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熊存瑞
（Victor Cunrui Xiong）
著，毛蕾、黄维玮译《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厦门大学出版社）的结论部分，原题为《炀帝：个人与皇帝》，已获授权。
不管隋朝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外交力量如何重要，炀帝凭借其个性和权威，在构建隋帝国后半程的历程中（直到他亲手将其摧毁之前），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些历史背景下，炀帝的经历和作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任何想对炀帝的功过进行评论的尝试，都很难摆脱历史上众多对炀帝评判的影响。其中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其谥号，“炀帝”或“炀皇帝”。谥号就是皇室成员或者著名人士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所给予的具有概括性的、简赅的称号。炀帝的谥号是他死后不久，在618年九月由隋的继任唐朝所择定的。
根据«谥法»，“炀”字的含义包括：（1）好内远礼，（2）去礼远众，（3）逆天虐民。
尽管“炀”作为贬义的谥号用词早已存在，但很少用于帝王。事实上，在隋炀帝之前唯一获得这一谥号的帝王是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他因为缺乏能力、荒疏朝政、放纵享乐而导致了亡国。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叔宝谥号恰恰是由隋炀帝所选定的。
唐朝将“炀”这一谥号同样送给隋炀帝，不仅表达了对炀帝的谴责，同时也为炀帝在传统史学和民间文学中的负面形象定下了基调。②
从现存文献可以看出，这一负面评论来源于在隋末唐初普遍反隋情绪下广泛传播的对隋炀帝的公开责难。早在613年，当时离隋炀帝去世还有五年，杨玄感公开抨击炀帝，这是对炀帝最早的责难之一。③当宇文化及和他的同党于618年三月擒拿隋炀帝时，他们当面历数了炀帝作为皇帝所犯下的十大罪状。④当时最具影响的批评则来自于«隋书·炀帝本纪»。该书在炀帝死后不久的唐太宗时完成，由一批唐朝学者编撰，由唐太宗的心腹魏征主持编修。其文如下：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⑤
隋末唐初文献将隋炀帝描绘成一个享乐至上的花花公子、挥金如土的败家子、残酷的统治者、冷血的杀人犯、冲动鲁莽的侵略者，他听不进逆耳忠言，喜欢阿谀奉承，总而言之，是集统治者种种恶劣秉性于一身的暴君。毫无疑问，这些评判导致了传统史家笔下对隋炀帝众口一词的负面印象，而这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⑥
尽管我们无法全然忽视这些评论，而且这些评论中或多或少与事实相符，但应该注意这些笼统的谴责背后有谴责者不加掩饰的真实动机。杨玄感希望说服隋朝官员与他一起反隋，宇文化及及其同党企图为弑君寻找理由，魏征则是为王朝更替提供道德上的合理性。显而易见，这些带有私心的苛责也降低了其本身的可信度。
鉴于传统史家长期以来对隋炀帝的偏见，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在严谨的史料基础上，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对隋炀帝作为个人和帝王，重新进行整体上的评估，聚焦于那些关键性的因素：那些对其个人生涯和执政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独立的或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因素。
首先，与那些典型的末代昏君不同，炀帝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最杰出的是其在诗赋上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后世的学者即使鄙夷其人品，但也普遍认同。
至少在登基以前，炀帝是颇有能力的行政长官
，若干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尽管有朝臣辅佐，但他作为皇子坐镇并州的年月风平浪静；平定南方时，他作为名义统帅，虽无领兵之实，却也成功地发挥了其行政职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平陈后坐镇江南的最高长官，他起到了表率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炀帝坐镇江南的表现促使文帝做出以他取代其兄杨勇任太子的决定。
同他所最为敬佩的两个历史英雄人物秦始皇和汉武帝一样，隋炀帝同样具有深谋远虑。
