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学术离人文学科还有多远？| 时胜勋

摘 要

新世纪以来文学学术遭遇诸多危机，其中“如何做文学研究”和“为何做文学研究”是两个最突出的问题，而“为何做文学研究”涉及生存论、价值论，尤为重要。当前文学研究有两个维度，一是学院体制，二是职业精神。学院体制最重要的基础是“专业化”，并走向职业精神，但是，当前文学研究的专业化状况却严重制约了学术发展。表现之一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使文学研究偏离了人文学科轨道。表现之二是文学研究生教育沦为技能训练，而对何谓“职业精神”浑然不知。表现之三是文学研究遭遇行政管理，使得学术研究沦为行政的附庸。表现之四是学术资本争夺在文学研究领域愈演愈烈，最终使得学术研究不再具有生机和活力。上述诸多表现揭示的问题在于，文学学术研究如果不反思专业化症候和构建文学研究的职业精神，将不可能取得繁荣，也将与人文学科渐行渐远。

作 者 |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 长聘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60-70页

原 题 | 文学学术离人文学科还有多远？——文学研究专业化症候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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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文学研究已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令人神往，它在遭遇到市场经济、文化研究、流行文化等的冲击以后，是否还保持着旺盛的人文精神，实在令人担忧。 大体而言，文学研究有两大问题始终存在，一是“如何做文学研究”，二是“为何做文学研究”。 如果说“如何做文学研究”是个问题，那么“为何做文学研究”可能就不值一问，然而这一不值一问的问题正昭示着中国文学学术的真正危机。“如何”意味着文学研究已经摆在那儿了，你只要把它做下去就行，与主体无关，而“为何”则意味着文学研究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研究者面临怎样的生存境况，与主体密切相关。可以说，与“如何”这一操作性的问题不同，“为何”是一个自我反思性的问题，然而当下文学研究对这一问题还未予以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我们将其定义为“文学学术离人文学科还有多远”？

文学学术并不等于文学研究本身，而是涵纳了文学研究的活动本身、精神旨趣、理论方法、学术成就等方面。从性质上说，文学学术属于人文学科，是对人类价值观或人类存在价值的研究。人文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文修养，诸如音乐、艺术、科学等，是对感性、理性的综合训练，不局限于传统人文学科；二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是对人类（无论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体性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现象的研究，属于精神维度。 文学学术有两点决定了它是人文学科：一是从研究对象而言，文学学术研究的是符号化、精神化的文学活动；二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文学学术使用更多的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法，侧重于体验、理解、解释等。

但是，当前文学研究却离人文学科越来越远，从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可略知一二。当前中国文学研究遭遇科学主义、技术拜物教、文化研究等的强烈冲击，文学终结、文艺学反思与越界、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等问题频繁出现。对这些问题，文学研究者各显身手，提出自己的应对方案。粗略考察，所提出的方案多是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即研究新现象），使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等等，大体多属于知识论、方法论，而几乎很少涉及主体与体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追问一下，当前文学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仅仅是“如何做”的知识论、方法论问题，抑或还有着“为何做”的生存论、价值论问题？其实，文学存在论危机表现为文学活动本身（对象）出问题和文学研究者（主体）出问题两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文学终结在文学创作界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尽管也面临着其他艺术和文化的冲击，但其形式是无以替代的。从第二个方面说，文学研究者为什么总是有这种危机意识，好像文学衰落了、不存在了，自己就缺乏研究保障、缺乏生活保障似的，于是不断地追求创新，但是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终极目标就是所谓的创新吗？

