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92 王汎森 | 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人的消失！？”。我觉得历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让我们随时从里面得到智慧的警醒。即使是在最不好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好像结构性的力量强大到你无法打破，可是终究还是有人可以把它扭转过来，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勇气，得到一种智慧。这是我认为史学责无旁贷的一个任务。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引我想起这个问题。

大概在十年前，在我做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有一次在做完演讲以后，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说，他觉得那天演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历史研究中“人的消失”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要谢谢那位同事，他的这句话使我慢慢丢掉其它东西，去关心这个问题。当然在进行演讲之前，我也必须承认，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消失在历史中了。我只是说其中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因素事实上是挥之不去的。

当然，还是有人在写各式各样跟人有关的历史。但是，有一个东西造成人们在期待上认为“人越少的历史越好”。哈佛大学有一位刚去世的史学家，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你的研究里面，人名越少越好。人名少的历史才是硬的，人名多历史就软。我很不同意他。但我并不是说要回到传统的传记。很多人误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结论最后会讲。

今天我在这里用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是为了提出疑问：我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而且我要强调，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脉络。但是这个脉络也形成一种期待，让我们觉得好像好的东西是那样，这不见得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是这样看事情的。所以，我的演讲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20世纪史学。新的史学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对于一种非个人性的力量的发现——impersonalforce的发现，影响历史的impersonal force：非个人性的、非人格性力量的发现，包括结构、语言的转向等等。

从梁启超起，其实都是认为传统的史观里面太注重重要的个人的作用。所以，20世纪史学很重要一个因素，即非个人性的力量的发现——impersonal force是我个人造出的名词——就是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产生的作用。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明显地产生一种人的消失或人的死亡的呼声：认为“人是历史的泡沫”。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两个重点。

我认为上世纪是两个部分。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强调的非个人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这可以是团体，可以是社会，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等，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到后半段，我觉得就是人的消失或人的去中心化或人的死亡。福柯在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知识考古学》）里面追踪人的死亡也是这样。布罗代尔则认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事实上，是这些言论使我仔细地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浅显，但我觉得它对我个人的史学实践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只是一盘小菜，但是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就是人的事情；钱穆等等都反复地讲。从《尚书》到《左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由事到人的转变——《尚书》还是以事为主，《左传》里面就以人为主，到《史记》以后，更是一个一个人的传记。捷克有一位汉学家Jaroslav Prusek（普实克），他认为，中国从《史记》以后的史学，表记、世家、列传像一个一个格子一样，把人和事放在一个个格子里，材料是储存在格子里的。他说，希腊罗马以来的史学是像河流一样，都是为了一个政治或什么目的，整个从希罗多德以来这样写下去——对不对当然可以商量，但是他这个观察蛮有意思的。他认为《史记》以来，渐渐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他觉得这个格子最重要，因此可以舍弃掉其它。而且，在评价历史的时候，从古代到近代，很多人在评论事情上的成败起落，都还是以人为重点。我在草稿里面也举了《涑水纪闻》（[宋]司马光注），很多人都认为他评论历史的时候很有见解，但不知各位有没有仔细去玩味他对人物的评论、对事情起落兴衰的评论，都还是以人物为主的。近代到蒋百里，里面对于事情的起落的评价，都还是以个人为主——我相信他讲的也都很有道理，就是人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到了梁启超才慢慢有变化。

梁启超1902年写《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这两篇文章的时候认为，二十四史都是“相斫书”，要写群、写团体、写社会的才有历史性，写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他对二十四史的批评，其实也间接地批评了二十四史中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他认为，叙述、褒贬都应该以团体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也就间接否认了以人为主体的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的《补编》中，这些看法已经稍稍有所改变。我想这些文本各位都是很熟悉的，都是“史学史”第一堂课上的内容。那个时候，他对早期的很多史学观点已经开始修正，如他在《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里面，认为史学中有个law、所谓公理或公例，认为这个东西我们一定可以找到。

但到了1920年代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补编》的时候，对这个看法不再肯定，他就认为有一个大的agency，所以他不再用公理、公例，尤其在涉及个人的时候，他常常注意历史上“首出的人格者”。这些“首出的人格者”是个人。他说，以明代思想来讲，王阳明就足以概括他之前或之后的时代。这种首出的人格者，在历史上有百人以上，只要写了百人就足以把若干重要的历史讲清楚。这与他在1902年《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不同。