他修建的战略性工程毫无疑问证明了其远见卓识和敏锐的战略意识（其为进攻高丽所做的全面战争准备亦足以说明这一点）。隋炀帝营建的东都洛阳，作为东部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隋朝留给唐朝最宝贵的遗产之一。炀帝主持开凿的大运河则以洛阳为交通枢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关中、北方、南方紧密连接在一起。洛阳和大运河都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便利。长城的功用虽然值得怀疑，但它确实构成一道阻挡草原民族侵扰的人工屏障。炀帝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无论好坏，使隋朝的疆域达到其最大限度。⑦
炀帝是一个精力旺盛且富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无论过去还是当今，研究者都严重低估了炀帝的改革措施。造成这一学术上忽略的原因之一，是其前任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在其光环之下，炀帝的改革显得黯然失色。除此之外，因为炀帝声名狼藉，后世帝王极力想撇清其与炀帝的关联，不愿意将所承袭的改革归功于炀帝。无论如何，
炀帝通过改革显著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削弱了地方行政和军队的权力。他恢复了被文帝压制的儒家教育系统，并使之兴盛起来，达到文帝治下未曾有过的规模。
在炀帝时期推出的进士考试，成为唐代科举考试中最受尊崇的科目。炀帝大幅修订了文帝朝严苛的法律制度，新修订了法典，旨在减轻刑罚，为臣民所称道。
图：隋朝大运河
然而，虽然炀帝有一些成就，但他亦有不少错误、
丑闻和恶习，其执政时期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他继承皇位的过程因涉嫌宫廷阴谋遭到怀疑。为了达到继位的目的，他不惜牵扯进谋害垂死父皇的罪行，尽管某些学者试图为他开脱罪责。这一悲剧事件的根源在于由皇帝指定继承人的皇权世袭制度的内在缺陷。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使皇帝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子嗣中挑选道德品质良好、政治能力出众的最佳人选，而一旦发现他无法胜任，即可将其废黜。皇位继承人的权位能带来期望和前途，是所有皇子们最向往的目标。但对于皇位继承人来说也有不利之处：在通常情况下，其废立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
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制度根本不存在退出机制。皇位继承人即便自己愿意，也不能重新恢复普通皇子的生活。他或者顺利继承皇位，或者屈辱被废。为了避免被废黜的命运，炀帝想尽一切办法秘密控制了皇帝的侍卫禁兵。当文帝突然决定要废黜炀帝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对最高权力地位的渴求，炀帝迅速做出反应。中国历史上篡位成功者通常会除掉在位或已废黜的皇帝，但炀帝的情况有所不同。受害者文帝既是合法的统治者又是其生身父亲，就这一点而言，炀帝的行为是极端的大逆不道，是对孝道根本原则的公然违背。篡位的嫌疑削弱了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引发叛乱。尽管对叛乱的迅速镇压有利于巩固炀帝手中的皇权，但怀疑的种子也已经播下。
与弑君丑闻密切相关的是性丑闻，它在夺取皇位之前已露端倪，在夺位之后继续发酵。当垂死的文帝得知炀帝冒犯宠妃宣华夫人陈氏时，他登时勃然大怒，当即下令要废除炀帝的太子之位，这也是导致炀帝弑君的首要原因。文帝死后不久，炀帝便不计后果地与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行乱伦之事。由于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蔑视，炀帝长期以来被视为色迷心窍、纵情肆欲之人，备受世人诟病。⑧
比纵情肆欲更有损炀帝声名的，是他对朝中大臣批评意见的粗暴处理。当炀帝的统治正显而易见地走向灾难时，朝中有人试图规劝新君改变他挥金如土、大兴土木的政策，亦有人私下发表批评意见。但是，炀帝声称“我性不喜人谏”⑨，一意孤行，堵塞了进谏之路，官员们为之噤声。
炀帝因苏威不合时宜的谏言就将其罢黜，虽然他在文、炀二朝都是重要决策者。而其他胆敢对炀帝提出批评的高官则被处死。对议论朝政者的打压，使炀帝能为所欲为地实施统治。但这种局面也蒙蔽了炀帝的双目，使其无法看到自己的过失和过分行为，最终危及统治本身。
良好的沟通技巧是贤明君主如汉高祖和唐太宗得以成功的必备因素，这种技巧的缺失也使炀帝的朝政进一步恶化。炀帝闭目塞听，杜绝了理性的声音，也推翻了他自己协助修订的较为宽松的法律体系。当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时，他实行严刑峻法，以迫使百姓就范。
