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前些日子，充满漏洞的《啥是佩奇》火了。
故事里，住在农村的爷爷，在快过年的时候，给住在城里的孙子打电话，孙子说想要一个“佩奇”。爷爷于是开始了“啥是佩奇”的探索之旅。他查字典，问村民，去广播站求助，……最后给孙子造出了一款“硬核佩奇”，如下图所示。
图：硬核佩奇
村子里并非没有电视，给城里的儿子打个电话，也能很容易搞明白“啥是佩奇”。故事只是在刻意寻求荒诞。
这种刻意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子之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乡愁。
任何官方统计报表，都不会统计“游子”。
但“中国有多少游子”这个问题，也并非全然没有答案。
若把“游子”定义为“
离开父母去遥远的异地定居或者工作之人
”，那么，当代中国的游子人口总数，大约相当于“农民工数量”+“落户城市的第一代新居民数量”。
这两大人群，构成了中国游子人口的主体。
前者可以参考国家统计局历年关于“外出农民工的统计”。2008年底，国家统计局建立起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其后每年发布的农民工规模统计，就是根据这些调查结果做出的推算。
目前最新的统计，截至2017年，具体数据如下：
图表引自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报告还称，“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
这1.7亿人，绝大部分都是游子。
后者，也就是“落户城市的第一代新居民的数量”，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可以参考。
但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个案分析，比如北京。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市年末常住人口》报告，
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
具体情况如下：
图表引自北京市统计局官网
在199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只有1086.0万；在2000年，也只有1363.6万人。而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0，到2000年，只剩下0.67。
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每个育龄期间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考虑到夭折等因素，总和生育率至少需要达到2.1，也就是每对夫妇在育龄期间至少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总数不会萎缩。
也就是说，若将1990年的北京常住人口，假设为“北京原住民”（实际上当然不会全部都是），因为总和生育率自1.30不断下跌，这1086.0万“假设原住民”，到了2018年，必然已经大幅萎缩。
如此，至少可以知道，自1990~2018：这近三十年里，新增的1068万常住居民
（2154.2万减去1086.0万）
，全部是从北京之外流入。考虑到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假设原住民”历时近30年，萎缩200万人应该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这也就意味着，北京的游子数量，至少要大于1368万人。
这至少1368万新流入的游子，几乎全部集中在六环以内（2015年的统计显示，六环外的常住外来人口，只有63.9万人）。而北京市常住人口统计所得的
2154.2万人口，包括了
六环之外的诸多区县城镇和农村人口。也就是说，六环之内，新流入的游子，较之“假设原住民”，是一种压倒性的多数。
北京，是一座由游子构成的城市。
其他一、二线城市，程度或有差异，本质大抵类似。
这些城市所聚集的那庞然无匹的乡愁，足以让《寻找佩奇》走红。
这种乡愁，即便返乡也难以消散。游子们犹如一只只佩奇，已与父辈们隔着万水千山。
据2018年春运的统计报告，这万水千山，约等于700公里（人均出行距离），相当于从北京到郑州。
这庞然无匹的乡愁，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2013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曾公开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现行体制下，是使大量的资源，通过行政手段集中在高等级城市了。比如土地资源，所有的土地计划分配指标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向下分配的，哪个城市能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基本都截留在高等级城市。”“分税制是到省，省以下是谈判、包干、承包等等。省以下的制度是上缴机制，越到下面，上缴机制越严重。在浙江、江苏、广东进行调查发现，大量的中小城市的税、小城镇税基本给上级政府，只能留到自身的10%。小城市把财政资源上缴给上级城市，上级城市既能拿到土地指标，又能拿到下级政府的财政资源来发展，就造成了地级以上城市发展快一些。大量的资源去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当他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问题就出在这里。”
（《李铁：根治大量资源被集中在大城市的七种办法》，财经网，2013年8月5日。）
那庞然无匹的乡愁的来处，是值得深思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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