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非、张俊杰
图源：
Pexels
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震荡本质上是其政治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作为全球最大的历史碳排放国与清洁技术创新中心，美国在气候治理领域始终深陷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传统能源霸权与新兴产业革命、联邦制分权与政策统一性的三重矛盾之中。首先，政党轮替引发的政策断裂源于选举政治下能源集团的政治捐赠分配差异——2024年大选期间，油气能源行业向共和党候选人捐赠近5910万美元，远超民主党的79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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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带来的产业重构压力如光伏组件成本40年下降99%，持续冲击政策的制定逻辑；最后，联邦与州权的制度性博弈催生“政策实验室”效应，加州碳排放交易体系与德州“风电奇迹”已经形成鲜明对照。
美国气候政策初期困境集中体现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批准危机。
克林顿政府虽承诺2008-2012年减排7%，但遭遇参议院95-0票通过的《伯德-哈格尔决议》阻击。该决议要求总统不得签署“未包含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或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国际协议，其背后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政治动员：美国石油学会（API）联合汽车、钢铁等行业发起“全球气候联盟”，投入1300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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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捆绑机制使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将气候政策定性为“去工业化威胁”，而民主党则依托东西海岸高科技与金融资本支持，推动形成“环保—增长”兼容叙事。
小布什政府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决策，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进入“制度性摇摆”阶段。
该决策不仅基于传统能源集团压力（煤炭行业在2000年大选中向共和党捐赠超过2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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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受制于美国能源结构刚性——当时天然气发电占比仅16%，煤电仍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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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承诺可能引发电价上涨与制造业外流。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并非完全否定气候变化，而是通过“洁净天空行动计划”等自愿减排计划维持政策话语权，这种“象征性治理”模式成为共和党气候策略的基准框架。
奥巴马政府依托行政权扩张推进气候政策，但其法律基础面临宪政挑战。
通过将《巴黎协定》定位为“行政协议”而非需参议院批准的条约，白宫成功规避立法障碍，但此举埋下宪政隐患。2015年《清洁电力计划》（CPP）的司法否决即为例证：最高法院在“西弗吉尼亚诉EPA案”中援引“重大问题原则”，裁定EPA无权强制电厂调整其能源结构。该判决实质否定了行政机构通过《清洁空气法》第111（D）条进行气候立法的正当性，反映出联邦法院保守化对政策工具的刚性约束。
特朗普政府的“去监管化”战略在此背景下获得制度支撑。
其签署的《能源独立行政令》系统性废除奥巴马时期23项环境法规，放宽了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甲烷排放限制。但是，传统能源复兴计划受到市场理性的制约：2016-2020年煤电产能下降29%，而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发电占比升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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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技术驱动的结构转型客观上削弱了行政干预的有效性。
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呈现显著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
《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税收抵免设计实现气候政策创新：风电项目可获得30%投资抵免以及2.6美分/千瓦时生产抵免，绿氢生产补贴达3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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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激励推动2023年清洁能源投资增长40%，共和党主政的得克萨斯州累计获联邦支持超832亿美元，风能装机全美第一，太阳能与储能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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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诱导机制成功分化共和党阵营，24名共和党众议员支持《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清洁技术条款，反映出地方产业利益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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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邦制下的政策试点加速了技术扩散。加州零排放汽车（ZEV）指令迫使汽车业技术转型，推动动力电池成本下降89%（20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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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ERCOT电网整合28吉瓦风电，实现34%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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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联邦政府因政党更替在气候政策上摇摆不定，
州政府依然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气候政治正经历深层次的范式转型，国内政策重心转向能源市场驱动调整过渡。
全球光伏平准化成本（LCOE）从2010年的0.378美元/千瓦时降至2024年的0.029美元，低于煤电的0.06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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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本颠覆重构了产业地理格局：佐治亚州吸引25亿美元太阳能投资，成为光伏组件制造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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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煤的西弗吉尼亚州批准首个大型储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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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创造的就业结构变化同样显著，清洁能源岗位增长12.8%（2023-2024年），远超全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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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扩散也催生新的利益集团博弈。
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巨头转向碳捕获技术游说，2023年相关研发税收抵免提高至85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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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凭借4680电池技术获得IRA每辆车7500美元补贴，形成“创新—政策”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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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锁定效应使气候政策逐渐转向产业竞争力维度。
总体而言，美国气候政策的长期摇摆，实质上是国家利益、全球责任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动态平衡。共和党以“经济优先”之名抵制国际气候承诺，民主党则强调环保责任推动合作，无论哪一党执政，政策选择始终围绕国家利益展开。当气候承诺有助于经济增长或增强产业竞争力时，美国便积极参与；反之，则选择退出。这种功利性的逻辑，使美国既非全然无视全球责任的“小人”，也非无私推动环保的“君子”，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调整立场的现实主义玩家。
然而，市场力量正突破党派藩篱，悄然重塑美国气候政策格局。
拜登的四年任期内，近千个清洁能源项目中有60%（561个）位于共和党州，总投资额高达831亿美元，而民主党州仅占28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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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实促使共和党州依赖新能源投资，共和党内部立场也随之调整。多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要求保留清洁能源税收抵免政策，反映出经济利益正在推动党派立场的松动。与此同时，民主党调整话语体系，不再仅强调环保责任，而是将气候政策塑造为促进制造业回流、能源安全和就业增长的手段。随着技术进步、市场驱动与地方利益的变化，美国气候政策正从党派对立转向更务实、市场化的路径，能源转型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