严刑峻法本身或许不会导致隋朝统治的崩溃，但它预示着社会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
显然，隋朝的经济状况在炀帝执政的最后几年迅速坍塌，但这恶果是逐渐累积而成的。当炀帝从父亲手中接管隋帝国时，全国的经济状况颇佳。由于炀帝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挥霍浪费，隋帝国的经济基础不断受到侵蚀。为了让那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工程项目准时完工，炀帝加重了税收负担，还滥用劳役。除了洛阳和大运河这类超级国家工程以外，炀帝还修建了数量众多的、遍布华北江南的、奢华的离宫。他经常耗资巨万，经水路、陆路巡游各地，让已濒于崩溃的经济雪上加霜。最终，文帝苦心构建的经济体系在炀帝暴政的重压下彻底崩塌。
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失误使经济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由裴矩设计的牵制和安抚突厥的策略，尽管起初颇有成效，最终却疏远了隋与东突厥的关系。随着始毕可汗的反目，隋朝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其彪悍的骑兵本可以用来震慑包括高丽在内的其他北方政权。没承想，炀帝甚至在北方边境的雁门遭到始毕可汗的突袭，险些被俘。之后他由于吝于奖赏、出尔反尔，得罪了那些冒死保卫雁门的官兵们。这不仅动摇了他们的忠心，还埋下了叛乱和兵变的祸根。
尽管突厥在隋朝的对外政策中占据突出地位，炀帝却将他绝大多数的注意力放在对高丽的征服和彻底同化上，这也反过来加剧了国内形势的紧张。
早在611年，炀帝正在为攻打高丽做着准备，堪称隋粮仓的华北平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并随之发生大饥荒。劳动力缺乏和粮食歉收已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而持续不断的征兵和征役，更将之推向崩溃的边缘。于是，在洪涝灾区爆发了赤贫民众组织的暴动。此后在三次攻打高丽的战役中，莽撞的炀帝将主力部队投入陌生的地形环境中进行战斗，丝毫不为惨痛的伤亡所动。三次战役都未能攻破高丽的抵抗，无法令其臣服。
图：隋朝版图
每一次战役的失败都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次高丽战役中隋军的溃败，最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隋军在萨水遭遇了机动灵活且有备而来的高丽军的袭击，伤亡惨重，而炀帝拒绝将指挥权下放到前线隋军将领手中；第二次高丽战役的失败是因为国内爆发了高官杨玄感的叛乱；在第三次高丽战役中，隋军起初取得了若干胜利，但最终可能因士兵的大量逃亡而撤军。三次远征的失败也有着共同的原因：由于洪涝灾害而受损的经济，因战争而进一步恶化；仓促征召、缺乏训练的士兵；缺乏协调的战术；未能发挥作用的国际同盟。而最关键的原因，则是尽管隋炀帝天资聪颖，但并不具备率兵进行大规模战役的统帅才能。
三次战役的失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与无休止的大兴土木、挥霍浪费所造成的经济萧条相互作用，导致无数的民众流离失所，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因忍无可忍而投靠叛军的人数与日俱增，千疮百孔的隋帝国更加脆弱不堪。
对于危及政权根基最严重的危机——百姓的暴动，炀帝信息滞后，且反应迟钝。这体现了炀帝心中对各类问题重视程度不一。对他而言，
像杨谅、杨玄感这样的皇室成员或高级官僚发动的叛乱会危及皇权，需要不遗余力将其镇压。但是，对于因民怨沸腾而引发的底层暴动，炀帝并没有太放在眼里。
对民众暴动破坏力的严重低估而产生的决策失误，加上自身应变能力缺乏，使整个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暴动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时，炀帝既未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亦未采取任何措施从根源上改善社会民生，以根除暴动的根源。
与军事失策同样致命的是炀帝对不同地域战略重要性的错误判断。
