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18784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4%。财政赤字高达2.81万亿！比去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2.18万亿元的预算赤字目标还超出了6000多亿。
6000多亿元是什么概念？房价疯涨的北京去年财政收入才首次突破5000亿，青海地方财政收入仅仅252亿！巨额财政赤字如此之高，令公众难以置信，在房价飕飕上涨的大背景下，人们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加上经济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巨额财政赤字去哪儿了？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关切。
去年巨额财政支出中，依然是庞大的公共建设支出、公共维稳支出唱主角，民生支出依然只是配角。轰轰烈烈的反腐也没有改变民生艰难的现状，老百姓没有从住房、出行、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中直接感受到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好处，只是感受到越来越重的生存压力。
国家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一点一点拿出来的，国家富了，说明税收重了，人民或许更穷了。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应该为国家富有而欢呼，只应该为人民的富有而欢呼。因为取之于民的税收只用于少数人挥霍乃至被各种豆腐渣工程所吞噬，当国民纳税比例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少得可怜，人们除了愤怒只能仰天长叹！
无论是大规模举债还是巨额财政赤字，其负担都将转嫁到全民头上，这就使得税收高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陷入高收税滥收费的深渊之中。去年政府债务付息支出高达4991亿元，增长幅度高达40.6%！这意味着近些年政府大规模举债，最终却要全民来买单，让老百姓为大规模举债付出代价。
庞大的财政开支无疑是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中国企业赋税之重超乎想象，而企业又要将这种负担转嫁到打工者身上，本应属于打工者的工资便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渠道被财政税收拿走了，中国消费品含税之高税种之多也是有目共睹，民众负担越来越重。
财政供养人数越来越多，自然也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无序失衡，权力之手更要伸向社会，导致寻租自肥泛滥。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
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投资中，过去十多年，至少有20万亿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到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境内外的私囊之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观察灰色收入，王小鲁前几年的报告披露：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2013年9月，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茹，根据一项覆盖很广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初步推算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分析发现灰色收入正向中高收入阶层蔓延，说明腐败对于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中国社会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严重问题。
这种趋势说明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的收入在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口袋，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而往往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其他类型寻租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统计结果也说明中国的灰色收入（腐败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之大，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学者估计甚至超过GDP的20%以上。灰色收入（腐败收入）比重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本身不公平不透明，还有一个原因是税务部门监管征收失常，对巨额灰色收入（腐败收入）放任不管，而对工薪阶层却分毫不让，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所得税法已成为真正的工资税和薪金税，税负痛苦指数是越来越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富人的所得税、遗产税几乎占到税收总额的半壁江山甚至更高，中国却是空白。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严重的阶层断裂和贫富悬殊，所有的游戏规则被利益集团所把持，一旦利益利团主导公共政策、控制经济资源配置，权贵资本就会大行其道，公众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护。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矛盾困难很多，但再困难也不会比1935年的美国困难。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接手千疮百孔的“危机国家”，他在艰难岁月里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强调经济越困难越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因此被后人所铭记。
罗斯福认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精髓的竞争，既能产生胜利者，也会产生失败者。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对失败者提供保护，失败者将会起来摧毁美国繁荣的经济体系。
罗斯福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走出危机的首选路径，美国政府以此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安全网，“必须牢记，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稳定性”。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包括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涌入美国，其中包括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美国因此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思想界领导者，为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每年把数万亿财政资金投入各项基础设施是荒唐的，财政资金理应向民生倾斜，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取决于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如果只是让政府无度挥霍，让极少数人暴富并把财富转移到境外，绝大多数人长期维持温饱抑或处境艰难，中国社会或将危机四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