但是，这个变化还有很多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写进历史？历史的形成就是史迹，而史迹的形成是看它有没有改变社会。所以，首出的人格者主要是这个意义。这个人与他所掀起的一阵风，跟他的前前后后相比，必须有直接作用于社会而形成所谓的史迹，这样才是历史中的人物。不然，还是不值得写。梁启超对于“历史界”跟“天然界”的区别，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写过，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共同观点：认为历史界跟天然界是不一样的东西，历史是有意识在里面的，是会改变的；而天然是一成不变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昨天的太阳从那一个地方来，明天、后天也还是一样，以后代代、百代还是从那里来，永远是同一个太阳。所以，天然界没有历史。

我在那篇短文里引了当代一个史学家的话，他说，天然界现在也有历史了。为什么?生态破坏也是一个历史，十年前看到的地貌,十年已经就可以完全干干净净，再一百年又变了……当然这是题外话。总之，在梁启超那个时代认为什么是历史，是有非常清楚的定义。

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这一代的主体是“新史学”，以历史的、考证的、客观重建等等为主导的。领导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以及北大毕业后来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等一大批学者。他们认为，新史学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史学。

新史学还有另外一派，是以何炳松为代表的、以事情为主的史学。所以，何炳松认为中国史学里面只有“纪事本末”和《廿二史札记》符合西方近代的史学。因为西方的历史以事为主，而“纪事本末”正是以事情为主。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近代以来也提高了位置，因为他偶尔也会写到人，但是主要还是以事为主。所以，“纪事本末”、还有《廿二史札记》大兴，是新史学中的一派推崇的结果。

像何炳松讲究通史，一般讲究西方史学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是事情。他们会认为，觉得人重要那是传统的史学。然而，严格地说，如果问一个清朝人，他当然不会认为“纪事本末”是最重要的史体。在近代经过这一波洗礼之后，“以事为本位”而非“以人为本位”，“纪事本末”跟《廿二史札记》就变成最重要的史体，就是因为它们跟西方相通。

那么，我刚刚讲到的考证、历史客观性的重建，包括考古，包括以北大、中研院为主体的新史学——当然也不只包括这两个——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像傅斯年、胡适他们反复讲，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那些问题。辽金元史专家陈述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进了史语所的时候才发现，以前的老先生们是以一本一本书为主体的历史，而进了史语所才知道是以问题本位的历史。写一篇文章，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形成的。傅斯年在表述史语所工作旨趣的时候，最后提出了三句口号，非常明确地讲，东方学的正统是什么？第一个，仁义道德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不是我们的同志。以仁义道德、你自创的这些主观道德作为历史的评断，不是我们的同志。这里面就有impersonal的味道，有非人格性的味道。所以，他并没有反对传统史学。可是你看他的几篇重要文章，他认为传统史学都只是材料，不是真正书写史学的究竟的体裁：究竟的体裁还是要写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

我那本很不成熟的英文书《傅斯年》，当年有一个阅读评论说，傅斯年使他想起1940年代的路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在英国提出的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赵寻注：原句应为“takingideas out of history”，“把心性从历史拿走”作为傅斯年的理解固然不错，但Namier的意思是排除历史中的“观念”影响以作客观研究。）。纳米尔活着的时候，是英国最有名的史学家之一，提倡群体学（Prosopographical Study）的研究，就是把大群人、上亿人做群体学的研究。这个字是非常难懂的，我也是看Lawrence Stone(劳伦斯•斯通)的文章才知道，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字，后来被Lewis Namier和Lawrence Stone复活了的一种Prosopographical Study（人学研究）、一种群体学。所以，他认为个人、尤其个人的内在世界对历史研究是不好的，所以要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从历史中拿掉）。

当然，傅斯年不是那么简单，他也不像纳米尔那么极端。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以解决问题为本位的史学，个人是它研究的范围，但并不是它最终研究的主体。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一切以人或是一切以书为本体——不是研究一本《史记》或者《战国策》，它是以问题为本位。胡适在他的《胡适文存》的序里面说，有人认为我不太重视个人——传统派史学就觉得他研究问题、做历史考证的时候，不重视个人，但他觉得不是，他说，只要你们看看看《胡适文存》里面的文章，我是多么重视个人。有这一句辩解，就说明当时传统史学派，觉得他太问题取向了，好像把人丢掉了。后来翦伯赞也批评胡适，然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太重视个人。历史是由无名群众所形成的，怎么会像你讲的，个人有这么大作用呢？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学观念的更迭。

