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判决以后，感觉到其判决理由中似乎缺少了点什么。苦思冥想后，鄙人终于想明白，是少了“情”字。从该案判决书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法院是对被告人于欢从轻处罚了。
从轻的理由有二：一是，“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二是，“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诉自己罪行”。然而依笔者看来，光有这些理由是不够的。这些理由并不是对于欢从轻处罚的最为关键的理由。最为的关键理由应该是该行为“情有可原”、“其情可悯”，而这样的理由却被省略了，因此我说，该判决缺少了“情”字。
这里的“情”就是“人情”，“人性”、“天性”的意思。当母亲受到侮辱，儿子起来保护母亲实属人的本能、天性。中国有句俗语“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因为中华文化是亲伦文化，因此在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具有特殊的内涵。在中国的语境下，骂人最狠的，莫过于“辱其先人”，更更狠的莫过于在语言中模拟“骂人者与被骂者女性先人的性故事”。这些侮辱人的手法，让被害人杜志浩等全都用尽了。
据目击者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期间还伴随着各种的侮辱性的行为：“在他们娘俩面前，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骂一骂也就算了，这厮还不止于此。中国的语言技巧中，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有些事是“能说不能做的”。杜某人不但说了而且还做了。关于涉及人家先人性方面内容的侮辱，他不但口头模拟，而且还上升到行动模拟：“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据目击者描述，开始于欢母子俩被吓的是“瑟瑟发抖”，后来“于欢被按倒一边咬牙切齿，几近崩溃”，再后来“从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显然，于欢是被这样的行为激怒了，才有了后来的持刀伤害举动。刀只是临时抓到的一把水果刀，显然是临时起意，基于义愤伤人。
用老百姓的话讲，杜志浩举动是“作死”，于欢的反应的是“常情”。当母亲受到侮辱，尤其是受到与性有关的侮辱，无论是保护母亲还是复仇都是正常的反应，具有“情有可原”的成分。换言之，母亲受到这样的侮辱，还不起来反抗，还叫爷们吗？母亲养你这样的儿子有何用？这该是本案中于欢应被从轻处罚的最有力的理由。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法官也是普通中国人，难道他会想不到这一点？之所以不愿意用这样的理由，是因为一旦用了这样的理由，就不能处以无期徒刑这样的重罚了。也就说，这样的理由是和无期徒刑是无法对应的，这个理由对于目前这个量刑过重的处罚结果将是颠覆性的。说得更透彻些，如果使用了这样的理由，又如何解释无期徒刑这样的判决结果呢！
中华文化是亲伦文化，强调亲情伦理，至亲至爱。古人云：“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中国人对“人”定义，也更多是基于“人性”、“人伦”的角度。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圆颅方趾直立行走且无羽毛的动物”就是“人”，也无法真正理解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建立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础上的“人的本质”这样的定义，它更强调讲人情，懂人伦，有人味，通人性的才是“人”。而这人伦、人情、人味、人性的“人”中首要要素就是“孝”。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中国的“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的核心，是一个个同心圆中的原点。
抛开后世赋予“孝”意识形态的成分，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人类朴素的情感。因此本案中于欢的举动更容易受到民众的理解和同情，更容易被认定为是“基于义愤而杀人”，而杜志浩的行为更容易被理解成咎由自取。因为他挑战了中国人伦和情理的底线。
中国古代司法讲究情、理、法的交融，可谓“法不外人情”。西汉时期有“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一案，董仲舒给了“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理由，认为甲不是要杀父亲，而是要救父亲，所以不应该认为是犯罪，这里的“怵怅之心”就是“情”的表现。该案与当下的“辱母杀人案”大同小异。民国时期的烈女施剑翘手刃杀父仇人孙传芳，后来在民意的压力下被轻判，至今她还是道德上楷模，是被人尊敬的对象，也是基于这样“情”。
刺杀孙传芳的民国烈女施剑翘
不要以为，“孝”只是个人的私事。中国传统文化“孝”是和“忠”连在一起的，就如同“家”是和“国”连在一起的一样。正如《论语》中所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国家是一个放大的家庭，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拟制血缘的关系，所以中国语境下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爱父、孝母一般的情感。这也正是中国人民在历来反抗外来侵略的动力之源。即父母受到了侮辱，儿女应该为他做主。
正因如此，方志敏才在《可爱的中国》中写下了这样的词句：“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
正因如此，抗战期间腿部负伤在香港住院的张灵甫将军没等伤好就执意出院，冒着被截肢的危险重返战场。因为他想得是，母亲在前方受欺凌，儿女岂有躲在后面的道理，所以他说的是，“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真正理解当年背负“精忠报国”理念的岳飞所写下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词句真实涵义，“靖康之耻”就是如同母亲被辱一样的耻辱，所以激励着他致死也要收复中原。
正如王岐山同志所说的：“‘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
一个人不懂得爱亲人，如何懂得爱别人？一个人自私到连自己父母都不爱，还能指望他爱别人的父母吗？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对“家”没有爱的人，如何对“国”有爱呢？一个从小处就不爱家的人，大了以后能指望他爱国吗？
话题又回到本案中，本案中的被害人杜志浩是何许人也？据报道，人称“杜三”，常年不在家，给村民的印象是，因琐事就可以“揍他舅舅”。这样的主儿，不懂伦理，自然也就没有王法，在家是逆子，在国能是顺民吗？所以他做出令人发指的举动不足为奇。他的不义和不齿正应该成为于欢“情有可原”的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诚然，复兴中华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是我们当代每个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复兴中华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应该落实的到行动中，落实到具体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司法实践中。
既然亲伦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既然“孝”至今仍然是多数中国人所禀承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规范，何不将其有机地融入到司法实践中？虽然在当下法律和道德适当分离的法治社会中，不必将其作为定罪的标准，但完全可以将其列为量刑的重要参考对象。（点击查看李拥军教授：“孝”的法治难题及其理论破解）
如慎到所言：“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司法是解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活动，因此它们都不应该偏离基本的人情、民情和常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法理、法意的一部分。在本案中于欢的行为显然是合伦理但不合法律的行为。对这样的行为，即使定罪，也应该从轻处罚，遗憾的是，我们在聊城法院的判决中没有见到这样的理由，自然于欢也未因此而被轻判。
孔夫子的家乡在山东。这是山东人常引以为豪的。饱受“忠孝礼义”民风教化的聊城法官，对该案却缺少伦理标准的考量和省思，实在让人遗憾！山东也是水浒英雄的家乡，且其中的故事多发生在鲁西，今天的聊城所辖的阳谷县就是当年武松打虎故事的发生地。水浒的故事一直激励人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相信，与水浒英雄同乡的法官们，一定也深谙此道。因为反抗不义而实施暴力，或许“罪不可恕”，但的确会“情有可原”。我想，法官们也不会不知，为什么没有在判决中体现出来，或许与他们哪些政法口的同僚们——涉案的警察的心态一样，是不愿，还是不敢？
聊城阳谷武松打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