在我们看来，文学学术归根到底是增进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和对人的理解。就增进对文学的理解而言，就是探究什么是文学（本体论），文学是如何存在的（存在论），是如何发挥它的功能和意义的（价值论）。就增进对文化的理解而言，便是探究在历史与现实时空中，作为文化的文学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有着怎样的价值（诸如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就增进对人的理解而言，就是探究在文学世界中，人得到怎样的表现，人应该如何（人文精神）。 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群体的人性、民族性，还指作为个体的个性，也指作为文学学术活动主体的我们自己，即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在文学学术界，你的学术活动是否表现了对文学的深度认同，是否体验到人文学术的思想淬炼与精神自由，是否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成就感、尊严感、使命感？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我们又如何认同文学学术，又如何以人文的态度进行文学研究？

今日文学研究有两个维度，一是学院体制，这是安顿我们的身，就是工资、待遇、地位等等；二是职业精神，这是安顿我们的心，就是立场、精神、个性、创造性、想象力等等。

学院体制大体有四个要素，一是经济要素，就是经济基础；二是行政要素，由教研室学院（系）大学教育厅教育部等构成；三是主体要素，就是专业身份，由此衍生出各级各类的专家，如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等；四是知识要素，就是学科，由此衍生出各级各类学科，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profession）是文学研究的生存方式，体现为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在纯粹的科研机构主要体现为研究者方面）。学科与专业不同，学科是知识体系，而专业不是就知识而言，而是就人本身而言。学科是知识存在，而专业是本体存在。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是一个包含专门化、合法化、神圣化运动的过程。学术专业化的真正目标是以学术为“业”（职业，Beruf，calling）的学者的出现，他们“身份神圣、学术自由、组织自治、行为自律”。身份神圣意味着这项事业受人尊敬；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无禁区，是百家争鸣；组织自治意味着学术组织不受任何经济、政治等外在利益的驱动；行为自律意味着任何一个从业者都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因此学术腐败也将根本杜绝。可以说，真正的专业化是一个涉及自我、价值的问题，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学研究的专业问题并不比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更容易觉察，它是极为复杂的学术文化学、社会学现象，也是文学身份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专业是学院体制的要素，反过来，学院体制是专业化的保障，于是专业化的不成熟、不完善以及专业化之路上的障碍也必然反映在体制上，诸如专家教授没有地位或地位不如公务员，不如后勤管理人员；学术研究不自由，很多领域不能研究，或者被人为划分为重点领域、一般领域等；行政干预过多，学术管理得不到落实；从业人员不自律，出现学术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这一点在学院体制中如果不是司空见惯的话，就可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但是，那种一味贬低、无视体制的做法是草率的，脱离学院体制，今日的文学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一种非学院体制的学术（民间学术）固然存在，但很艰难，也很可贵。今天的文学研究者都毫无例外地存在于现存专业体制之中，只不过他们有的是体制的适应者，有的是体制的完善者，有的是体制的超越者而已。

从主体上说，专业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职业”。任何一项职业，都要求其从业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该项事业中。文学研究者将文学研究视为自己终身为之奉献的事业，能够从这项事业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研究者将文学遗产的继承、新知识的开创、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视为该项职业的最高目标，也是最高境界 。对群体而言，文学研究是一种专业，这是群体的事业；对个体而言，文学研究意味着对职业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体现着个体的精神价值。这就是学院体制的精神维度，也即“职业精神”。

文学专业研究的职业精神关乎身份问题。身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而身份又并非唯一，即便是大学中的教师，至少包括三重身份———教师、人文知识分子、本国思想文化的代言人。职业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某种最高价值的“化身”。这就是职业所承载的精神与目的，同我们的身份、价值密不可分。简言之，职业是一种精神召唤与使命担当。学术职业精神就是“以学术为业的精神”，没有这个“业”，学术精神也就难以落实。遗憾的是，在现今的文学研究中，身份问题似乎一再付诸阙如，人们讨论的多是学术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而从职业精神（身份意识）角度考察的则少之又少，似乎职业仅仅是一个关乎生存的技术工具，不值得赋予如此深刻的精神内容。在当前对学术的构想中，职业精神似乎若有若无，以至于学术精神的讨论一再繁荣但往往没有成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强烈“以学术为志向”的意识的职业学者，我们如何谈论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又该落实在哪里？