左翼史学，在座的各位都是专家，我就不太需要讲了。但我在这个草稿里面引用了好几个人。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我认为左派史学中讨论个人跟历史学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当然，讨论这种东西的书非常多。普列汉诺夫认为，要把人和历史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个人不代表偶然性。他认为社会发展史有必然的规律，可是必然规律并不完全否定个人可以在这个规律里面非常自由、积极地发挥他的作用。如果不是这两个刚好恰合的话，历史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

普列汉诺夫是说得比较有分寸的，18世纪像费尔巴哈他们早期的历史观总认为，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一个人的计划、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全体地改变历史。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历史是历史规律下的产物，拿破仑是当时历史规律下一个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没有拿破仑，也有另一个有能力的将军会来垫他的位置。所以拿破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不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规律的一个人。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细致，我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面也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思想的变动要从社会经济的基础来看，这也使得他当时与胡适他们有很大不同。

不过，李大钊也注意到，这一股史学潮流太过轻视重要的个人。他注意到当时很多历史课本或通俗读物里面，讲汉武帝的时候，不讲汉武帝讲《汉书》；讲商鞅变法的时候，不讲商鞅讲秦代变法；讲亚历山大大帝，不讲亚历山大而讲马其顿如何如何。他说，这些现象非常严重，他个人也并不赞成。所以，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些书里面，虽然一方面介绍社会经济史，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历史发展有它的规律，认为历史发展有一个社会阶段；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过度抹杀个人并非很好的倾向。

在北伐的时候，柳亚子因为太痛恨蒋介石，建议恽代英（恽曾是黄埔军校教官）把蒋介石刺杀了。恽代英却回答，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杀他没有用。这个非常有意思。杀他没有用，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这些东西。

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在我的这个文章里面比较详细，翦伯赞的、尚钺的、刘大年的，我都从当时最基本、最常用的书找例证，他们自己写的还是编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历史重要人物，没有在那个历史规律里面，随时可以换成另一个人，他们只是当时社会关系下的产物，批评十八世纪那种早期的史观过分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历史规律才是最重要的。

前两年，我看了一篇讲军统头子戴笠的文章，也是一样，认为戴笠是半封建半殖民下的产物，没有戴笠也会有别人。他居然从蒋介石的一个小小侍卫，后来变成一个特务的大魔头，这完全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所产生的。它不讲戴笠这个人。有个很有名的思想史家，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在1970年代写孙中山，说孙中山也是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下的一个产物。历史的定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决定。个人是没有作用的，他刚好和历史的规律产生了一个互相的作用以后，他才能成就事情。

这也没有错，因为人很难完全逆转他的这个时代，但是把人说得这么微小。如果没有拿坡仑，拿坡仑旁边那个二号手也可以上来替代他的位置，等等等等，这些在当时是很值得注意的。所以我注意到1970、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些辩论，就是不愿意承认个人的影响，提出合力说，提出平行四边形说，还有1980年代提出的历史人物问题的论战等等，其实都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件事情，认为历史规律是决定性的。但是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恽代英对柳亚子的回答：个人不重要。

但事实上，依我在台湾的观察，在蒋经国死后曾有两个可能的继承者，A和B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1930年代以后，在钱穆他们看来是“以上皆非”。钱穆认为，自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通通都不对。钱穆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出现，就是人的问题。钱穆不太批评梁启超，也许是因为他本人的史学受梁启超启发也很多，比如他一再强调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分：一个人如果在历史舞台上没怎么发挥作用，那他就是自然人；如果发挥了作用，他就是历史人。但是对于发挥作用，他却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章太炎，我也注意到他有类似的看法——有人问章太炎说，“纪事本末”这个体裁很棒吧？“纪事本末”只写大人物的历史，因为有大人物、大影响才会写一篇“纪事本末”。但章太炎没有忽略历史上小人物的作用。他说，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小人物的作用，而不是已经形成一个掀天揭地、动荡的大事件可以写进历史中，才有人的历史作用。我想钱穆没太受章太炎的影响，钱穆说历史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虽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不足以写在“纪事本末”里面，但他们形成一种历史的潜势力。所以，他在判断历史人或自然人的时候，在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历史舞台有一个地位的时候，他还考虑有一种潜势力。

