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军
博尔赫斯曾经写道：“时间有两种：与你在一起的时间和与你分离的时间。”
初相遇时，谭梅还是个小姑娘。生为跳舞的女孩，她吃得少，我总开玩笑说：“像喂只猫儿一样就把她'养’大了。”
纵使这些年，她不断进阶，成为聪慧的妻子，勇敢的母亲，负责任、有担当的校长，但在我心底深处，总有一幅她少女时期的剪影映在那里，不曾更易，不理光阴。
家里的“小姑娘”要出书了，我是当仁不让的作序人。
从恋爱到结婚，我们一直处在部队和家庭的双重庇护之下。恋爱受到部队特许，朱家就在军区大院，她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练好舞蹈。下了课，回到家，桌上的饭菜飘着热气，亲人的关怀就在耳边。大家族的保护层把风风雨雨遮挡在外，她无须考虑太多，我们的欢聚时光轻松而甜蜜。
新婚不久，分离的时刻到了。我离开兰州，赴北京打拼。预想之中的难舍难分并未上演，她非但没有拖住我的后腿，还在我背上插了一对翅膀：“你好了，我就好了。”
两地分居，适逢朱家也从大院搬出。我们的小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娘家远在西安，要回婆家还得先在公共汽车上颠簸近一个小时。吃饭要去食堂了，衣服必须自己洗了，她在软化消融的保护层下慢慢坚强起来了。
坚韧的她考取“军艺”，终于到了北京，可我们居无定所，基本上一个月搬一次家。那时没有什么家当，拎起两个箱子就走，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今天是招待所的天花板，明天是小公寓里浆皮剥落的一堵墙。
那时的“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相互关照。她在“军艺”上着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团聚。
当时我们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质量特别棒，直到现在还能用。
有时我一琢磨，她每次回家，守着洗衣机的时间比守着我的时间还长。她异常刻苦，每逢考试、比赛，她一回家就直奔洗衣机，洗完衣服又赶回学校排练去了。
相聚的时光虽然仓促，心灵的慰藉却无比深远。
她来之前，我一个人漂在北京。
有一次，和同事们经过北京站东南角，看到一栋四五层的小楼，红屋顶很漂亮，我脱口而出：“这个房子好，什么时候我能住到这儿来啊。”
嘲笑声立马就涌了过来：“你想什么呢？做梦吧。”
她来了，我不再孤独。我和她搭起荫棚，小心护住每一个被嘲笑的梦，正是这些共同的愿景，支撑着我们风雨兼程。
许多声音都说：“家庭生活是需要经营的。”我不同意。
人走出家门要穿衣服，也要给言语、行为披上一层外套，我们或多或少要带着掩体去经营各种各样的事情，这理所当然。但如果在家还不能放松，还要去刻意经营，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经营不等于不经心，
我们家的关键词是彼此理解，给对方充裕的空间。
我和她，无论彼此做出怎样的决定，只要没有触及原则，都会相互尊重。
譬如她要开办八八空间，一个从小到大只当过小组长的人，倏然要去管理一间学校。我心疼她，不想让她出去受累，可她决心已定。于是我耳边响起当年她那句：“你好了，我就好了。”我想大概是时候回应一句：“你快乐，我就快乐。”
从艺术家到企业家，她直到现在还在学习，也在进步。八八空间的良好发展，远远超出我的预设。
最初一两年，我每天都做好她“干不下去”的心理准备，随时预备打开家门，迎接我的“小姑娘”回家。可转眼间她已经做了将近十年，八八空间有声有色，她也成为不少人口中的“谭董”。
我是个西北“大男人”，当我心中的“小姑娘”也要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大女人”的时候，我难免五味杂陈。
从前，她撒撒娇，耍耍脾气，我可以笑笑就过去了。但现在，有时她闹情绪，我脑海里可能立马蹦出一行冒着火花的字：“怎么，你在家里还要做董事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