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19日），在财经人士朋友圈刷屏的，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理、发改委主任等都谈到了房地产问题，就连远在德国的央行行长也有呼应性的发言。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4个月前刚刚卸任的前财政部长、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楼继伟的发言。
他说了一段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思考的话：
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导致人们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右倾的民粹主义。
现实情况看，全球杠杆率高企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这段话里，最重要的是“不能浪费财政和货币政策买来的时间”。对此，我深表赞同。
早在两三年之前，我就提出中国需要从“印钞票的时代”向“印股票的时代”转变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模式走过两个阶段。在2002年之前，中国通过“资本、产能引进来”，逐步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在这个时期，改革步子比较大，中国通过人口红利，发展了中低端制造业，实现了经济腾飞。受益的是实体经济、沿海地区。崛起了很多明星地级市，比如东莞、佛山、中山、温州、泉州等等。传统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重的内地省会城市，一度衰退。
从2002年前后开始，中国城镇化提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制造业+出口”向“城镇化+房地产+大基建+货币超发”转变。政府、国有企业逐步开始主导经济，人口红利衰退，利率、汇率都对实体经济不利，房地产开始一业独大。在这个“印钞票的时代”，国进民退、经济脱实入虚，拥有权力的城市开始崛起，沿海地区的明星地级市开始衰落。于是我们看到，南京超越了无锡，济南超过了青岛，东莞、佛山、温州、泉州黯然失色，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迅猛崛起。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过去10年，在总量很大的前提下，仍然高速增长，靠的是“同时吃三份蛋糕”：城镇化的历史欠账，城镇化的当期红利，透支未来城镇化的红利。到了2014年之后，仅靠房地产、投资已经很难拉动中国经济，转换增长模式势在必行，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进入“印股票的时代”。
所谓“印股票的时代”，其实就是通过反腐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把权力装入笼子，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重新振兴实体经济，启动内需。这个时代融资的特征将是：通过IPO注册改革，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激活民间投资，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过去两年，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赶上了美元加息，全球化见顶，为了稳增长，中国被迫实施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重刺激，搞了一轮股票的政策牛市，结果让注册制改革被无限期推迟；搞了一轮房地产的政策牛市，让生活成本、营商成本大幅增加。换来了好处是：稳住了增长，保住了就业，换来了宝贵的时间。
有了时间，该做点什么？当然是改革！也就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决定”60条。如果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楼继伟看来，就白白浪费了刺激政策。
我们看到，随着美元加息进入“提速阶段”，在美国欧洲的制约之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即将开始转向。未来有可能出现楼继伟说的“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到那时，“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右倾的民粹主义”。
因此，楼继伟的结论是：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在2015年4月，身为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曾公开发出“盛世危言”：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他一直在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和命运问题。
“不能浪费财政和货币政策买来的时间”，这是2017年春天听到的最能触动我的声音。它应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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