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壁垒增加，地缘政治紧张，金融市场波动。从国内环境来看，境内外利率差异导致资金外流压力，改革步入深水区带来结构性摩擦与地区热点问题时有发生，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力度。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地缘政治的复杂局势进一步升级，特别是大国间的激烈博弈及俄乌、巴以等地缘冲突的持续、特朗普即将执政对中美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等，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版图。这些事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可能催生贸易保护主义，扰乱全球贸易秩序与金融秩序。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外部风险随之上升，包括信贷资产质量受损、跨境业务稳定性受波及、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强等。
从国际金融形势看，西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日趋明显，美国及欧洲银行业金融稳定性亦存在忧虑，新兴经济体承压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就国内金融形势而言，金融领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风险隐患仍未完全消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202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金融稳定立法工作正稳步推进，商业银行需在整体框架要求下完善自身风险管理框架，履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义务。
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正逐步聚焦于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贷款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调整。但商业银行仍面临住房、信用卡、经营及消费等零售贷款不良率攀升的挑战，新兴产业及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质量也需密切关注。同时，2024年度监管处罚也反映出金融监管总局仍高度关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对“资产质量分类不准确”“违规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严厉处罚。
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信贷结构也相应地进行了增减调整。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传统领域的信贷需求整体呈现收缩态势，而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则成为新的增长动能。信贷需求的转型升级，使得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变得愈发重要，信贷增长也开始更加注重结构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而不再仅着眼于规模的扩张。
降息周期与政策调控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面临息差持续收窄的挑战，盈利能力遭遇显著考验。未来降息预期进一步增强了资产与贷款收益率的下行压力，而存款成本因居民储蓄偏好强化与企业资金活化不足而保持刚性，难以有效缓解，导致利差不断收窄。中小银行尤其承压，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持续引领下，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加剧了汇率风险。特别是特朗普即将就任，贸易摩擦预期升级，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增强。中东局势紧张进一步提升了市场避险情绪，全球能源价格随之攀升，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推动了贵金属等避险资产价格的急剧上涨。汇率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亦对资产估值带来影响。
伴随金融让利实体经济、净息差收窄和估值波动加强，商业银行经营压力加剧。叠加经济增速放缓与动能调整，银行业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参考国际低息差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与经验，未来商业银行将在经营综合化，地域差异化、专业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下，进一步体现分层分类特征。近年来，监管新规与政策导向亦鼓励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已于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金融监管总局于2024年11月发布《商业银行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申请及验收规定》。在差异化的资本监管体系下，银行业资本管理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再上新台阶，并与自身风险偏好、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一方面，高级计量方法落地实施所需的治理架构优化、管理体系支撑、计量模型开发与系统建设、业务调整和资产配置，均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与优化；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亦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与挑战。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及管理难度上升。一方面，实体经济杠杆率高企，债务上升，将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其流动性状况。另一方面，从银行内部来看，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在弱化，资产端投资中，中长期资产占比上升，加剧了期限错配程度。当然，在挑战中也蕴含机遇，2024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将保持充足。
2024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对《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进行再次修订，明确建立和实施可持续业务战略的最终责任在于银行董事会，并强调有效的公司治理是确保银行稳健运行的关键要素。反观银行业风险事件，乃至金融危机的背后，均存在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银行机构应关注自身风险治理体系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包括董事会对银行战略、风险状况和新兴风险进行决策的有效性、三道防线的协同机制、风险管理职能及首席风险官从风险角度参与银行所有重要活动和决策的充分性、“持续性缺陷”和“屡犯行为”整改过程中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等。
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实施，顶层设计与相关政策密集出台，跨境金融地位显著上升。人民银行在2024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拓展人民币跨境融资业务，稳步推动央行间的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这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监管机构正加速制定《促进和规范金融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指南》，为金融机构跨境业务明确要求、扫清障碍。此外，金融机构跨境业务也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属地合规挑战。
业务连续性管理对于确保金融体系在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仍能展现韧性至关重要，这既是金融机构的诉求，也是监管机构的目标所在。近年来，国家对业务连续性的监管要求与处罚力度不断加强，需要银行应从风险管理框架出发，结合所关注的重要业务运营中断风险特点，持续优化重要业务运营中断风险控制措施。并通过整合的流程、统一的管理和可视化业务连续性监测手段，持续提升业务连续性能力和运营韧性。
2024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坚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通过监管全覆盖保障银行业稳健发展。在防控欺诈风险方面，紧跟网络技术发展，强化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风险防范。同时，金融监管总局于2024年9月修订发布《金融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办法》，聚焦防范化解实质性风险，优化案件管理流程，强化重大案件处置，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金融机构需更加关注经济增长承压环境下的案件风险与行为风险。
随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自动化模型、量化模型、人工智能模型等快速建设部署，已广泛运用于三道防线的客户营销、业务决策、风险管理、监测与稽核等各领域。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模型应用也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黑箱”问题，使得银行在事前、事中、事后难以有效的风险溯源和管理，自动化审批亦可能带来责任真空引发道德风险。
银行业信息技术基础与金融科技应用正经历深刻变革，《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的出台标志着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发展已迈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纷纷依托强大的信息技术基础，深化金融数据应用，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国际博弈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信息科技的信创要求不断强化。然而，受限于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信息科技资源收紧，部分中小银行仍面临挑战，亟需提升信息科技基础设施支撑水平，加快金融科技的部署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