对他而言，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优先考虑的中心地区。其次是文化发达的江南，炀帝亦对之情有独钟。以大兴城为中心的关中，排在这三大重要区域的最后一位。这种重要性的排序在炀帝执政初期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当时原本负隅顽抗的东部已被完全纳入炀帝的控制范围之中，而与江南地区的有效交通也在不断完善。这种区域顺序的安排在辽东战役时，仍具有战略意义。然而，隋朝末年当暴动已席卷全国时，炀帝唯一的选择应是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关中。关中易守难攻，资源丰富，毗邻中原。而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还是江南都不是残存隋军养精蓄锐、重整旗鼓的理想地区⑩。
即便如此，炀帝仍拒绝承认关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任何试图说服他起驾西行的人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由于炀帝一意孤行地反对，当被迫放弃以洛阳为中心的东部时，他做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将其统治中心转移到江南，从而丧失了挽救颓势的最后一次机会。
最终，伴随着炀帝的诸多错误和失误，隋帝国迅速走向瓦解。社会经济、军事、政治结构的解体导致帝国的彻底崩溃。无论帝国在制度、建筑、工程建设诸方面有多少可引以为荣的成就，无论统治者多么才智超群、眼界非凡，都无法拯救帝国的命运。
炀帝被弑时，李渊——一位有权势的隋朝高官同时也是隋末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已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显然他对关中的战略意义了然于胸。在迫使傀儡皇帝隋恭帝（617~618年在位）禅让之后，李渊于618年五月于长安（大兴城）的太极殿登基，宣告唐朝（618—907）的建立⑪。这个建立在隋炀帝以及其前任文帝所留下的遗产的基础上，以关中为核心的新王朝逐渐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帝国。
图：扬州发现的“隋炀帝陵”
①«资治通鉴»卷180，第5615页。拓跋先祖中亦有谥号为“炀帝”者，但其执政期早于北魏建国。见«魏书»卷1，第10页。
②«旧唐书»卷1，第8页；«资治通鉴»卷186，第5815页；«资治通鉴»卷180，第5615页。关于对炀帝的陈规老套式的评价，见Wright，1975，第158－187页。炀帝的孙子杨侗，曾定炀帝谥号为“明”。他的短命政权包括此谥号都没有被史家所接受。见«隋书»卷59，第1438页。
③«隋书»卷35，第1617页；«北史»卷41，第1518页。
④«资治通鉴»卷185，第5781页。
⑤«隋书»卷4，第95－96页；Wechsler，1974，第117页。“四维”指“礼、义、廉、耻”。这个概念最早被认为是出自管子。见«史记»卷62，第2132－2133页正文及注5。“五虐”指上古时期五种酷刑，据说由传说时代的三苗族首领发明。见«尚书正义»卷19，第135ｃ页，正文及注。炀帝时期的朔方郡位于陕西北部的靖边县等地和内蒙古乌审旗，治岩绿（今陕西白城子东北）。见谭其骧，1982—1987，卷5，第7－8页。
⑥例如，韩国磐，1957，第92－93页；王仲荦，1988—1990，第91页。
⑦杨侗在一篇诏书中高度评价了炀帝领土扩张的成就：“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这很可能是当时通行的看法。见«隋书»卷59，第1439页。
⑧袁刚注意到文献中记载炀帝仅有五个儿女，故认为炀帝荒淫无度的名声名不副实。见袁刚，2001，第441页。但应指出，炀帝在争得王储之前，“后庭有子，皆不育之”。想必他还有一些生而不养的儿女。见«隋书»卷4，第94页；卷45，第1231页。
⑨«资治通鉴»卷182，第5684页。
⑩
对陈寅恪（1982，第50－51页）而言，“关中本位制”的成功实施正反映关中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⑪«资治通鉴»卷185，第5791页；«旧唐书»卷1，第6页；«新唐书»卷1，第6页。关于李渊的起兵，见布目潮渢，1968d，第101－149页；王仲荦，1988—1990，第116－120页。
作者简介
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博士，美国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历史系中国中古史教授。《史通》英文译者，著作有 《隋唐长安》《隋炀帝》《中国中古历史辞典》《古代洛阳》等。
《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简介
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讨论其所生活的时代。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了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