文学研究者自身身份意识的有无、高下，深刻决定着文学研究的质量和风貌。但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身份的焦虑弥漫在文学研究界：在经费、项目、职称、利益、待遇、名誉、权力、地位面前，有的人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不知道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基在哪里；在知识化、体制化、资本化的漩涡中，有些人难以抵挡而无法自拔，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该是什么。现有学术体系更倾向于将学者改造成或武装成标准化乃至熟练化的“知识生产者”或“知识工人”，只有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产品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而不合格乃至合格的则被淘汰，被认为是没有学术资质，哪怕你有惊天的学问、圣人的精神。

做一个标准化或熟练化的知识生产者并不难，因为熟能生巧；但也很痛苦，因为它不是人的本性，而标准和熟练并非学术的要旨。在这种境况中，今日文学研究的大繁荣就大可追问了。数以万计的标准化、熟练化的项目（课题）申请书、论文、专著，果真都是如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者韩愈那样“不平则鸣”的吗？学术追求专业化并不错，但种种专业化困境却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今天的学术专业化在其进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偏离、远离职业本性的若干专业化“症候”，严重制约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也遮蔽和侵蚀着文学专业的职业精神。对此，文学研究者不可不察。

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为世间一切事物之唯一衡量标准，而科学的核心是对象化（如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等）、客观化（如实证性、实验性、经验性、事实性等）、规范化（如数据化、普遍化、规律化等），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高级形式，其形象的表现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专业以对象明确为依据。没有明确的对象，专业不可能成为专业，无专业基础的杂家式的学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法。就文科而言，古代文、史、哲不分，现在不但文、史、哲分家，其内部还继续划分下去，如文学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又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其弊端就是琐碎、片面。文学研究者提不出整体性的问题，而多数是关于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对20世纪文学史的叙述框架问题（包括大陆与台港澳文学），这不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单独所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文学单独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乃至20世纪政治史、思想史的协同研究。正是由于专业研究对象的过于明确化和独立化，导致问题框架支离破碎，越做越小，越做越细，越做越窄。近年来，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成为对对象明确化的一种反拨，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但其以某专业、某学科为中心的立场，仍然是有局限的。这实质上涉及学科“范式”问题。学科范式问题不是学科简单相加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以一种根本性、基础性、整体性的角度去解决，仅仅是跨专业、跨学科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超专业、超学科。这还有待时日。

专业化学术是现代学术，强调对象化，也就是客体化。现代和古代的学问性质截然不同，做学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古代是经典高高在上，是“我注六经”，经我合一，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是内在主体化的学问（也即对象被主体化了，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这是做的学问。现代是“六经注我”，经我二分，体现着对经典的一视同仁的知识态度，这是客体化的学问；研究完了，六经也就与我无关了，这是求知的学问。由于经典不再对现代做学问有强烈的影响，没有内在主体化，而个人的发挥被突出了出来，但发挥出来的个人是作为科学家的个人，对象被主体化（外在主体化）了，对象的敬畏感荡然无存。由此个人的学术研究也空前扩大，不再仅仅局限在儒家经典上了。这也引起了另一矛盾，即研究对象之间的价值并不是一样的，但现代知识生产体制却要求对这一领域加以研究。古代经学涵盖一切，是一切学问乃至人生甚或一国一民族的基础和归宿，是人人必修之科目，而现代学问不仅被分类划分，并且不含价值判断，是求真的。古代学问可以约略属于价值论乃至人生论的人文学术，现代学问可以约略属于真理论的科学学术。每个专业都在自身内部保持自己的自洽性，而不涉及其他。简言之，现代学术是价值中立的学术。

