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不是“老朋友”，亲过“老朋友”

文 | 雷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领导人和官员褒称长期对华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正式用语，如何使用，有一定之规。刘柠兄近日发表的《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明确说：“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这个称谓不是个人随意定义的，至少，他的文章是遵循这种定义的而不是个人定义。

他进一步说：老朋友“具体指1949年以后，生活在海外（且主要是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或外籍华人，他们拥护中共政权，基本认同大陆的发展成就，并承认‘一个中国’”。“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陆的海外华人，基本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将“外籍华人”包括进来，不确。在这个“正式用语”中，基本不包括外籍华人。

对外籍华人，都是称为“X籍华裔”或“X籍华人”。不称“老朋友”，是认为他们比“老朋友”更亲，是“亲人”。例如，美籍华人李振翩医生，年轻时在湖南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在毛泽东介绍下参加了“新民学会”，一同参与“驱张运动”，并且为杨开慧接生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1973年，他应邀“回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和夫人。

197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有关通稿写道：“我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美籍中国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十余天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新华社消息：“美籍中国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离广州前往美国。”说他“前往美国”而不说他“回国”或“返回美国”，骨子里认为他是“中国人”。不知道“美籍中国医生”如何英译，应该是Chinese doctor，如果据此回译，应是“美籍华裔医生”或“美籍华人医生”，其实更贴切一些。

1984年11月中旬，李振翩在美国病逝。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亲自打电话表示哀悼，驻美大使章文晋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不愧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全美华人的杰出代表，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比“老朋友”亲得多。

相反，早早来华、在战争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外国人，如马海德、沙博理等，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已经是中国公民，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但仍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刘柠兄提到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在文革中中美开始接触后，在中国突然大名鼎鼎。诚如刘柠兄所言：“少时读《参考消息》，‘赵浩生’的名字简直是碰鼻子碰眼，对中国人谈美国、日本，对外国人谈中国。”

▲ 赵浩生

1971年，以台湾地区留美学生和美籍学者为主体的著名的“保钓运动”发生，参与者的政治态度明确左转。此时正逢中美关系“破冰”，一大批在49年前离国前往美国、此时已入美国籍的华人专家、学者，终于踏上了睽违几十年的新中国。其中多数，此时都是对新中国向往的左派，至少是左倾，接待方也做足了“准备”。文革中来访的外宾、海外华人本就不多，这种“准备”，确让新来乍到者难以识破。

回到国籍所在国后，他们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赞美文章，其中赵浩生的系列文章是影响最大者之一。仍如刘柠兄所说：“赵作为那个时代能自由出入中国的屈指可数的海外华人之一，高度认同时代的主流价值，对中国的现状几乎是照单全收。”大量文章为“文革”辩护，甚至觉得“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

当时在《参考消息》上与赵同样大名鼎鼎，如果不是更有名的话，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历史学界早已功成名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参考消息》也大量转登他的文章、演讲，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香港左派杂志发表的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热烈赞扬“文革”，经《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名动四方。

▲ 何炳棣

何是学者，他的文章不如新闻记者赵浩生的文章生动，却很学术。这篇文章洋洋二万余言，纵的方面从中国商周时期一直论述到文革，横的方面从亚当·斯密、边沁、当时中国人知之无几甚至根本不知道的托克维尔、罗尔斯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几个方面论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文革”的伟大：

“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参考消息》，1974年3月11－15日。）

几十年后二人都写了回忆录。对于“那个年代”自己的文字，有不同的处理，读来甚是有趣。

赵浩生在《八十年来家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依然以记者的笔法，谈了一些生动的细节。他说自己在“文革”中的写作、发表，还受到过“四人帮”的干扰。1973年他第一次回国之后（恕笔者在此重复，赵用的是“回国”，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哪怕是“老朋友”，依然有些见外），写了系列歌颂新中国、歌颂“文革”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在香港一家左派刊物发表，绝大多数被国内《参考消息》转载。

