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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按惯例今年下半年也应该要召开新的三中全会。
去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
“
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
”
，今年
4
月份召开的二十届中央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将十八届三中全会
10
周年和改革开放
45
周年并列而提，可见十年前的这个三中全会的地位有多重要。
可非常奇怪的是，在当前经济恢复面临各种困难挑战的时期，市场的风向和十年前相比却大不相同。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市场的热点是改革如何重新再出发，现在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如何刺激，各种新思潮和理论包装下的刺激政策上的
“
解放思想
”
非常多。
2013
年的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份由鹤和国研中心领衔的一份
“383”
改革方案被提前曝光，这被认为是三中全会改革的路线图。
当时那一批从
80
年代一直在关注和推动改革的人士仍活跃或即将活跃在决策层，他们延续着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因此提出了一份让中国经济朝向市场化体制大踏步迈进的改革路线图。
现在，为了应对疫情冲击，西方的宏观调控思路有了新发展，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新发展的思路不断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思路带来撞击，前两年火热的
MMT
，或者赤字货币化浪潮；去年以来的是
“
资产负债表衰退
”
理论，新理论不断影响中国的经济学界，刺激政策上解放思想的工具很多。
我时常在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十年前后截然不同的市场预期和讨论氛围？中国经济当下真的到了需要大水漫灌、治病救人吗？除了加大刺激政策，应对当前的困难真的就没有别的思路吗？
我当然不相信。只是在当下的讨论场景下，很多问题消失了，没有人关心。在十年前方案里，那么多的改革思路，到底哪些实现了，哪些走偏了，哪些回头了，现在也没有人讨论。
现实中，经济体系存在的许多体制性问题，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没有或不能讨论。于是，市场一股脑地钻进刺激的轨道，似乎只有刺激政策这一招。
本文试图去分析面对当前困难不同的政策
“
药方
”
，以及可能的改革新思路。
1
，简单的药方
最近一段时期，市场出现了一阵一阵的小作文，而且这些小作文具有自我强化、预期自我实现的功能，影响市场波动。
当政策没有这样做时，市场通过共同的预期和小作文帮忙，一起让市场相信臆想中的政策，推动市场走高。当政策最后验证低于预期的时候，即使政策出力了，但市场也会下跌，因为不符合臆想中的力度。
这是一种可怕的状态，市场的预期被自我强化的预期所主导，而不是平衡、理性地分析政策走向，市场的呼吁并不等于真实的政策逻辑。
在上一篇公号文章（见《
所谓的“会议通知”和当前的经济形势
》），我们分析了这种小作文的状态。此后，国常会似乎要回应市场的呼声，承诺要推出一批政策措施，市场于是再次燃起希望。
但当降息落地之后，
1
年期和
5
年期都只有
10BP
，市场不是上涨而是下跌，原因是低于预期，所以市场不买账。其实我们在前一周周报已准确预判了这个降息幅度，完全不同于市场过高的期待。当一批政策措施不符合市场臆想的预期，于是市场就自然回落了。
这些天一些新的理论又进一步发酵。一位美国籍的日本经济学家在香港的演讲广泛传播，其所提出的
“
资产负债表衰退
”
的概念在疫情这几年在中国呈席卷之势，现在本尊现身而且全篇把脉中国经济，自然关注度很高。
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状态，而且中国总人口已经开始减少等压力、监管政策不确定、外部市场面临压力，问题远比日本当年要复杂严峻得多。
他认为自己摸到了宏观经济的圣杯，对大衰退提出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且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解释逻辑。
这次演讲他也给中国开出了药方，就是财政刺激大力度加码，这是唯一可行之路。这与国内一些主张大刺激思路的人不谋而合，因此对于中国发行特别国债的这个事，连续发酵数月，小作文延绵不断。
我们上周在周报中详细分析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中国决策层和官方智囊的影响程度，详细分析了哪些人在公开讲话引用过这个分析视角，以及他们如何用这个理论为中国经济作诊断和开药方。因为内容较长，这里不展开分析。
其实不管是前两年的
MMT
，还是今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及市场正在兴起的研究日本停滞二十年的热潮，其背后指向是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以及对超强刺激的期待。
这里理论看似穿上了新的外衣，但最后指向竟然高度一致，就是加大刺激力度，赶紧治病救人，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而且如果不抓紧时间，今后想救都救不回来。
有一些人提出
“
三板斧
”
的理论，照搬日本和美国采取的宏观政策，归纳起来可以模仿一首
Rap
歌曲来总结这套组合：
左边是纹个
MMT
，右边纹个资产负债表衰退，中间再来一个负利率。完美！完美！完美！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推演出了许多的解决办法，比如地方债，怎么可能是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和风险都是因为加杠杆不够，而不是过去胡乱加杠杆带来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思路之下，现在要做的很简单。继续大水漫灌加杠杆，而且要换血，让加杠杆的成本大幅降低，直接再来一轮大置换，将融资成本从
6%
到
2-3%
。
他们才不管微观理论，不管道德风险，不管
2015
年才搞了一轮大置换，不管地方平台的疯狂扩张就是上一轮刺激带来的，里面有多少无效的项目和投资，里面有多少混乱。他们认为，凡是谈到微观债务机制，就是不懂宏观，就是没入门。
这种高度自信在许多主张强刺激派身上都存在，凡是不同观点，都是宏观理论和知识没入门。他们认为，不加杠杆才是危险的，因为经济会陷入通缩。过去一些经济疲软，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去杠杆带来的自我紧缩。只要加杠杆，万事大吉。
他们不去关心，也不愿意了解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性问题，因为这不是宏观问题，不是他们关注的领域。因此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狂奔，认为这就代表了未来的思路。
抛开具体方案不谈，要知道的是，
有人呼吁强刺激，这是正常现象。但
市场的呼吁不等于决策层的思维，这两者并不一样。
如果做投资决策，只是依赖于市场上呼吁声最大的大喇叭，那一定会剑走偏锋，不断错乱。
中国经济决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并不是几个市场刺激派就可以决定。我们一直在紧密关注各方面的声音，尤其是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观点，并在周报的“
决策思潮
”栏目中体现出来，不同的观点其实像打擂台一样，只是刺激的声调更大一些。
