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16:27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3月26日12:50

山东公安发布消息称，省公安厅派出工作组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核查。

3月26日11:15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政务发布厅发布消息称，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3月26日10：43

山东高法通报辱母杀人案情况：已受理当事人上诉。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创办人苏银霞向地产商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此后，遭到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杜志浩等11人暴力催债。

据之前媒体报道和一审判决书，2016年4月14日，在经过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长达一个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晚，接到工人报警后，当地民警赶到案发地了解情况，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后随即离开。警察走后，情绪激动的于欢拿起桌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于欢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在对方未使用工具且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目前，于欢已经提起上诉。

人民日报昨夜发表评论：

《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当地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这并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尽管本案二审尚未启动，但是，舆论的争议却显示出法律条文所不能涵盖的更深层意思。无疑，此事切入了一个关于法律与伦理的命题。

虽然涉及一些具体细节的争议，比如，警察在离开接待室后，是准备离开还是仅仅外出调查，但最主要的争议，还是集中在于欢是否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上。尤其是，于欢由于母亲和自己被侵害而产生强烈情绪的情况下，是否犯下了故意伤害罪。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考虑更多的或许是，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