价值中立首先是强调科学研究不受社会干预（尽管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应遵循知识本身的规律。其二，不涉及该项研究的“是否值得”的价值问题，比如你选择古代文学，别人选择当代文学，二者不能以价值判断好坏来选择做与不做。各个知识体系的高下之分不复存在，比如古代经史子集有高低之别，如今哲学、历史、文学则是平等的。其三，学术研究“文本化”，导致了对纯粹知识的兴趣，而非关人生。文学系的学生研读《中国文学史》，但很少有人会将这些知识作为人生的准则，而只是将其作为知识加以摄取、检索。

上述特征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弊端在于，价值论被放逐了。文学学术将文本（知识、资料）作为自己的唯一对象，但是，“以文本（或前人之思想记录）而不是以生活和世界为对象，正是人文学术制度化的产物，结果在人文学术（尤其是哲学）之政治伦理的核心部分遂颇易暴露其短”。于是，当自然科学为现代化这一丰功伟业作出贡献的时候，人文科学缺席了，当社会科学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方法的时候，人文科学缺席了。而随着当今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文科学才姗姗来迟。然而，这一姗姗来迟的人文科学的战略机遇期，人文学者却很难抓住。放眼望去，活跃于今的人文学者除了游走于媒体之上外，还能做些什么？人文科学应该为这个国家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即作为某种时代精神），当它成为一堆死的知识或花里胡哨的信息符码的时候，即便投入再大，也仅仅是死的知识或膨化食品而已。如果人文科学不能像先秦诸子学说一般春风化雨地影响着世人，如果不将价值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精神内化于己，它要成为当代的精神动力而非肤浅的文化消费似乎还遥遥无期。

文学研究是科学性的知识话语系统。文学研究者占有大量资料，竭泽而渔，层层推进，这表现着以全面性、客观性、规范性、准确性为主旨的鲜明的科学精神。 可以说，文学研究是一种科学工作。从事科学工作的主要活动是研究活动，即探究新问题，推进新知识。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去阅读并增加人文修养，如诗意、哲思、历史意识等，而是去创新而推进新知。 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的知识存在是精神化的，是与主体密不可分的；后者的知识存在是文本化的，是可以与主体分离的，是检索化、卡片化的。于是，这样的现象就不奇怪了：所有文学研究者创造的知识（论文、著作）几乎全部被遗忘，而前者伴随其一生，随手拈来、脱口而出。前者追求知识对人性修为、境界提升的重要性，是人与知识的合一；后者追求对知识的推陈出新，是人与知识的分离。

科学主义下的文学研究是丧失主体性的研究。海德格尔曾深入反思科技理性危害，他将“研究活动”（research，study）也视为科技理性的一种表现。他认为，以研究活动为主要方式的历史学等实际上与物理学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才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和学者的最大差别是，研究者是在进行不断创新的研究活动，而学者是在进行不断的知识积累与人文修养，特别是经典人文知识的积累。如果说钱钟书的《管锥编》体现的是一种学者的风范的话，那么如今的各类文学研究就可能是一种研究者的风格。现在的文学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很多，他们成为李白专家，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而“出经入史”、“会通中西”的学者几乎很难再现。

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表现在前沿创新性、客观逻辑性、形式规范性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前沿创新性，这是科学的本性和核心。其次是客观逻辑性，这是科学理性，是方法论问题。最次是形式规范性，这是科学的形式和程序。今

天对文学研究的强调大多围绕在这三个层次上。 在此，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目的，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关怀，这些问题被忽略了。因为人的问题并不是前沿创新性、客观逻辑性、形式规范性所能概括的。科学精神追求的是知识，放逐的是人本身，以及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追求与关切。

