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商品化下公共期刊数据库的建构： 以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为例

知识商品化下公共期刊数据库的建构：

以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为例

一、问题缘起

西方自90年代以来，尽管大学图书馆经费的增加，但仍不及期刊价格飙涨的速度，使得许多图书馆不得不停订期刊，并删减图书添购的预算，用以因应变局，但也带来了馆藏不足的窘境。就此而言，根据美国研究图书馆之统计（Kyrillidou， Morris & Roebuck，2011），从1986至2010年以来的期刊价格（包括纸本和电子版）已上涨379%，约为同一时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三倍以上，而期刊的花费已然高居所有开支之冠。（参见图1）

若单看电子期刊费用的支出，亦是惊人。2003-2004年度的费用近2.7亿美元，到了2008-2009年度时，成长至6.4亿，涨幅137%（Kyrillidou，Morris & Roebuck，2011）。反讽的是，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让世人更容易取阅知识，反而是让商业出版商利润丰厚，荷包满载。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导，2010年时，出版商艾思威尔（Elsevier）的利润率已高达36%；另一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亦在报告中显示，旗下的“科学+商业媒介” （Science + Business Media）的利润率也达33.9%（刘忠博，2015）。连世界知名的加州大学与哈佛大 学都表示，自己对于出版商的期刊售价已然无力负担。（Bole，May. 23，2012；Sample，April.24，2012）

具体而言，以生物医学为研究主力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2011年接获美国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的补助达5.32亿美元，生产超过4500篇期刊文章，但这些文章大部份得靠订阅才能阅读，而该校每年花费在期刊的经费接近4千万美元。如此的取阅阻碍，致使该校认为，其所生产的科学成果，已无法有效协助改善医疗问题（Bole，May. 23，2012）。无独有偶，哈佛大学亦曾于2012年四月宣称，该校每年花费在期刊费用约375万美金，而过去六年来，订购的几家大型出版商之期刊费用，已上涨145%，这已严重影响该校其他领域的馆藏数量，如此已让哈佛大学无力支付，并决定推动在校学人将其电子论文储存在自己的电子知识库（Sample，April.24， 2012）。

于是，为确保学术知识能被广泛使用，欧美学界开展出知识的开放取阅运动（open access movement，简称OA），企图透过各种开放、自由的取阅管道，突破出版商对于知识的掌控（詹丽萍，2005；Borgman，2006）。晚近的发展是，已有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将知识的开放获取，转化为政策实践，例如英国及欧盟都已提出规划方案，让知识普泽于群众（Finch，Jun，2012）。

反观华人学界论及知识商品化的过程及其对于学术期刊运作的影响，少有相关的理论或经验研究，然而类似的现象已悄然发生，令人难以轻视。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2016年3月30日在其网站昭告一则讯息，告知读者“中国知网可能中断服务”，理由是数据库商 “涨价过高”。尽管两天后（即4月1日）又告知世人可继续使用知网，但已引起学界与媒体的关注。

此时此际，我们必须追问：期刊数据库的商品化过程在华人社会中如何发生？如何作用于公共图书馆？对于人们的知识取阅而言，会产生哪些后果？本文希冀从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捕捉知识商品化展现在图书馆的影响，藉此补充过往文献之不足。

二、文献探讨

西方针对知识商品化的研究已蔚然大观。根据博伊尔（Boyle，2003）的观察，资本掌控知识的方式，系以私有产权形式为之，也就是将知识视同土地、森林等有形资产，他人若要使用，则需透过交易或授权，否则就是侵犯私有财产。奎尼区（Kranich, 2007）对二战过后美国政府逐步将政府出版品进行私有化的过程提出批判。近来，拉里维耶尔等人（Larivière，Haustein & Mongeon，2015）更发现，学术期刊价格之所以高涨，是与出版商逐渐形成寡头垄断有关。

西方自1973至2013年期间，学术文献的出版，已由五大商业出版商所垄断，它们是：艾思威尔、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斯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以及赛奇（SAGE）。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2013年时超过47%的文献是由艾思威尔、威利-布莱克威尔与斯普林格这三家公司所囊括；社会科学领域，1973至1990年间，这五家出版商加总起来出版的文献数量约占该领域不到10%，90年代中期增长至15%，2013年更飙升至51%。换句话说，身处该领域的研究者若欲查找文献，很可能两篇里，就有一篇列于这五家的资料库之中。