他说，孔子在《左传》里面只有几句话而已，颜渊就根本没有出现在《左传》里面。可是，孔子跟颜渊的历史影响如此之巨大，《左传》里写了一大堆的人，在后来反而没有那么大影响。颜渊虽然连生日都说不好，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的风格、一种style（风格）也影响过很多人。他说，公孙忤臼、程婴等等人，没有做任何成功的事情，但是人们到现在还一直在谈论他们的故事。他说，三国时代的管宁是个隐士。他一生最重要的事，用我略带调侃的话，就是逃跑和躲起来而已，可是对后世也有影响。钱穆当然也举了其他人，他没有集中地写过，分散在很多地方，我只是把它们归纳起来而已。说不定我还把它们过分系统化了，如果是这样，请大家谅解。所以，有时候，一些失败的人，反比成功的人更有影响力。很多小人物，甚至是隐士，就不会成为“纪事本末”的对象。如果以事作为历史的单位和主题，那么他们就不重要。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却形成了一种潜势力，在这个舞台后面的台子上，一直有影响力。

所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是我一直要关心的问题。什么可以成为历史？历史并没有规定性，它可以把你们全部写进去，也可以只写几个重要的人物。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是我下一次演讲的主题，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显然，钱穆和梁启超的看法是不同的。

梁启超还是认为，有事情、重大事情才是历史，虽然钱穆对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分可能是受梁影响，但是他认为有一种潜在的、精神的、舞台后面的，在当时并不发生作用，但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作用。

这方面，章太炎虽然没有讲得这么详细，但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人，不一定是重要的人，他们都强调人。所以，钱穆在1970年代在耶鲁大学访问的时候，他跟当时耶鲁的一个西洋史教授辩论的时候，那个西洋史教授反复跟他讲：在我们西洋历史里面，事情最重要，人不重要。钱穆跟他讲：没有人，哪有事情？而钱穆确实有很多关于人、关于历史中的人的这个意见都是针对傅斯年、胡适和左派史学等等而来。比如，他在认为重物甚于重人的时候，不但是批评左派史学过分重视物质社会经济基础，也批评中研院史语所——大家知道，钱穆先生一生对中研院史语所是很有意见的，我忘了在他全集里面的哪个地方。其实他的全集非常好看，可是数量太多了。比如，不知在哪里提到，当时国史馆要把人物成立各种列传，这个是国史馆一直在做的。但是不知道当时做一件什么事情，钱穆在回复中写：很好，但千万不要送到史语所去审查。他大概觉得史语所是另一种史学。他对中研院的考古，尤其是从事地下考古，非常不赞成。他认为过度重视物。那么，傅斯年的意思是，没有考古挖掘之前，商朝的事情只有那么一点点，一二十年，可信不可信都还不知道；可挖出来以后——你看《殷墟卜辞综述》——几百年，从这里面得到关于商朝的知识，可以变成一本七八百页的大书。但是，anyway（不管怎么说），钱穆当时认为这是过度重物而不重人。这个重物而不重人里面，既有左派史学的味道，也有中研院史语所的味道。

钱穆认为，传统史学的书写里面对人的重视，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史学本来就应该写人。希腊罗马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的史学不重视人，这是钱穆的话。不重视人，碰到没落也就无法可循，没有办法可以挽回了。但我不知道，他根据什么推断希腊罗马后来的史书不重视人，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是他的话。所以钱穆在1930年代以后，一直到他死，都偶尔会把这个问题再提出来。我的感觉，他会觉得，近代的史学是一场足球赛，只看到球跑来跑去，结果没有人在踢。

但是呢，他好像又过度了。好像认为太谈社会经济、太谈结构的问题、太谈地下史料等等，这些就破坏了他所理想中的史学。这个其实在他的文字里，包括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好几部书里面，都隐隐地表示，好像反面才是对的。

所以，最后我对这个问题要把它回过头来再说几句，我赞成他对人的重视的部分，可是我不赞成他以上皆非的态度。

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我觉得真正大影响是在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深受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学派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就是讲collect（集体），讲集体的再现（presentation）。涂尔干说，什么叫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是你到北大来，你不是跟校长发生关系，你是跟整个学校的一个集体的东西发生关系。你不能被一块石头绊倒以后，就说是校长的问题，因为你是跟一个社会事实在发生关系。年鉴学派叙述他们历史的时候，常常都回溯到涂尔干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个人还是深信，尤其是在布罗代尔，他们深受这个当时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要反击法国最主流的兰克史学影响下以政治史为主——认为一个个政治人物个人是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力量。布罗代尔很不喜欢这些，因为各位知道他们都是在边缘的学者，大学是最边缘的；在雅尔萨斯那边的一个边缘地段，他们不是Sorbonne（索邦大学），不是巴黎大学最古老校区的教授，他是从边缘来开始战斗的，所以他反对这个东西。

