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城镇化，人们可能同时会想到农村的衰落乃至消失。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有的农村，人干脆全都走光，成了 “无人村”。
由于城乡在很多方面的巨大差异 ——城市优于农村，城镇化就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和吞噬。另一方面，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要经历很长、很困难的适应期。他们既失去了农村原有的人脉等社会资源，又不能顺利地转变为城市居民。其中的种种困难和困惑，一言难尽。
看起来，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城镇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正是如此 ——大量人口集聚到少数城市，广大农村地区被荒废。
中国的城镇化似乎也是这样。农村荒废、土地撂荒，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 故乡可安身 ——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这本书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国土辽阔、情况多样。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多种多样。其中，固然存在上述那些现象，但也有完全不同的情况。研究者在江西省古源村调查，发现了一种好得多的 “良性城镇化”。这良性城镇化，可称之为“扎根型城镇化”，区别于上述的那种“拔根型城镇化”。
《 故乡可安身 ——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专著。
古源村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属于山区，历来交通闭塞，种种条件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出，外出打工。
看起来，古源村没什么特殊的，但研究者深入调查以后发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一般人印象中，农村的劳动力外流，无非是去城市打工而已。但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过多次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古源村的劳动力外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走出村庄，也就是农民不局限在村庄原有的农业生产中，而是走出村庄，在周边地区搞一些手工业、贩卖山货、劳务等等。古源村属于山区，各种山货很多，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小手工业，铁匠木匠瓦匠等等。这些劳动的收入，都要比田间劳作高。所以，政策一放开，很多农业劳动力就转向这里。
第二个阶段大致以 1994年分界线。1994年以后，中国沿海经济加速发展，兴建了很多工厂企业。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涨。古源村这种内陆地区也被带动起来。这一回，劳动力就走得比较远了，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去打工赚钱。这就是人口流动的第二阶段——到沿海去。
第二阶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城市持续从农村 “吸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等到农业人口转化得差不多了，国家的城镇化也就算基本完成了。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很特殊。在第二个阶段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古源村的人口流动，进入第三阶段。
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起初，人们以为，这只是长期扶贫工作的延续或强化，但实际上，这是调整中国城乡关系的大手笔、大战略。
按照精准扶贫战略，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额资源。古源村原来交通闭塞，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实施精准扶贫以后，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各种道路大量增加。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家庭的 “机械化”水平也水涨船高。很多人家都有了汽车或者摩托车。从村子到县城，原来需要三四个小时，现在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互联网、电商等信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进一步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农村和外界的人员、物资、信息等多方面的来往急剧增加。
在这些改变的基础上，政府又实施了移民安置，把那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人集中搬迁到县城新建的小区。
这些现象加在一起，就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第三阶段 ——进入县城。
在城市人看来，县城属于农村的一部分 ——尽管是核心的那部分。但实际上，对古源村这种真正基层的农村来说，县城属于他们心目中的城市。
在传统中国社会，县城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县城有官署有衙门有驻军，负责维护整个县的安全和秩序。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动员力量深入乡村，县城原有政治作用继续的同时，具有了更多的县域经济中心的作用。类似供销社、商场、物资站、粮站、工业企业等等，都在县城。对基层农民来说，县城意味着体制内，和他们分属城乡，有根本不同。
精准扶贫及其移民安置，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
由于移民安置，原来分散在山区农村的人，被集中到县城新建小区，也就是正式成为县城居民。县城原来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现在还成了全县完全意义上的中心，在县这一级，城乡差异大大减小了。
到这时，就出现了 “扎根型”的良性城镇化。
古源村的宗族传统很深厚。这里是山区，经济条件不好，也就是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所以， “抱团取暖”“团结起来”成为悠久的传统。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宗族势力的长盛不衰。
如果人口流动停留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那么，宗族势力必然土崩瓦解，渐渐消散。可是，由于第三阶段 ——进入县城的出现，在人们集中到县城的同时，原有的宗族网络也大致完整地搬迁到了县城，并继续发挥作用。
因为宗族网络的存在，古源村的村民之间，存在广泛深入的协作网和利益 交换网 。这种网络对他们各自的发展，大有好处。这些网络，就好像人们的 “根”，无论他们发展到哪里，即使发展到“枝繁叶茂”，也没有脱离这个“根”。
具体表现就是，在外边打工的人们，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和故乡的紧密联系。到了节日，一定要返回家乡，要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公共活动 ——舞狮子、庙会等等。这可不仅仅是为了凑热闹，而是有实际意义的。这些活动，持续强化宗族网络，同时也就强化了人们的协作和互助关系。
因此，在这种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 “根”没有被拔去，而是依然深深地扎在土壤中，滋补着分散各种的“枝叶”。
由于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搬迁到县城的人们，还有回流到原来村里的。而且，外出打工的人，即使多年在外，年老以后也要返回家乡，终老于此。也就是说，农村没有因为城镇化而衰落、荒废。相反，农村和县城以及外出打工地的城市之间，有广泛、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携手共进的关系。
这种 “扎根型”的良性城镇化，外在原因是精确扶贫以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建设，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南方农村地区特有的宗族传统。宗族网络有利于维持人群的凝聚力，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宗族的这种功能不但没有衰落，而是继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避免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衰落。
读完了《故乡可安身 ——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这本书，作为北方人，我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在宗族传统并不深厚的中国北方，怎样借鉴南方这种种“扎根型”的城镇化？这种良性的城镇化，有没有可能在北方地区实现？
或者说，北方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否可能也走出一条良性城镇化的道路？
希望学者们在这个重要领域继续研究探索，给中国，也给全世界找出更多的良性城镇化之路。
董磊明、谢梅婕等：《故乡可安身 ——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