至于华人学界的研究，多从现状分析（即调查当前学术期刊的使用状况）与介绍他国经验着手，试图剖析当前的困境，并希冀以他山之石，期能攻错。例如，黄如花和张静（2009）调查艾思威尔所贩售的数据库之中，哪些是可从他处免费取得，藉此议价。她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该公司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之中，有57.53%的期刊系属开放取阅者，并以此为据，提供图书馆界议价筹码。都蓝和黄如花（2009）针对 “211工程”高校的图书馆进行调查，检视其运用开放取阅资源的情形。发现，这些高校在其图书馆网站上，有些并未清楚标示开放取阅资源的类目，致使用户未加留意，并且对于OA的重要站点来说，也未能给与应有重视。此外，他山之石的研究，总计有针对版权的（谷秀洁，王颖洁，2012）、针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孙超渊，慕萌，张俊敏，2013），亦有针对当前OA出版发展，进行整体评估的（陈静，孙继林，2011）。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多聚焦在OA出版的讨论。例如有学人注意到，台湾的学术期刊多由公共经费所挹注，若发展成为OA期刊，理应为所当为之事（李治安，林懿萱，2007）。然而，翁秀琪（2008；2013）指出，转型为OA期刊，有待学术界、图书馆界与出版界进一步凝聚意见；并且，除非公部门能在论文刊登后，补助全额或部分的费用，否则如此作法在台湾可行性不高。此外，根据王梅玲（2012）的研究，OA期刊的引用率比非OA者还来得高，且以台湾图书资讯学领域推动OA出版的经验，建议其他学门可师法习之。邱炯友和洪诗淳（2014）则提醒有关部门和学界注意，“……更需要慎重衡量国际潮流与台湾学术出版环境，在培植台湾学术出版产业与提升学术传播效率之间，厘订最佳原则和政策。”

华人学界虽然已对OA出版进行深刻的介绍与分析，然而对于知识商品化的过程少有探究。更重要的是，以上文献并没有区分学术期刊与期刊数据库在面临商品化时的差异。出版商掌握资本与技术，它们能够打造价格不菲的商业数据库，但它们却无法生产文章内容，因此需要与学术期刊合作，来补之不足。胡凌（2016）正确地指出，出版商的营利行为涉及以下深层的问题：一方面科研人员撰写文章的动力大部分是为了升等和累积声誉，营利并非主要考量，另一方面数据库商将此劳动成果透过数字化技术进入市场而得到增值，但却归为私有。因此，期刊文章就是数据库的血肉，然若缺之，数据库便无用武之地，文章内容就是出版商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争取的过程中，出版商所运用的策略及其对于学术期刊、公共数据库的影响，便是我们分析知识商品化的焦点。

而本文的分析框架依据奥斯特罗姆（Ostrom，2012）提出的“资源单位” （resource units）和“资源系统”（resource system）二者：前者是指资源本身，后者是指资源所镶嵌的环境，而在此环境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士则是分析的焦点。我们可将学术期刊视为资源单位，期刊数据库视为资源系统，从中分析公共数据库与出版商彼此在争取期刊文章时的博弈与消长，藉此捕捉知识商品化的动态过程。

本文以“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作为资源系统的代表，并以《新闻学研究》（以下简称《新闻》）与《教育与心理研究》（以下简称《教育》）等学术期刊作为资源单位进行分析。选择这两份期刊的原因，在于出版商争取它们的文章时，它们选择了全然相反的策略：《新闻》选择 “非专属授权”给出版商，亦即出版商虽然得到内容，但《新闻》依然可以将内容放在公共数据库供人免费取阅；相反地，《教育》选择 “专属授权”给出版商，亦即出版商得到独家贩售的权利，公共数据库不得张告其内容；不同的策略会直接影响公共数据库的运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底下我们详加阐述之。

三、 知识商品化下台湾的期刊论文索引系统

台湾的期刊论文索引系统由“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打造，其前身可追溯至1970年的期刊论文索引，尔后因为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先后演变为“期刊论文索引在线新系统”、“远距图书服务系统”、以及当前的期刊论文索引系统；在此演变过程中，商品化作用也随之在侧。

依台湾“《图书馆法》”第15条规定，“国图”为全台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机关，包括学术期刊在内，都应送存“国图”典藏。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国图”目前拥有的中文纸本期刊之馆藏数量，已达17,507种，为台湾最丰富的期刊资源库。另一方面，2014年时，“国图”的网路资讯系统使用人次，已超过3.8亿次。综合以上两面观之，理论上若将这些期刊进行数字化，并于网络上公开取阅，以“国图”网站的流量，必能收扩大流通之效，换言之，也能充分发挥学术知识的正面溢散效果。

