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主讲《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抒情人文学的兴起：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述评
作者：张森林
王德威的近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194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在2014年由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英文专著的中文译本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版，将在2017年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和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本文将就此书在溯源中国抒情传统、重新定义与定位现代抒情文学，以及建构抒情人文学等方面所做的开拓性贡献加以论述。
中国抒情传统：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萧驰在梳理中国抒情传统的谱系时，提及了这个学术课题乃滥觞於宗白华对“中国意境特构之研寻”，並由陈世骧和高友工所共同开创。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率先提出“抒情传统”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高友工的〈中国抒情美学〉为建立此一学术领域的理论构架用功至鉅。继陈、高二位奠基者之后，孙康宜和林顺夫分别从断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呂正惠和余宝琳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刻画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形成和演变，张淑香则对此一传统的本体作了思辨。此外，龚鹏程对抒情典律提出质疑，陈国球对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展开发掘，颜崑阳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建构，论述诗美典的多面向变迁，展现了中港台学者对於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求索精神。
在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萧驰的《中国抒情传统》一书是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中一种超越抒情诗文类的，持续而广泛的文化现象的探索。作者在中国抒情传统的谱系建造中所要展示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一种“社会象征讯息”或“观念形态”的不断被重塑的持续过程，不断被延展为新的文类和文类间不断拮抗、交融的过程。张松建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一书，通过对中国抒情诗学的研究，重构了抒情主义的问题史，揭示了抒情主义从理论到历史、从审美到政治、从幻想到现实的转换轨迹。作者指出，在西方文学中，从浪漫主义到抒情主义再到感伤主义，内涵渐次缩减，中国情况与此不同，“抒情主义”允称古典文学的整体性和结构意识，“抒情诗”压倒一切地成为唯一诗体，学者们以此标示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格。
在西方学术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对中国模式的“抒情”与“史诗”有着明确界定：所谓抒情，指的是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慾望，所谓史诗，指的是集体主体的诉求和团结革命的意志。普实克深刻把握并阐明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的本质，他“细緻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普实克逝世后，其门生李欧梵为他编选了《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一书。此外，华生（Burton Wats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普安迪（Andrew Plakes）的著述，从各方面拓展了此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意大利的朱西（Giusi Tamburello）不止钻研比较中西诗学传统的異同点，还对张松建的专著《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进行精准的评述。他们的深度参与，构建成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一面旗帜、一座高塔。
抒情研究再研究
英文“epic”的中文译名是“敍事诗”或“史诗”，在中国的现代文论中，由于内容与功能的不同，“敍事诗”与“抒情诗”（lyric）一向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两种诗体。梁实秋曾表达他对敍事诗和抒情诗的看法：“诗是不宜於纪事的，纪事的文字也犯不着用诗的体裁。除了真正的敍事诗（epic）以外，诗是可以说是转为抒情的。”梁实秋的表述可说是这种认知的典型。中国一向来被视为史诗经典匮乏的国度，这是包括朱光潛、胡适和周作人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共识。
