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更多的经济民主,那么工党的计划聚焦于三种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
首先是合作社,这些是所有成员都分享所有权和决策权的组织。合作社有很多类型,从消费者合作社到完全由工人领导的合作社皆有,前者只是合作社成员每过几年选举合作社委员会,而后者则通过民主评议做出所有工厂中的决定。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合作社保证新的技术能够迅速应用,同时工作也要重新分配,以免有人失业。
工党的文件毫不令人惊讶地聚焦在工人合作社上。它基于三个主要的例子——美国西北的胶合板加工,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以及西班牙的蒙德拉贡网络——来证明工人合作社至少能够与私营企业一样有效率,有时还能更有效率。这一论点是支持将合作社作为低生产效率的解决方式的关键。
接下来是“市镇或地方领导的”所有制。这一广阔的范畴包括从社区商店到农民市场、从发展信托(development trust)到社会企业的所有内容。这其中许多都是位于资本主义企业和直接经济民主之间的事物。重要的事实是,它们需要对自己的社区做出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将利润用于重新在社区中投资,并且它们有更远大的社会和环境目标。
由于合作社和地方领导的机构一般规模较小,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汹涌海洋中有很大的危险会成为民主的局外人,它们就需要其他的“基础性制度”来维系并保护它们。例如,合作社的融资比较困难,因为借贷者在无法收回贷款的情况下没有权利控制合作社。地方的社会企业在没有获得地方政府采购其产品的合同时,则较难发展起来。
经济民主的第三个范畴是国家所有,这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合作社和社会企业通常都比较小,而国有企业则经常在经济体中位居“制高点”。
即使是传统的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存在“自然的”垄断,这些领域中固定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只要存在第二家企业,这家企业就会入不敷出。邮政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创建一个为全民服务的邮政网络成本非常高。不仅是因为去创建第二家企业毫无意义,而且任何试图去创建第二家企业的人都很有可能失败,因为他们会被创业的成本吞噬(当然除非政府刻意去破坏或割裂这种垄断)。
《另外的所有制模式》认为在存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应当在没有私营企业、只有政府才敢于进行长期高风险投资的领域中实行国有化,并且这些领域中高质量的服务的确是有需求的。保持第三个范畴的宽泛是正确的。经济民主不是一个狭窄的小众概念。
国有企业让国家能够直接控制类似定价和生产的事务,但是对于其中的工人和使用它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公民来说,国有并不能保证它们会明显地变得民主。工党的报告做出了一项承诺,他们将会提供一种不同的国家,这种国家能意识到公共所有制是为了更多的民主,而不是为国家自身。
在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中,工人们可能可以在国家铁路公司中选出一线经理。这种公司的董事会将会包括来自工会、乘客权利组织和地方政府的代表。社区病人理事会可以帮助勾勒公共医院的战略——这个想法在上世纪70年代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曾粗略考虑过。经济民主远远不止于公共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