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近期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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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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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Y
|
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不能有病乱投医，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任何政策都是成本和效益并存，要做好成本效益分析，努力增效益降成本。宏观政策配置还要注意对症下药，当前经济运行中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还有体制性问题，逆周期政策的归逆周期政策，改革的要归改革，避免出现大水漫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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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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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靠增发信贷、货币刺激把投资和短期增长拉起来，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如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如何与市场调节更好地互相配合，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反思，需要摆脱不断
“
刺激
”
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
|
|
LYC
|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与以往的周期性复苏有着本质性差别，如果采用传统的逆周期调整方式，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简单应对，当前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内生动力不扎实等问题可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需要有一个短期和中期兼顾的方法。
|
当然，必须要补充的是，我们并不是完全反对使用宏观政策，而是要有度。
我们也同意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有加杠杆的空间，未来可能迟早要这样做。
但不同意将经济问题全部归结为不加杠杆带来的，况且这些年财政和货币也一直在扩张，只是不如他们期望的力度。
其实刺激政策也永无止境，中央政府杠杆率到顶之后，一定是呼吁零利率，打光了零利率还有负利率，还有
QE
，
QE
完了还有
QQE
。
另外，我们也同样认为中国还有降息的空间，即使银行的净息差不断降低。因为中国的债务负担太重，已经快滚不动了。
银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获得的收益还是太高，而不是太低，看看上市公司银行业的利润和制造业利润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不管经济好与坏，银行都可以稳定地吃息差，这样说不过去。即使中小银行面临风险，也不能因此而为牺牲中国经济保护银行的利益。
只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要放弃用简单办法包打一切的思维，不能认为学习日本和美国这样搞搞刺激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长久的繁荣兴盛。相反，宏观政策应当是起配合作用，主打的应当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2
，改革无止境
相比于刺激政策加码，全面深化改革其实是更难的事。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需要找到病根，从长远计，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如果我们还是抱有一种短期刺激的思路，那么更多严峻的问题会积重难返。
过去，我们促消费很简单，购置税补贴或者家电下乡补贴就行，这个办法还在用，但效果已经远不如前了。
过去我们稳增长的办法也很简单，中央负责找项目、创设金融工具融资，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地方只要闭眼睛上项目就行。这个办法我们也还在用，去年水利投资过万亿，过去十年铁路建设狂飙突进，所以到了去年即使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不过是优化和补网。
过去我们稳增长还有一个比以上都更管用的老办法，那就是把夜壶房地产拿出来，这招有奇效，虽然副作用大。
自从
2019
年
7
月份的
zzj
会议提出了
“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
以来，现在这个夜壶不能再拿出来了，这是和过去很大的区别。今年反复强调
“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
”
，说到底其中暗含的意思之一就是不要拿出这个夜壶。
也正因为过去简单的办法都用到了极致，所以现在能用的都只能是
“
笨办法
”
。这些笨办法就是要从经济规律出发，为长远发展积累动力，就是要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些
“
笨办法
”
也并非就是见效很慢的政策，只要思路对，改革带动的效能同样巨大。
现在经济面临的困难越多，就越需要回到本源上去探讨问题，研究清楚这些难题为什么存在，直面问题是第一位的。
这些年来，林毅夫教授说的
8%
的增长潜力被很多人嘲笑，认为这是异想天开。但我不太同意，因为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真正的按照市场化方向打造成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我相信更高的增速完全是可能的。
记得多年前马云在一个论坛上，
“
这个世界机会太多了，你就看看每天互联网上抱怨的事情那么多，这些都是机会。你加入抱怨永远没有机会。你要将别人的抱怨、投诉、仇恨、不靠谱的地方变成你的机会。
”
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抱怨的气力都没有了，要么干脆躺平，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要么采取鸵鸟战术，反正上面没有指示我要做，自选动作可能犯错，所以干脆什么也不做。
如果要么躺平，要么鸵鸟战术，既不改革也不刺激，当前的问题叠加预期的恶化，经济前景当然不会好。
当前的改革需要回应市场和民众的呼声，让每个人对存在的抱怨有改变的勇气，并创造环境让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市场主体通过创新去满足需求，降低抱怨，进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认为，其实有一些重大改革，完全可以实现多赢和双赢：
第一，土地制度相关的改革。
这些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很多，但始终没有实现，比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一直没有动静，集体土地改革仍停留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个小口子上，而且这个小口子的改革也很缓慢。