事实上，“国图”早有将现有期刊数字化、并公开于网络的企图；它最早所建置的期刊索引，可追溯至1970年的《期刊论文索引》（时为纸本）。直到1993年，期刊论文索引的光盘版开始推广，索引的光盘与纸本同步使用。次年（1994）， “期刊论文索引在线新系统” 启用，透过学术网络 “国图”便可提供馆外联机查询。与此同年，台湾 “行政院” 推动 “国家资讯基本建设计划”，试图普及信息网络服务、缩短城乡差距，并将 “远距图书服务” 责成 “国图”主导，期能建构网络学习资源（宋建成，1998）。1998年，“国图”与工业研究院电脑与通信工程所(以下简称电通所)合作建置 “远距图书服务系统”，读者除了可查找期刊的书目信息外，亦可在线取得全文阅读。换句话说，过往仅能检索书目信息，而 “远距图书服务系统” 的建置，标示着书目信息与影像内文的结合，致使读者查找数据的当下，亦可同时取得全文阅读（林淑芬，2006；庄健国，2000；罗金梅，2009；罗金梅，林珊如，2010）。

“远距图书服务系统” 收录九种数据库，这九种数据库横跨期刊资源、政府文献、以及专题文献等三大类型的资源，资料总数为124万4710笔（宋建成，1998）；及至2000年，“国图”光是期刊论文数字化种类已达2435种，数字化的总页数超过550万页（林淑芬，2006）。2001年时，“国图”受“国家科学委员会”（现已更名为 “科技部”）之“国家数字典藏计划”的经费挹注，数字化脚步更显快速。2006年时期刊数字化的种类已达5031种，完成数字化的总页数，更是超过1600万页（林淑芬，2006）。

这些丰富的期刊资源如何取阅的问题甚为关键。1998年系统建置之初，“国图”以收取会员费及每篇计费的方式营运该系统，两年后（2000）则改采每页计费与机构会员制（庄健国, 2000）。以台湾淡江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于2000年年底时，加入远距图书服务的机构会员；成为会员后，该校师生凡是在淡江大学所属的IP范围内，皆能免费在线阅读或打印全文（方碧玲，2012）。换句话说，今日商业数据库业者所提供的服务，“国图”在18年前就能办到。“国图”期刊文献中心副主任罗金梅就表示：“以前我们一扫描完，就把它公开开放，因为以前没有公开传输权，所以学界用得很高兴”（罗金梅访谈纪录，2013年4月30日）。

台湾的“《著作权法》”于2003年6月修订后，增订 “公开传输权”（right of public transmission），即著作人除了享有著作的重制权之外，也保有在网路上公开传输的权利。因此，各单位与著作人签属授权时，若无增列公开传输的文字就不得上网路公开。换句话说，“国图”若想在网络上公开著作，就得设法取得该著作人的同意，但此授权业务对“国图”来说甚为繁重。据当时的统计，截至2003年11月为止，远距图书服务系统收录的期刊文献，已超过150万篇，涉及的著作人更是多达50万人（林淑芬，2003），如何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授权，毋宁是件艰困之事。再加上2002年时台湾当局开始提倡数字内容产业，两年后（指2004年）“新闻局”更将该年定为“数字出版年”（陈雪华，2009），此时民间业者亦有呼吁公部门释出 数字内容的意见（林淑芬，2006）。在这些条件交错下，2005年时，“国图” 就决定将期刊数字化与授权的业务，以委外方式交由民间业者——凌网公司——执行。

然而，即便交由民间业者，期刊资源的分配过程并未如此顺遂。2008年时，台湾一家杂志媒体——《新新闻》——便以 “电通所是凌网的白手套？ ‘国图’ 馆请说清楚讲明白！”为题，撰文质疑 “国图”与民间业者凌网公司暗通款曲，以数字典藏名义扫描文章后，交由业者贩卖，图利意图明显。文末还呼吁 “国图”，“不该自行介入营运（远距图书服务系统）……全面鼓励与协助国内科技产业参与投资，吸引产业的投入，才可能加快全面服务的实现……”（李彦谋，2008年8月7日）

“国图”若与特定民间业者合作，则有图利特定业者之嫌，为避免事端再起，“国图”决定与凌网公司至2009年约满为止便不再合作。2010年元月起，“国图”开始自己负责授权业务，但由于没有在线金流机制的管理人才，无法推动有偿授权与处理用户的在线交易，因此从该年起，“国图”转而推行无偿授权，也就是鼓励著作人无偿将文章授权“国图”进行公开传输，而获得授权的期刊全文，则开放读者免费取阅。由于 “国图”的人力与经费有限，因此在与著作人和期刊签定授权时，势必得让现有人力以兼职方式进行这项业务，故而取得论文全文的时程也会随之延后，其他的民间业者，则会更积极地争取期刊文章的使用。如此也正式宣告：“国图”的公共数据库与民间业者的商业数据库，在使用期刊文章(资源单位)上进入竞争阶段。至于商业数据库如何争取期刊文章？底下我们以《教育》为例，说明 学术期刊为何要跟商业数据库合作。