当时，他就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但在经过香港前往北京时，那家刊物负责人突然告诉他，其中有一篇“大陆有人不喜欢”，要求他集结时去掉这一篇。但这位刊物负责人又不告诉他是哪一篇，只说到北京后，有人会告诉他是哪一篇，煞是神秘。

到北京后，住进北京饭店不久，果然有个不肯报姓名的陌生人给他打电话，约定晚饭后来见他。此人准时来到房间，大概四十多岁，依然不报姓名，只是要求他出书时禁《吴作人、李可染谈齐白石》这篇采访。赵甚是好奇，问为什么，并请教来者尊姓大名、工作单位等，来者均笑而不答，悄然而去。赵“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是什么把戏”，不知这篇文章犯了什么大忌，问在北京的一些熟人朋友，大家都呑呑吐吐，到了儿在北京也没有打听清楚究竟为什么。

最后还是回到美国纽约，见到了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交往多年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才明白原因何在。她告诉赵浩生，江青在中国发动了“批黑画家”运动，吴作人被罢免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一职，悬挂在国内各大楼堂馆所和驻外使馆的李可染的画全部被摘掉，原因就在跟他谈了齐白石，齐早为江青所批斗，而吴、李在回答他的问题时竟为齐翻案，江青就把此二人列为清算对象。当然，他当时写的赞美“文革”的文章，对此绝口不提。

1978年夏，赵在粉碎“四人帮”近两年后第一次“回国”。他说“‘四人帮’的倒台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我们在国外的感觉也是一样。在这种形势下，我想趁此次回国的机会做一些在‘四人帮’时期难以做到的事”，其中之一是采访当年受到“四人帮”迫害而今仍然健在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要求立即得到有关方面批准，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出面在北海仿膳请他吃饭，作陪的有夏衍、曹禺、臧克家、吴作人、李可染、萧淑芳、赵丹、张瑞芳……赵浩生大发感叹：“据说他们都是刚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劫后余生，还能复出活动，真乃文艺界之福，国家之福”。

此后他常常“回国”，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介绍外国情况，引进外资等等。他以记者的细腻，细致入微地较了“文革”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

对自己当年歌颂“文革”，他未著一字。或许，他是以这种“今昔对比”的方式告诉人们自己当年文字多有虚假？

对自己当年那些文字的态度，何炳棣先生的处理非常干脆。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他满怀深情地写了多篇怀念清华师友的文章，悲痛地写到了其中许多人在“文革”中遭受种种磨难，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但他没有说明，这些故人遭遇他是“文革”中写歌颂“文革”文章时就知道，还是“文革”结束后才得知。

不过，历史终须面对。许多年后，有朋友劝何炳棣先生在文集中重印当年那篇名满天下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回答说：“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数十年来，何先生研究横跨诸多领域，也因此打了许多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的争论甚至断续十几年，他从来都是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自信甚至自负，颇有些聛睨一切的气慨。唯独此文，他坦率地表示“愿意把它忘掉”，承认自己“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表明了他对自己当年那些文字的态度。

“少小离家老大回”。董鼎山回国虽然比赵浩生晚了五年，但应该说，能在八十年代之前回到大陆的海外华人，基本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董也不例外。

▲ 董鼎山

可是，董出国前只是一介在孤岛困守小资生活的普通知识分子，与1949年后大陆的权力层几乎没有任何接点，何况还有胞弟董乐山的问题。因此，董既是“老朋友”，也有被忌惮、被警惕的一面。而这一面，从他刚踏上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便戏剧性地凸现出来，“在广州，我首次发现中国面孔反被自己同胞歧视的现象，没有金发碧眼的妻子在场，我一定会吃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期望住进一家较为舒适的宾馆，但被中旅人员送到隔壁的华侨旅馆（因我毕竟是“华侨”），房间内陈设简陋，女儿碧雅的床是一架临时搭起的行军床。碧雅提出抗议，于是行军床成了爸爸的睡床。吃晚饭时，我们前往隔壁的外宾餐厅，一位老同胞见到蓓琪（董鼎山的瑞典裔夫人——笔者注），用手指点着左边的外宾餐厅，而我是“华侨一家”，必须前往隔壁华人就餐的地方。

本文题图为李振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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