王德威的抒情论述的独特性在於：一方面，他对於普实克对抒情与史诗所概括的“从个人到集体”的“达尔文式或马克思式”的简单诠释有所保留，一方面强调他笔下的“抒情”不再侷限於19世纪传到中国的以浪漫主义为主轴的抒情主义（lyricism），而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学或文论中关於抒情的表述，包括屈原诗中“发愤以抒情”的问题。在这种认知与定义的基础上，王德威在2010年出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一书，探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国共分裂之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抉择问题。在2011年出版《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以“现代性”的观点切入，思考中外学术界对於抒情话语的辩难，並分別以江文也、台静农和胡兰成这三位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人物为坐标，反思抒情的理念渊源。2014年出版专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194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关注抒情主义进入现代中国后，在不同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情况。除了这三本在不同层面上补充、推进并深化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论著之外，王德威也和陈国球联合主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在这本论文集中展现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百年发展脈络，透视其诠释能量。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主要分上下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各有四章，总共八章。第一章“有情的历史”以沈从文、陈世骧和普实克为坐标，以20世纪中期为切入点，试图为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做进一步的描述。作者指出，一般人认为20世纪中叶是中国的“史诗时代”，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少数有心人逆风而行，叩问“抒情传统”，才显得意义非凡。王德威强调，对抒情传统的重新召唤，正是我们对中国何所来、何所去的反省，也是对“有情”历史的召唤。他指出，屈原以降，“发愤以抒情”的传统显然支配了鲁迅的现代意识，是以后者的小说集《彷徨》引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题词。第二章“沈从文的三次启悟”是此书个案研究的开始，王德威以“启悟”取代“启蒙”作为书写策略，梳理了沈从文形象的演进过程，发掘沈从文所经营的抒情方案，使其成为现代中国抒情主体的重要坐标。作者认为，沈从文的努力辉映了其自身所坚守的“抽象的抒情”（abstract lyricism）。在王德威看来，沈从文的文字虽然不能见知於当时，他的贡献却不容忽视，因为他代表了五四以来抒情表述的最后一线命脈。1940年代和1950年代，中国作家们在一种关乎政治信仰、历史情怀与文学抱负的複杂角力与互动中，一方面要安身立命，适应新的史诗时代，一方面又要抱持高度的诗学理想，两者之间的激烈矛盾，给很多人的后半生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在第三章“重生的抒情”中，王德威诠释了在1949年之后，崇尚唯美的何其芳和冯至的文学创作之路。作者认为，何其芳和冯至曾经一度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但在动盪时局的感召下，何其芳毅然决然地走向延安，走向政治，並最终在左翼政治的羽翼下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作者在第四章“背叛与抒情”中对胡兰成有着中肯的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来自胡兰成作为一个真性情的抒情文人，一方面来自胡兰成背叛国家和情人的恶劣品行。王德威认为：如果抒情传达的是一个人最诚挚的情感，它如何可能成为胡兰成叛国、滥情自圆其说的手段？抑或胡兰成天生反骨，他的行为惟其如此叛逆，才表现了他的真性情？如果胡兰成对个人行止的表述如此情深意切，他到底是发挥了抒情写作表里如一的力量，还是透露了抒情写作潛在的表演性——以及虚构性——的本质？王德威在追问胡兰成叛国行为之际，也构筑了本章问题“背叛与抒情”的原型，别具深意。
江文也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家。在第五章“史诗时代的抒情”中，王德威对其艺术生命进行了一番梳理，並以其音乐作品、诗作和理论文章为例，讨论了其在音乐生涯的转折点如何对“声音”等现代性做出抉择；其现代感如何凸现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其在战争时代对儒家音乐和乐理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间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对话；历史的机遇如何激发並侷限了其抒情视野。王德威的结论是：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创作融入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烙印、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传承，以及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林风眠曾是中国三次西化艺术运动的主持者，本书第六章“难解之谜”中，作者立足於政局变动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讨了林风眠从1940年代至1960年代这20年余年间的艺术活动，其与中国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关係，同时勾勒出林风眠从隐居到复出的心理层面。《生死恨》和《小城之春》是“诗人导演”费穆早期摄製的两部电影，《生死恨》由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费穆凭藉《小城之春》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的先河。王德威在第七章“春之遗恨”中，梳理了1940年代后期费穆和梅兰芳与中国电影美学的複杂关係。20世纪中期，半生大陆半生台湾的书法家台静农的“书法转向”或出於政治考量，或出於离散心境，历来众说纷纭。在第八章“国家不幸书家幸”中，作者讨论了台静农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蜕变。王德威认为，台静农在无所逃遁之际，寄情书写，然而，他不再追求文学的微言大义，转而呈现文字的“表面文章”。台静农早年虽然享有文名，但他的书法才真正显现其人的性情；它必须置於千百年世变之际，文人“南渡”的历史创伤和审美实践上，才更见深意。作者就三个议题深入发挥：一、现代文学与书写形式的辩证；二、现代书法与政治、文化“南渡”论述的对话；三、书法与“丧乱”诗学无声胜有声的关联。