年鉴学派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上次讲的心态史。凯撒和他的士兵共享了一个心态mental habit（心态习性），这种就是collect表现的东西。所以这又不只是布罗代尔的一种影响。从马克·布洛赫的著作里面，一种集体的心态反映在国王可以用手按着你的头、治愈你的疾病。这样子的一个史学，这要相信涂尔干的collect，才会去往这方面思考。

可是，结构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布罗代尔而言。当然，还有我刚刚讲的，对传统的兰克史学重视个人、重视政治人物、以政治史为主、认为这些人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这种彻底的翻转，所以布罗代尔有名的书大都在否定个人有任何扭转乾坤的重要性。在《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真正跟那场战争有关的只有七八十页，而那本书有一两千页。因为他认为其他的气候、地理、封建系统等等这些longue durèe（长时段）的东西、结构性的东西才有力量,如地理、气候等等；次重要的是经济，他称为conjuncture（事态），中间的这个conjuncture；而事件是最没有力量的，事件是历史的泡沫，人是历史的泡沫。布罗代尔的On History（《论历史》）这个论文文集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中译本，很多地方都提到人是历史的囚徒，只有长期不变的这些东西是真正的关键，它们透过限制来影响历史的发展。

比如一座山挡住你，你可不能像愚公移山把它铲平。布罗代尔曾经在一个地方讲过，我家门口有一条河，它可能会阻挡你跨过，但是有一天你也可以坐船，跨出那一条河游遍全世界。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承认那一条河你影响不了它、移不动它，那个结构在那里，那个比你更有力量，事件只是泡沫。布罗代尔说，他有一个晚上在巴西看烟火，烟火放上去天空大亮，可是烟火掉下来，黑暗马上攻占了所有。他说，人就像这些烟火一样，就好像是事件，人是历史的囚徒。而强大的是longue durèe长时段的因素，像经济conjuncture。布罗代尔后来在一九七几年出过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书，也是好几册，里面就反对Karl Polanyi（卡尔·波拉尼）。

有一对波拉尼堂兄弟，他的堂弟Michael Polanyi由物理化学家而成为哲学家，写过一本PersonalKnowledge(《个人的知识》)。我个人认为，他是在讲知识里面有一种个性化或个人化的知识。

他的堂兄弟Karl Polanyi（卡尔·波兰尼）写了一本书叫《巨变》（The Great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Our Times）。《巨变》，我想各位有没有读过？他认为，好像18世纪欧洲有一个市场的革命、市场机能、市场形式散布到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巨大改变。布罗代尔说，没有这个东西，人没有这么大力量可以一下子造成一个市场。上次我们提到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布罗代尔完全反对，他认为没有这个东西。好像人可以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因为基督新教然后配合什么什么，从而形成一个资本主义，他认为没有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形式本来都存在，只是它什么时候成为一个dominant决定性的，什么时候还是边缘。他还是长时段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历史上的个人，没有像《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那样，没有那些新教徒如何能够改变人类这种模式。布罗代尔认为，人是历史的囚徒，人有作用，但是人是有限的，这些是泡沫。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有一个地方宣称“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man，上帝死了，人就死了。在The Order ofThings（有人译成《词与物》)这本书里面，第九章讲“人及其副本”，也是宣称这个。

第一，“人”是很晚才发现的观点，在17、18世纪的一种认识论皱褶之下才产生的。“一种皱褶之下”——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而且，近几个世纪产生的人文学科都没办法真正了解，使得人的真正意义从他们的指缝之间溜走了。当然，他认为现在的人文科学以及经济学、语言学等等，都有一个系统，他对这个系统有很大的批判。我们每天都在弄的这些东西，他认为整个形成有很大的问题。他追溯这些系统，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大问题。人的真正的意义，反而被这些人文学科联合埋葬了。人的真正意义，我猜测他要讲的是比较“存在性”的，反而从这些人文学科指缝中间溜走。

还有一个，他在“人及其复本”里面讲到，他就讲，人跟他的double（复数）。人既作为被认识的，也作为认识的主体，这个是矛盾的。人怎么可以既作为被认识的人、被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同时又是研究者呢？这里面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