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文学研究应该始终以人为中心，以阐扬人的价值为终极目标。文学本来就是人学，在文学中凝聚着人类对真理、情感、意义、价值、幸福的追求，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推动着人类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进步、发展、完善与超越。 文学中凝聚着如此丰富的精神价值矿藏，文学研究尤其应该将对文学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与再弘扬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而不是以数据、事实、文本、概念为主要内容。文学研究超越过去、现实、未来的简单线性划分，它始终关注着时间过程中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及其文化共同体的熠熠生辉的精神之舞。在此，文学研究真正是无新旧、古今、有用无用之分别的。可以说，文学研究超越科学主义的客观化、对象化、数据化之标准，以维护人（包括研究者）的整体性的价值、尊严与自由为学术指归，以探索、深化和发扬人文精神为实践任务，而这正是文学研究的灵魂所在。文学研究的人文价值取向使我们超越对一树一木的一管之见，从而真正进入对“文学森林”的生命境界和价值场景的凝视与观照之中。

《谁动了我的奶酪？ 》是一部关于失去、拥有与幸福的书，强调人们如何应对变动（挫折、失败、失去）的世界。 用在此处可以改为“谁动了我的学术？ ”这在文学研究生教育中表现最为突出。

由于学科对象的独立化、价值中立化、学术知识化，文学研究几乎和社会生活关系脱离了联系，研究生也丧失了学术的源头活水：“研究生得把精力倾注在那些冷僻的、而且经常是虚假的研究课题之上，但这些论文经常最好也不过是不出成果的学术训练，很少有人真会去读它们。”今天，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仅仅在于学术训练，就是如何做论文，而不是职业精神、学术精神的熏陶，甚至仅仅是谋求更好待遇的一个跳板而已。如今据说中国省部级高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了三分之二，这个数据一点儿都不值得高兴，相反却有可能进一步将博士教育引向官本位的泥淖。如今成千上万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压力之下炮制论文，而“什么是人文学术”，“人文学术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则常常缺席。在他们看来，先过了论文关再说，而过了论文关，则一切又无需说，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从事学术。

这就涉及研究生专业教育的目的问题———究竟是培养社会建设人才，还是培养学术事业的后备军或接班人？在中国古代，包括文学在内的经典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综合性的社会政治教化人才（文官、士大夫），他们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如今，这一职业沦落为纯粹技术性的公务员，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主体不再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大学生，他们有的一进校就在为四年后的美好前程而不懈奋斗。可以设想，对一个本科毕业生而言，一个国家发改委的某个科员的工作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职位的吸引力。与古代相比，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对新兴行业的需求日益明显，各个专业的相关知识体系被普遍建立起来。专业分工的结果就是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成为培养各级语文教师、编辑、文秘、记者、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等的机构，其中文学研究者是文学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但其就业面却日益狭窄。

当前，从事专业文学研究的人数呈现一种悖论局面：一方面是学术大跃进，各个高校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竞争，争博士、硕士学位点，争重点学科，争重大、重点项目，盲目扩大招生，呈现出一片学术繁荣的大好局面，而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上所需要的文学专业人才并不是逐年扩大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扩大的迹象。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教育必然走入歧途。拥有高学历并不意味着有好的就业机会，相反还引来很多歧视，诸如“男人、女人、女博士”，于是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基本上可以说，高校的学术专业教育就是在“自产自销”，但往往销路不畅，于是转而去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非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文学专业学术教育中的职业意识遭遇当代困境，所学不可用。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影响下，有的人考研、考博不是坚持传承文化、探索新知这一人文理想，而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职位为目的。其实，学术能带来什么呢？带来的只是我们追求思想、参悟文化所享受到的精神愉悦而已（追寻“奶酪”的过程）。

另一方面，“以职业为导向”的教育进展迟缓，文学学术教育忽视了自身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关注，学院派的知识训练使得学子们很难进入社会与文化的广阔天地，或者沦为“愤青”，乃至当代犬儒主义者。当然，其深层原因可能在于人文学术在社会上的普遍“边缘化”与“附庸化”境况，与理科一道受到经济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的排挤。由于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学院化体制之中，学术专业教育也就很难正当合理地给学子们提供社会上的相关的职业精神训练（非学者），如基于人文底色的投身社会、改造社会、服务社会等（类似于公民等），无数的像“小林”（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人才被改造为老成持重的“老林”。这种学术封闭化（就内部而言）、单一化（就外部而言）、知识化（就职业精神而言）的教育模式直接导致了学术研究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均丧失活力：体制内的研究生们整日为论文、学位、工作发愁，体制外的研究生们（毕业生）完全抛弃曾经接触到的一切，投身另一行业。

