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保还是该废？

围绕《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目前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认为这个条约应尽快废除，以确保我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主动权，避免遭朝鲜挟持。另一派则以制衡美国为由，坚决反对废除该条约。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因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先天具有丛林法则属性。无视这个事实的宋襄公式国家，必将付出惨重代价。但是，如果所有国家都彻底依循丛林规则行事，就会趋向克劳塞维茨所担忧的无限战争，人类社会就变成了野兽社会。

如何在这两点之间找到平衡，就成了考验所有国家外交智慧的试金石。条约的出现，和春秋时代的会盟一样，其实就是要适度中和一下丛林法则。但是，如果中和过度，就会自缚手脚，付出惨重代价。

所以，古往今来，最高明的国家既不是勇于废约的国家，也不是僵化保约的国家，而是善于解约的国家。

所谓解约，就是解释条约。

虽然所有条约都字斟句酌，尽量不留漏洞，有时候还要搞几个语言的版本。但是，太阳之下没有完美之物。人不是神，所以只要是人搞出来的东西都有缺陷。关键是谁更善于利用这种不完美性，进行符合自身需求的解释。

日本在甲午战争初期的行动，就是巧妙解约的胜利。

1885年4月18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中国清政府与日本在天津就朝鲜问题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朝鲜撤兵条约》）。

1885年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在天津就朝鲜问题会商。

该条约规定，两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且日后“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都要在派兵前“行文知照”对方。

之所以有这个规定，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奉行“不打第一枪”（切不可衅自我开）的外交政策。所以认定打第一枪的肯定是日本，有了这个出兵前互相通知的规定，日军再想搞突然袭击就困难了。

然而，日方的解释重心却不在“通知”，而在“出兵”——只要发出通知，就可以出兵。只要一方出兵，另一方也可出兵。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叛乱，局面迅速失控，朝鲜小朝廷被迫向宗主国求救，希望清军能代为镇压。对此，日本一面做出乐于旁观的假象，一面秘密进行军事集结。小规模的清军刚一出动，日方就通告清政府，日本将依照天津条约，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出动大部队抢占仁川、釜山、元山等战略要点，后发先至，一举奠定有利的开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