《教育与心理研究》于1978年5月创刊，是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院支持的期刊；据本文调查，2003年时（第26期）起改为季刊，逢3、6、9、12月发行；此外，同年第26期第一册的〈主编的话〉之中，表示纸本出刊时，亦同步刊登电子档于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开始合作出版纸本，2009年2月起开始合作电子出版，目前收录于高等教育数据库：Ericdata。与业者合作后，该刊纸本与电子出版的文章版权，皆属该数据库所有，若要做合约之外的使用，皆需与该出版商商议。因此，尽管第26期曾表示电子档与纸本同步刊登，但目前在《教育》网站上已无法阅读电子全文。若需阅读全文，则需至该数据库付费阅读。

论及与业者合作的好处时，前任主编汤志民教授谈到：首先，由于该出版商原本就替多家TSSCI教育类期刊统筹纸本期刊的出版，拥有丰富的校稿与出版经验，因此该出版商推出电子数据库时，自然便与之合作。其次，汤志民也提及，维持一份刊物实属不易，在学校补助有限的情形下，期刊经费多要自筹。汤主编表示，《教育》一年的成本支出约90万元台币（约合18万人民币），而业者在编辑、校对、发行等编务上，可替《教育》节省成本。此外，由于政治大学删减期刊经费的补助，因此自2012年开始，《教育》向投稿的作者收取刊登费3000元（约合600人民币），藉以开辟财源。更重要的是，业者提供管理资源上的助益：

汤志民还认为，由于编辑委员和学生助理编辑时有更替，若需维持期刊的水平，则需专业的编辑；再加上TSSCI对于期刊编辑品质的要求又很高，因此在此情形下，更需其他资源的协助。此时，业者就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业者还提供期刊销售的回馈金。汤志民指出，业者所提供的回馈金，包含数位授权金和纸本销售，但这两项的收入都不高，前者一年约1万元新台币，后者少许；而纸本印刷的目的，主要也是送存于图书馆典藏而非销售。

若期刊与业者签订合约，除了影响读者必须付费才能阅读全文之外，由于文章版权在业者手上，公共数据库也无法收录该刊的内容全文。罗金梅谈及这类期刊时表示：

业者为了增加期刊单位与之合作的诱因，会推出“有偿授权”作为合作方案，也就是每年提供回馈授权金，鼓励各方期刊加入其数据库。相较之下，“国图”目前推行与著作人、期刊单位签订无偿授权，著作人或期刊单位是否与之合作，实则不无疑问。

《新闻》于1967年5月创刊，1999年改为季刊形式，每年发行四期。为了因应2003年“《著作权法》”新增的公开传输权，《新闻》便修改授权书，并着手展开回溯授权的业务。2005年开始，该刊将过去所有文章进行数字化，并且将纸本与电子版发行的时间缩短为半年。至2007年（第90期），纸本与电子版同步发行。《新闻》的编设有主编、编辑委员、编辑顾问，英文摘要则是委外处理；除了编辑顾问没有领取相关费用之外，其他职位的劳动报酬，则由政治大学新闻系、传播学院、政治大学校方、以及台湾“科技部”等多方补助。

《新闻》每年平均花费约118万（约合23.6万人民币）；若对照发行纸本的收入每年平均约36,500元（约合7300人民币）的进帐，这笔钱对于支持的机关单位而言，毋宁杯水车薪。换句话说，维持一份期刊开放取阅的前提，端视支持的机关单位能否愿意持续挹注经费，否则学术市场狭小，单靠纸本销售的收入，继而奢求损益平衡，无异缘木求鱼。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新闻》的期刊全文全部开放免费取阅，因此读者的引用比率也很高。罗金梅表示，根“国图＂硕博士论文系统的统计，《新闻》的引用率就非常高（罗金梅访谈纪录，2013年4月30日），而在2016年2月时，“国图”依各学门之影响系数（IF）进行评比，《新闻》是台湾人文及社会期刊最具影响力（传播学门）的第一名。

与《教育》对照来看，即便《新闻》在编务上没有与业者合作，《新闻》仍能维持编辑的品质，并定期接收TSSCI的质量评估；此外纸本与电子档同步开放，电子全文免费取阅持续至今。然而，《新闻》今后能否持续维持开放取阅，关键之因取决于二：其一，机关单位今后是否继续支持这份期刊。如果机关单位的经费紧缩，或校方的补助经费持续减少，类似《新闻》这种期刊存续的前景，便难以期待。