学术职业精神不是学术规范（就消极性而言），而是以学术为业、视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才是学科专业教育的真谛。当然，这种学术职业精神已经极为稀少。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自信在现实中近乎痴人说梦，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意志也被明天就要出成果的急功近利磨得粉碎。今天，能申报项目、能写论文、能出书的大有人在，但以学术为使命、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坚持“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杜甫《偶题》）的精神的人，似乎愈加稀少。

据最新消息，2013年招生博士生近7万个名额（据说已经超过美国），然而，先秦诸子争鸣才不过百家，孔子一生就算有教无类招生3000人，贤者也不过72人，出现在《论语》中和孔子直接对话的也就二十余个，有所成就的仅10人（即“孔门十哲”），而真正得其真髓的也不过颜回一人而已。20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凤毛麟角，但从事学术研究的近乎100%，如今从事学术研究的下降到60%，这将近一半的博士生去哪里了呢？第一是国家机关，第二是企事业单位，而且他们也是博士生就业待遇最好的单位，但代价是失去学术。高校科研机构尽管吸纳了60%的博士生，他们难道就不存在失去学术、失去自我的现象吗？

在我们看来，职业是由其一生的主要工作性质而决定的，具有终身性和内在的价值依托。因此，学科专业教育不能沦落为某种职位技能训练，而应强调职业精神的浸染、提升，负担起“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的责任和使命”。文学学术教育未必就让一个人从事文学研究，而是要秉持文学研究的人文精神。从事专业的文学研究受限颇多，但文学研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却可以成为无限的资源。所以，即便有人动了我们的“奶酪”、我们的学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继续追寻你心中的“奶酪”、你心中的学术，而从来不要放弃。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专门的学者，像孔子、李时珍、徐霞客、阮元等等，他们是落魄贵族、医生、绅士、官员，但他们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但是，今天的研究生们既缺乏学富五车的知识储备（囿于检索知识），也缺乏那种扑面而来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囿于就业压力），他们所拥有的更多的只是学术的形式和规范以及如何写论文的技巧而已。当他们不再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这一点技巧也将丢失殆尽。即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能够进入学术机构中，除了成为新一代学院体制的附属品、边缘人外，还能成为什么呢？

文学研究者选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入稳定，但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 2012年有一部书叫《“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是对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一份调查报告。 青年教师犹如工蜂，勤勤恳恳，但压力巨大，甚至有的未老先衰、英年早逝。 再看一些数据。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在2003年5月9日《社会科学报》上公布“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更为严谨的说法是“死亡年龄”）从十年前的58.52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34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20岁。 2005年，《北京晨报》报道，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135名专家和教授，平均去世年龄仅为53.3岁。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指出，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下降5岁。 近九成知识分子处于不同程度的亚健康或疾病状态，而只有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可以颐养天年。 尽管这只是数据，也未必降临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但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教师的生存压力问题。 那么，为什么高校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专业困境除了学术内部因素外，外部的因素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管理行政化。学术管理行政化不是学术自身问题的表现，但目前却成为学术专业化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阻碍力量。学术行政管理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行政管理本身已经脱离了管理学内涵，而和福利、待遇、利益、权力、地位等挂钩，这些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与它们挂钩就势必引来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名额制，二是择优制。名额就是编制，本单位10个名额，其中3名教授。只有某个教授退休了或者去世了，才能有一个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择优制，当有4个副教授都申请这个正教授岗位的时候，尽管条件都达到，但必须优中选优。于是另外三个只能遭遇淘汰，遭遇淘汰就意味着没有相关的福利待遇。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要遭遇到名额制和择优制，就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再遇到什么论资排辈、暗箱操作之类，那就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行政化的本质就是官僚化和特权化。官僚化就是等级性与官本位。同样是教授，如果你是院长、校长，人们肯定称呼其为某某院长、校长，再称呼什么教授，简直就是大不敬了。官僚化更可怕的情况在于，各高校后勤管理部分凌驾于教师之上，堂堂教授在会计面前也只有挨批的份儿，———会报销不会啊？特权化是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一旦某个行政职务（主任、院长等）成为特权，学术本身也就成为了工具。当某个专业的学者担任这一要职，就优先发展本专业，提拔本专业教师或者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有学者指出，研究机构如果实行的是一套“坏”的机构的话，就是“小人机制”，就会出现“逆向淘汰”，即“剔除那些惟学术为天下公器者，并选拔那些最懂得以学术为牟取私利之手段者，最终可将多数尚有学术良知的学者淘汰出局，或推至利益格局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获得正教授的机会，没有获得好工作的机会，没有上升空间，只能成为行政化的牺牲品。以“学术为本”，这应是学术行政管理的第一原则和最后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本身已沦落至边缘。