为什么改革推进缓慢？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巨额的收益，为什么还要将这个收益让给农村集体呢？所以二元土地市场改革一直没有打破。
现在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似乎更不是改革的好时机，因为改革可能加剧地方财政的紧张和压力，带来新的问题。但至少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还是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推进的空间。
比如农村宅基地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
的改革方向，并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包括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可现实中这块的改革进展微弱，除了试点还是试点，试点遇到的问题，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停滞不前？
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项改革，允许村集体以外的其他人（包括城市居民）购买农村的宅基地，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第一，城市居民有需求，许多人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希望能够在农村有度假居住的别墅，符合消费升级的方向；
第二，对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作用。这意味着，农村的宅基地和城市里的房屋一样，也有价值，可以转为农民的收入或投资经营的资本。这些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房价上涨的红利，农民却没有。
第三，可以通过城市居民下乡推动改善农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乡村振兴。农民进城大方向，但部分城市居民回流其实对农村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但这样做可能也会引起很多质疑，主要有几个问题：
第一，可能导致占用农民耕地建造别墅的情况。这点担心其实完全可以解除，因为现在农村土地用途管制也非常严格，全部卫星监测，农民也没有条件占据耕地来建造房屋；
第二，农民没有房子可能带来社会保障问题。这其实恰恰是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看似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社保体系，但农民的养老保险很多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块或者几百块，需要大幅提高农民的养老标准。
而且农民房产资源盘活其实有利于解决养老问题，因为相比无法出售的房屋资产，至少给予了更多的市场选择。
我们这些年试图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推进共同富裕。但贸然去动存量会引起市场的惊慌，但如果通过让农村宅基地进入市场，那么就可以引导相当大的富裕阶层的资金流向农村，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另外，也需要设置一种机制，尽快解决各地存在的小产权房的问题。这涉及的利益不小，给农民带来的增收不少，农民的收入更能拉动消费，也推动社会公平。
第二，服务业放开搞活。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在过去十年出现了重大调整。
十年前，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前后，国研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研究，并耗时15个月完成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当时这份报告给中国的建议是，中国需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2011年底，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高层论坛上，世界银行副行长卡努托给的第一个建议也是“中国需要增加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这些建议也成为上届政府前期的主要方向，即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经济转型的方向是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中国当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提高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
2015
年服务业占
GDP
比重首次过半，当时
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取得进展的重要表现。
2016年， 在一次会议中还提出，
“
有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不生产物质，是很
‘
虚
’
的产业。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认识！
”
当时服务业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服务业的两个重点是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行业发展很快，其实也是脱实向虚很快，所以之前一位财办副主任退下来之后曾炮轰过服务业占比高的问题。
现在再也没有人敢于将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占比作为一个成绩看待，因为政策重心完全变了，现在是集中精力支持制造业占比提升，而且有一个明确的指标要求。既然制造业占比要提升，服务业占比是需要下降的。
发展制造业确实有道理，制造业生产效率较高，这个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为发展制造业而故意让服务业发展滞后，相反服务业发展有很多好处：
第一，服务业和制造业本身也是共生共存的，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制造业发展非常重视，如果这些服务业发展滞后，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的成长。
比如芯片设计是芯片制造不可缺的环节，但芯片设计属于服务业。
再比如要鼓励制造业创新，就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服务就属于服务业。
第二，服务业发展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对缓解当前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大有好处，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型服务业都是如此。
第三，中国的贸易中货物贸易一直存在巨额顺差，但是服务贸易一直是逆差，发展服务业可以改变服务贸易逆差，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四，从全球发展规律来看，在人均
GDP
得到
1