其二，主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前任主编臧国仁的看法，《新闻》主编的任职，几乎由政大新闻系教授们之间轮流担任，而现任主编多半萧规曹随，延续前任主编的作法实乃常态（臧国仁教授访谈纪录，2013年4月12日）。换句话说，现任主编的决定，会牵动继任者；然而，商营数据库业者在台湾日益茁壮，为了扩大其数据库的规模，业者便会积极展开收录期刊的业务，而业者得以游说期刊主编的诱因，便是节省成本与维持稳定的编务品质。由《教育》的经验可知，业者所提供固定的编辑模式，能在编辑成员渐次更替的结构下，形成稳定的力量。由此观之，一方面可预见期刊主编今后仍会持续面临业者上门洽谈；另一方面，也可能遭遇机关单位在经费上的限制，因而必须思索若干改变。若期刊选择与商营业者合作，那么公共数据库就无法收录期刊文章，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反之，则存在公共数据库壮大的可能性。

在知识商品化的过程中，台湾当局的角色尤值得吾人关注。台湾当局将公立大学或研究机构发行的学术期刊，归类为“政府出版品”，其如何传播与流通，是受《政府出版品管理办法》所规范（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而主管机关是“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研考会）；2012年5月“文化部”成立后，研考会便将管理业务移转至“文化部”。换言之，前文提及的《新闻》与《教育》等学术期刊，其知识传播便是受《管理办法》所管辖，主管机关先后是研考会与“文化部”。

《管理办法》是在1998年由“行政院”所制定，尔后根据该法，又新增五项要点，其中与电子期刊相关者，乃2002年5月时所制定的《政府出版品电子档缴交作业规定》（以下简称《电子档缴交规定》）。据“文化部”资讯处副处长陈莹芳（2012）的说法，2002年5月时，研考会鉴于数字出版技术兴起，“为善加利用原有实体书出版过程中所产制的电子档案，促进一源多用，同时解决政府出版品实体书受限预算经费而印量不足的问题”，因而制订《电子档缴交规定》，让母法（即《管理办法》）所规范的公共机构，都能缴交出版品的电子档；2008年时，研考会又出台《政府出版品管理作业要点》，特将电子档的定义扩及学术期刊的文章。

陈莹芳（2012）还指出，电子档缴交规定可视为数字化政府出版品加值利用之始，尽管有了法源依据，但各机关在缴交电子档的过程中，并非如此顺遂，个中之因，乃取决于授权之难易。这是因为，前文提及台湾的“《著作权法》”曾于2003年时修订，其中新增“公开传输权”，即著作人保有其著作在网路上公开传输的权利。因此，各机关与著作人签属授权书时，若无增列公开传输的文字，就在网路上公开著作人的文章即是侵权。这意味着，除了2003年之后的著作得依法取得公开传输权，2003年之前的著作，各机关也得耗费各种人力和成本重新取得授权，这无异加重了各单位的工作量。就此而言，发行《新闻》与《教育》的机关：政治大学新闻系与教育系，就得面临取得著作人授权的问题。尤有甚者,由于“国图”是全台湾政府出版品依法送存的机关，其所面临的授权业务更是繁重。如前文所述，光是期 刊文献，当时（2003年）的“国图”便要面临50万名著作人、150万篇文章的授权业务。不管是政大新闻系、教育系或“国图”，这些公共机构在没有获得相应的资源帮助之下，取得这些著作人的授权实然不易。

以发行期刊的单位而言，一方面得面临繁忙的编务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沉重的授权业务，因此除非期刊单位大力支持（如政大新闻系的作法），否则将这些工作有偿授权给商业资料库公司来处理，势将成为在所难免的事（如政大教育系的作法）；以“国图”的角色而言，过去它可以自由地传播期刊的电子档，如今却因为授权业务而逐渐将其学术传播的宝座拱手让予数据库公司。

要而言之，研考会制定得《电子档缴交规定》与《政府出版品管理作业要点》，并没有与台湾“《著作权法》”中的公开传输权相互配套，因此虽然在名义上要让公共机构所发行的学术期刊，利用数字技术及互联网让知识扩大流通，但公共机构在没有相应资源的协助下，根本无法应付“公开传输权”的要求，如此一来实际上却是壮大了商业数据库公司。事实上，研考会也确实希望透过壮大市场机制，促使民众付费取得这些知识。例如研考会曾说：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策略与行动计画”，本会将……鼓励机关授权及保存纸本的电子档案，由本会典藏电子档案并依据其授权范围及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来进行适切的加值利用（陈莹芳，201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