从古典文献中追溯抒情传统
王德威在此书中追溯了抒情传统的源头，抒情鼻祖屈原的《楚辞》在〈九章·惜诵〉首两句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整首诗追忆叙述了抒情主人公屈原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的沉痛往事，抒情情怀溢于言表。王德威指出，这个抒情不再只是简单的小悲小喜，当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愤怒的抒情，它中间有着强烈的张力值得扩充。屈原的浪漫主义被汉朝诗人庄忌所继承，后者在〈哀时命〉一诗中展现了浓厚的抒情意识，其中四句：“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纾情”，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诗人对自身遭遇的感触，表现了生不逢时、时不我与的感慨。王德威认为，受屈原影响至深的魏晉时期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起”等等，都包涵了抒情主义的问题。他引述陆机诗句：“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意为即使抒发的是真情实感，也担心别人抢在自己前头发表相似言论，强调了抒情的创造性而反对美学模仿。
虽然此书的主体论述对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但作者却能够上溯到先秦时代的中国文学中寻找抒情的源头活水，整理並建构出一脈相传的中国抒情传统，为中国古典抒情文学与现代抒情文化建立了一个对话与辩证的平台与机制，更为中国抒情文学的论述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把抒情传统追溯到一个更为悠远的文学史脈络里。
开启“抒情人文学”的新时代
唐代韩愈和宋代欧阳修曾提出“文穷而后工”的文学理念，而放眼中国古典文学史，除了曹操之外，几乎清一色名士皆是与屈原、李白、杜甫和李商隐等人一样的郁郁不得志之士。历史竟然有着那么高的相似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穷而后工”的宿命论再一次显现与重演，成就最高的文士竟然都在他们的命途中遭受程度各異的重大打击。如果说叶维廉和萧驰等学者是从诗人作家的创作文本中去对比分析中西方抒情文学经典的审美情趣，那么，王德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人以创作文本（text）为主要坐标梳理抒情传统的做法，他另闢蹊径，力图从影响文人自身命运以及文本产生的社会背景（context）和政治格局上去从事与文本、文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文化研究。这种新颖的研究手法，我们或可称之为与“文穷而后工”文学理念遥相呼应的“抒情人文学”。
一般来说，“人文学”（Humanities）是以观察、分析及理性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和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从文艺追求的角度来看，王德威一再强调抒情美学与人文学之间的相互关係，他认为“抒情”与“史诗”不应该成为互相排斥的概念，“将中国抒情化”的实验，即使在革命文学最兴旺的时候也不绝如缕。现代中国抒情写作能够成其大者，无不也是精心操作语言、並用以呈现内心和世界图景的好手。当现实主义者把语言视为反映现实、批判历史的透明工具，抒情作家们借着精緻的文字形式，接引象征体系。他们因此能在亦步亦趋的模拟/现实主义以外，开出无限可能。通过声音和语言的精心建构，抒情主义赋予历史混沌一个（想像的）形式，並从人间偶然中勘出美学和伦理的秩序——由是肯定了人文精神的基本要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台湾海峡两岸政局的撕裂，不止影响了台海两岸人民，也对以侨民身份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造成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变化，在他们当中，创作文本与个人际遇因中国政局改变而遭受巨变的文士应该也不在少数，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笔者认为，王德威在过去十年内积极响应史书美所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概念，並为此一概念著书立说，如果他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中，在梳理中国与台湾抒情传统的脈络之外，也能够适度地结合对同一时期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探索，探问抒情批判对当代华语语系研究的关联意义，研究的地域与范畴一扩大，更能突显他作为一名华语语系研究推动者的角色。
王德威之前的学术历程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属于纯粹的文学研究。总的来说，《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的八章论述，通过群像式的写作方式，先后讨论了小说、诗歌、散文、音乐、绘画、京剧、电影和书法等不同领域的中国文士与艺术家在面对历史风暴时所做的各种抉择，特别重视启蒙传统与革命之余，扩大抒情主义的面向，企图使之成为“抒情人文学”的学科建制。全书纵横交织，迈向了跨学科研究的雄心勃勃的事业。无论是对比前人的抒情研究史，还是王德威自身的学术历程，此书确实是一本开启抒情人文学新时代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原载台北《汉学研究》35卷1期，2017年3月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194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
作者：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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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森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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