王海的书上题写了“市场清道夫”。之后，他开了打假公司，出了本名为《我是刁民》的书。
▲经济学家吴敬琏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他很忙。王海手边随时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
“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
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王海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
“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王海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但他承认，这一行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
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
▲王海在展示维权证据（资料图片）
“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说，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
让王海特别重视风险控制的是2003年律师黄立荣被殴致死事件。
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
“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回忆说。
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
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记者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
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
“打假匠人、吹哨人、公民检察官，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但实质上，他却是一个游走在钢丝上的人——如果技能好，能掌握平衡度，就能平稳到达，若心态不好，则会掉下来，摔得很惨。
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多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索尼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
▲在中国打假史上，王海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
这些年，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隐藏在墨镜之后，行走在“打假”与“商人”之间的平衡木上，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己的事业。
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随着微商的发展，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一半来自于互联网。
“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王海说。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同时，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王海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
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他已经有三十多个账号被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你的ID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因此不能发货。
细数王海近年来的打假活动会发现，京东、阿里、耐克、小米、苹果中国等各自行业的顶尖企业都被打过假。“打大企业，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更大。”王海说。
2016年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花出去一万多。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这个双十一，他预计索赔1000万，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
王海每一次打假都会在行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王海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20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是“职业流氓”。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们的出现总是伴着争议。一位社会学家曾将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比做“不良商业生活孕育出来的寄生虫”。
与他的说法相对应的是：很多时候合法与违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职业打假人就像在打擦边球，游走于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
2011年，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金额共计242万元，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此之前，有“假药克星”之称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我们是游走在钢丝上的人，如果技能好，能掌握平衡度，就能平稳到达，若心态不好，则会掉下来，摔得很惨。”打假22年的王海见证了这个群体的起落浮沉——几乎每年都有新人加入，也不乏老人离开。
面对争议，王海并不避讳自己赚钱的事实。他还透露，他的一个徒弟仅靠打击虚假广告就赚了两三千万元。不过，他并不认为赚钱是他的目的。
“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
王海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每个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公民检察官’，极大增加了经营者的违法风险成本，从而增加了消费者整体的福利。”
“职业打假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律师熊超认为，这折射出市场监管之失。相关监管不到位，给了职业打假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2016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对于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可以起到“市场清道夫”的作用，但也要心存正道，在法律充许的范围内打假，否则，只顾利益就容易走偏。同时，如此之多的假货的存在，也警示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力度还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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