万美金左右，服务消费的比重会上升，服务业需要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市场对高品质的服务业有巨大的需求，但是高品质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拉动消费。
我们并不反对将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重心，但是不能因为发展制造业而忽视服务业，人为进行切割。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大有可为，其中包括两个方向：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型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我们不能以狭隘的眼光来区分服务业和制造业，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正道。实际上，物质生产过程和服务紧密不可分，相关服务搞不好，物质生产就提升不上去。
在教育、文化、旅游、医疗等领域更是存在巨大的升级潜力，要在引入市场机制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间保持平衡，不能一概排斥市场和资本。
中国市场体量巨大，需求也非常多元，如果刻意限制这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最后这些行业一直会在低端水平徘徊，也会制约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些服务领域，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必须的，但试图让政府包办一切是不现实的，也会带来效率低下、多样化不足、财政压力加重等问题。放开搞活，放松管制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活力，可以大幅增加就业，缓解当前就业难题。
这些年在发展服务业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试点，在深圳和海南也有许多试点措施。但服务业的开放不仅仅要对外，还要对内，一些已经试点的措施应加快在全国推广。
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
去年，全国统一大市场文件推出之后，市场完全误解了这个文件，许多人发问，这是不是要搞计划经济，这让那些良苦用心制定文件的人哭笑不得。
因为这几年各种对市场冲击较大的监管政策先后推出，市场对于凡是带有
“
统一
”
这样的政策有些怕。
但是其实这恰恰是中国经济最缺的地方，表面上看可以各地旅行、购物，似乎就认为已经是全国大市场，实则不然，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比如今年初一些地方只补贴本地车企，带来不公平竞争，行业内反映很多，但也没有纠正。其实一个个案胜过一打文件。
我们在此前周报的分析中列了一个表格做了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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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待推进的重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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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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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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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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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看上起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劳动者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择业就业，但背后的各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依然和户籍高度绑定。这些年改革有一些进展，比如异地就医的跨地区报销等，但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远的距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待遇，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和体系在全国范围流转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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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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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基础性制度改革，十多年前已经设定了这也的改革目标，但进展微弱。农村集体土地直接上市的问题至今仍只停留在很小的口子，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比很低。这个要突破，动的是各地政府土地收入的钱袋子，并不那么容易。未来也很难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更可能是通过搞活增减挂钩、激活地票等工具，逐步实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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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市场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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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涉及知识产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法治体系。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具有排他性的，不能出现判决打架的情况。这部分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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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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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涉及到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基本的环境保护标准等，否则地方竞争会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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