行政化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数字化”和“项目化”。数字化就是将数量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最终在泛滥成灾的数量中，文学学术终于成为数学的俘虏。项目化是将项目作为科研能力的表现，因为项目、资金是有级别的。最高级别是国家社科，其次是教育部，而后是省，再次是学校。级别越高便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越高。在项目化运作模式下，研究者要用大量时间来填写申报书、投标书，而且中标几率极低，这沉重打击了研究者的积极性。据统计，20112013年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文学类共有602项，平均一年200项左右，那么10年就是2000项。可以设想，中国高校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何止2000人，即便就这2000人，每人都有机会的话也需要10年，但其实每一个高校只要有文学系、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至少都有20人左右，中国各类高校2000所（理工科院校设置文学类也较为普遍），按每个学校只有10名中国文学类教师来计算，总数就是20000人；10年才2000项，要想人人都有机会的话，至少需要10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更令人匪夷所思，2012年申报机构1380个，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机构能够立项。你认为今年没成功，明年就一定成功吗？不是你没有机会，而是你所在的学校就没有机会。而一旦有人获得，本单位必定会大加宣传。有学者指出，与当今市场经济相反，学术研究却滑入了深度的计划经济（一定意义上就是“数据化”），其弊端显而易见。

学术管理行政化的种种弊端其实质就在于学术管理脱离了学术本位，因此，扭转这种局面的一个方法在于行政管理的学术化。行政管理的学术化，首先肯定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必须结合学术本身。一是除非必要（如学术委员会），人人共享的资源应摒除各类名额制、择优制，倡导合格制，由此开启百家争鸣的气氛。二是注重同行专家评价，摒除外行专家评价，以利于学术发展。三是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相结合，一切工作都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行政管理及后勤部门应服务于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四是摒除各类数据化、级别化，倡议实行“代表作”制度。五是将职称虚化，职称与待遇脱钩，由学术能力与工作量的大小、轻重、年限来作为工资待遇的标准。

我们认为，中国学术行政管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行政管理者（从基层到教育部）不懂学术、不为学术，而懂学术、为学术的又不懂或不愿意、没机会去做行政管理。二是某些学者带着自身偏见去管理学术，没能跳出自己的专业限制而进行整体性、全局性的学术管理和规划，导致学科发展的片面化甚至畸形化，即所谓的“学阀”、“学霸”。保持行政管理学术化的关键在于，不能为行政而牺牲学术，或者使行政成为谋取不正当学术利益的手段。否则，学术行政化的不公平竞争将直接导致某个学科做大而某个学科走向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个学科格局的失衡。在某些高校，由于过分强调特色优势，以至于某些基础学科反而一再不受重视，这恰恰反过来又不利于特色优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